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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明白《老子》初始本是老子精思密虑的毕生著作（详见第一章），进而明白《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结构为老子自定（详见第二章），才有可能探索《老子》初始本的逻辑结构和义理层次。假如误以为《老子》是老子出关之时应关尹之请的即兴书写，就会像旧老学那样把《老子》视为即兴书写的格言集锦，就不可能把《老子》视为体大思精的哲学体系，也就既不可能探索《老子》初始本的源代码，也不可能探索《老子》初始本的严密逻辑结构和缜密义理层次。
《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重要标志是：下经《道经》大量重复上经《德经》的句子。由于西汉晚期刘向重编的《老子》传世本颠倒了《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亦即颠倒了老子自定的《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结构，于是作为《老子》上下经结构之重要标志的重复句子，也被颠倒为：“下经”《德经》大量重复“上经”《道经》的句子。
《老子》传世本的汉后注家完全无法解释，“下经”《德经》为什么大量重复“上经”《道经》的句子和名相。因为他们全都盲信《史记·老子列传》之误书，坚信《老子》是老子出关之时应关尹之请而即兴书写的格言集锦，不可能想到这些重复句子是《老子》上下经结构之重要标志。所以大多数注家认定：“下经”《德经》大量重复“上经”《道经》的句子，没有特殊意义，仅是耄耋老人即兴书写的啰唆。极少数注家断定，“下经”《德经》大量重复“上经”《道经》的句子，是历代抄本的错简重出，于是轻率删去“下经”《德经》的重复句子，进一步破坏了老子自定的上下经结构，进一步强化了《老子》是即兴书写的格言集锦这一错觉。其实《老子》初始本是下经《道经》大量重复上经《德经》的句子，即使真有错简重出，也应该删去下经《道经》的重复句子，而非删去上经《德经》的重复句子。
老子自定的上下经结构，决定了《老子》上下经的所有重复，都是作为上下经结构之重要标志的必要重复，也是解密《老子》上下经结构的关键入口。
老子自定的《老子》上下经结构，包括两大方面。首先是上下经的内涵结构：上经《德经》“贵德”，论述“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下经《道经》“尊道”，论述“主之以太一”的“天道”。其次是上下经的形式结构：上经《德经》为“经”，下经《道经》为“经说”；下经证上经，天道证人道。
老子自定《老子》上下经结构的证据，见于《道生德畜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爵而恒自然。
“尊道而贵德”，正是老子自定的《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结构：
上经《德经》“贵德”，因此以“德”名篇，首句言“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经《道经》“尊道”，因此以“道”名篇，首句言“道”：“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假如不了解道家的“道不可知论”，按照一般理解，既然老子自定的《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结构是“尊道贵德”，那么上经应该是“尊道”的《道经》，下经应该是“贵德”的《德经》，为什么《老子》初始本的上下经结构却反过来？
因为《老子》之《执今之道章》明言“道”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得：“视之不见，名之曰微；听之不闻，名之曰希；搏之不得，名之曰夷。”由于“道”不可见、不可闻、不可得，所以只能信仰“道”之存在而“尊”之。由于“德”得之于“道”而可见、可闻、可得，所以必须因循“德”之本性而“贵”之。
哲学家建构哲学体系，只能以本人拥有的确切知识为逻辑起点，不能以本人不拥有的知识盲点为逻辑起点。正因“道”不可知，“德”得之于“道”而可知，所以上经《德经》先论可知之“德”而“贵”之，下经《道经》再论不可知之“道”而“尊”之。因为“道”生万物，分施万物以“德”，所以“德”是“道”的种子，“尊道”者必先“贵德”。每物所得之“德”，低于“道”，不能等同于“道”，所以上经《德经》首句即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任何“有德”者，绝对不会自居“有道”；任何自居“有道”者，绝对不会“有德”。所以上经《德经》次句即言：“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综上所言，老子自定的《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结构，立基于道家根本思想“道不可知论”：上经《德经》“贵德”，即“贵”可知、可得、可道之“德”；下经《道经》“尊道”，即“尊”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之“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老子》传世本，颠倒了老子自定的《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结构，违背了道家根本思想“道不可知论”。
老子自定的《老子》上下经结构，源于夏商周“三易”的上下经结构。而夏商周“三易”的上下经结构，源于伏羲太极图的上下半年圭影图，亦即“阴阳两仪”，俗称太极阳鱼、太极阴鱼。
伏羲六十四卦合成的伏羲太极图，是记录“太一成岁”的全年圭影图，分为上半年三十二卦合成的太极阳鱼，下半年三十二卦合成的太极阴鱼。所以夏代《连山》、商代《归藏》全都分为上下经：上经三十二卦记录冬至以后的上半年圭影变化，内圈从复至夬三十卦180爻计180日，外圈春分泰卦、夏至乾卦各计1日，合为上半年六个月182日；下经三十二卦记录夏至以后的下半年圭影变化，内圈从姤至剥三十卦180爻计180日，外圈秋分否卦计1日，冬至坤卦上下卦各计1日，合为下半年六个月183日。六十四卦合计全年365日。每逢四年闰一日，夏至乾卦上下卦各计1日，六十四卦合计全年366日（详见拙著《伏羲之道》）。所以《尚书·尧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太阴历）闰月定（太阳历）四时成岁。”
周文王“演易”重排卦序，所以《周易》的人文卜筮卦序，异于夏代《连山》、商代《归藏》的天文象数卦序，但是仍然分为上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卦、坤卦，终于坎卦、离卦，言“天道”；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卦、恒卦，终于既济、未济，言效法“天道”的“人道”。所以《周易·序卦》如此阐释《周易》上下经之卦序：“（上经）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下经）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系辞上》如此概括《周易》上下经之宗旨：“（上经）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下经）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表面上，《周易》上经言“天道”，下经言效法“天道”的“人道”，植根于“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继承了夏商政治传统“礼必本于太一”。实际上，夏代《连山》、商代《归藏》采用了“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天文象数卦序，揭示了“浑天说”范畴的太阳系规律“太极象数”；周文王“演易”而重排的《周易》卦序，却是违背“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之天文象数卦序的人文卜筮卦序。所以《周易》上经三十卦根据人文卜筮卦序阐释的“天道”，不是真天道，而是经过“人文”改造的伪“天道”。《周易》下经三十四卦阐释的“人道”，也是效法伪“天道”的伪“人道”。
因为周文王“演易”重排卦序的依据，不是上古伏羲至夏代《连山》、商代《归藏》采用的真天文理论“浑天说”，而是对“浑天说”予以“人文”改造的伪天文理论“盖天说”。周文王把《周髀算经》的伪天文理论“盖天说”之“天圆地方”，作为其“演易”重排卦序的起点，先推演出《周易》上经三十卦的人文卜筮卦序，阐明“天圆地方”推演出的“天尊地卑”之伪“天道”，再推演出《周易》下经三十四卦的人文卜筮卦序，阐明效法“天圆地方—天尊地卑”之伪“人道”：夫尊妇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随后周武王灭商，周公根据《周髀算经》之伪天文理论“盖天说”，《周易》上经之伪“天道”，《周易》下经之效法伪“天道”的伪“人道”，建构了“周礼”体系。
此即“商周之变”的实质：“商周之变”前是根据“人文效法天文，人道效法天道”的顺道理念，实行“以人合天，顺天应人”的“泰道”政治；“商周之变”后是以“人文效法天文，人道效法天道”
的顺道名义，实行“以天合人，逆天治人”的“否术”政治。
老子身处“周礼”体系全面崩坏的春秋晚期，认为《周易》所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尽管符合夏商政治传统“人文效法天文，人道效法天道”，但是人文必须效法真天文，人道必须效法真天道。《周髀算经》鼓吹的天文，是“盖天说”的伪天文“天圆地方”；《周易》上经鼓吹的天道，是立基于伪天文“天圆地方”的伪天道“天尊地卑”，《周易》下经鼓吹的人道，是立基于伪天道“天尊地卑”的伪人道“君尊臣卑”。所以老子撰著了全反《周易》上下经结构的《老子》，“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汉书·艺文志》），首章《上德不德章》开宗明义痛斥周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褒扬夏商政治传统“人文效法天文，人道效法天道”，“以人合天，顺天应人”，抨击“周礼”体系“伪人文效法伪天文，伪人道效法伪天道”，“以天合人，逆天治人”。
《左传》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记载，郑国大夫游吉（子大叔）晋见赵简子，赵简子问“礼”，游吉援引已死五年的“先大夫”郑相子产（约前580—前522）之言。子产论述了植根于《周髀算经》之“盖天说”、植根于《周易》之上下经结构的“周礼”宗旨：“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
即言周文王根据《周髀算经》的“盖天说”，推演出《周易》上经的“天之经，地之义”，再推演出《周易》下经的“民之行”；然后周公再推演出“周礼”，认定其“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
子产约长老子十岁，二人是同时代人，均为孔子之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郑，子产。”周景王二年（前543），子产约三十八岁，担任郑相，老子时年二十八岁，仕周。周景王九年（前536），郑相子产公布刑鼎，天下哗然，老子时年三十五岁，仕周。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郑相子产约五十九岁死，老子时年四十九岁，仕周。周敬王三年（前517），即王子朝、周敬王争位第四年，游吉晋见赵简子，援引已死五年的“先大夫”子产之言，老子时年五十四岁，仕周。明年，即周敬王四年（前516），王子朝携籍奔楚，老子时年五十五岁，辞官居宋。
游吉晋见赵简子援引的子产之言，传颂天下，老子必闻，这是触发老子撰著《老子》的直接动机。本书第一章已言：《老子》成书于老子在周为官至居宋初期，老子六十岁之前。现在可以进一步精确为：游吉援引子产之言之年（前517），老子五十四岁，是《老子》动笔之年。叔向引用、评论《老子》（前511）的前一年（前512），老子五十九岁，是《老子》最迟完成之年。因此老子撰著《老子》的时间窗口，仅有六年（前517—前512）。此前四年（前521），即子产死后一年，孔子自鲁至周向老子问“礼之本”，也是《老子》动笔的重要触媒。此后一年（前511），叔向引用、评论《老子》。
《老子》宗旨，正是针对子产之言“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
，并与《周髀算经》、《周易》、“周礼”针锋相对。
《周髀算经》根据伪天文理论“盖天说”，判定“天地之性”是“天圆地方”；《周易》上经三十卦，根据“盖天说”之伪“天道”，判定“天地之性”是“天尊地卑”；《周易》下经三十四卦，推演出仿效伪“天道”的伪“人道”，认为“协于天地之性”的“民之行”，必须“君尊臣卑”，“是以长久”。
《老子》根据真天文理论“浑天说”，判定“天地之性”是“天地皆圆”；《老子》初始本之下经《道经》三十三章，对应北斗七星之斗柄三星，根据“浑天说”之真“天道”，判定“天地之性”是“天柔地刚”；《老子》初始本之上经《德经》四十四章，对应北斗七星之斗勺四星，推演出仿效真“天道”的真“人道”，认为“协于天地之性”的“民之行”，必须“君柔臣刚”，“可以长久”。
正因《周易》植根于伪天文理论“盖天说”，《老子》植根于真天文理论“浑天说”，所以两者判定的“天之经，地之义”截然相反，两者推演出“协于天地之性”的“民之行”也截然相反，所以《老子》反复申言“可以长久”，全都针对郑相子产之言“是以长久”，亦即针对植根于“盖天说”的《周髀算经》、《周易》、“周礼”之“天圆地方—天尊地卑—君尊臣卑”：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也。（治人事天章）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名身孰亲章）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乎？故能成其私。（谷神不死章）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守静知常章）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希言自然章）
因此老子自定的《老子》上下经之结构、宗旨、依据，与《周易》上下经之结构、宗旨、依据，完全相反——
《周易》上经言植根于“盖天说”的伪天道“天尊地卑”，下经言植根于“盖天说”的伪人道“君尊臣卑”。
《老子》上经言植根于“浑天说”的真人道“君柔臣刚”，下经言植根于“浑天说”的真天道“天柔地刚”。
除此之外，《老子》又以“道生一”为第一基石，辨明“浑天说”范畴的“太一常道”仅是宇宙局部的太阳系规律，并非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因此侯王即使掌握了“太一常道”，也不能自居尽知“无极恒道”，必须自知无知而顺道无为。所以《老子》上经《德经》根据“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阐明“君柔臣刚”的真“人道”，主张“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下经《道经》根据“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阐明“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不是绝对知识，所以“太一常道”只能支持侯王顺道无为，不能支持侯王悖道有为、任意妄作。侯王必须时刻牢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亦即时刻牢记“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
综上所言，老子自定的《老子》上下经之结构、宗旨、依据，与《周易》上下经之结构、宗旨、依据全部相反，是老子有意为之的结果。因为老子“见周之衰”，所以“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追溯“周礼”崩坏之根源，将崩坏归因于《周易》上经植根于伪天文理论“盖天说”的伪“天道”，归因于《周易》下经植根于伪天文理论“盖天说”的伪“人道”。所以《老子》以真天文理论“浑天说”之真“天道”，抨击伪天文理论“盖天说”之伪“天道”；以顶级天文理论“宣夜说”之“无极恒道”，超越性否定了次级天文理论“浑天说”之“太一常道”的绝对权威，所以“礼必本于太一”的侯王不具有绝对权威。
至此可明，老子自定的《老子》上下经之结构、宗旨、依据，是对《周易》上下经之结构、宗旨、依据的彻底否定。然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老子》传世本，颠倒了老子自定的《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结构，导致了《老子》传世本之上下经与《周易》之上下经完全同构：《周易》之上经、《老子》传世本之上经均言“天道”，《周易》下经、《老子》传世本之下经均言“人道”。《老子》传世本的汉后注家，进而“以易解老”：根据《周易》上经之伪“天道”，把《老子》传世本上经《道经》之真“天道”，反注为伪老学之伪“天道”；根据《周易》下经之伪“人道”，把《老子》传世本下经《德经》之真“人道”，反注为伪老学之伪“人道”。《老子》初始本之真义，遂被彻底遮蔽，彻底反转。
老子自定的《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结构：上经《德经》“贵德”，下经《道经》“尊道”。
老子后学之《太一生水》，庄子后学之《庄子·天下》，解密了《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结构：上经《德经》的宗旨是“礼必本于太一”，下经《道经》的宗旨是“主之以太一”（详见第二章）。
两者均言《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的内涵结构，所以用语虽异，内涵一致：上经《德经》“贵德”，即贵“礼必本于太一”的“人道”；下经《道经》“尊道”，即尊“主之以太一”的“天道”。
综合两者，即为《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的内涵结构：“人道/天道”结构。今举三例证之。
例一，下经《道经》之《天地不仁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第一层，下经《道经》提供“天道”论据：“天地不仁。”
第二层，论证上经《德经》的“人道”命题：侯王必须效法天道而“圣人不仁”，即圣君不以仁义礼治国。
例二，下经《道经》之《希言自然章》——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第一层，下经《道经》提供“天道”论据：“天地”有为，“尚不能久”。
第二层，论证上经《德经》的“人道”命题：侯王假如有为，必不能久。
例三，下经《道经》之《天道左右章》——
道泛兮，其可左右。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
爱利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
万物归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
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大。
第一层，下经《道经》提供“天道”论据：天道自“小”，而后成“大”。
第二层，论证上经《德经》的“人道”命题：侯王必须效法天道，自“小”而后成“大”。
所以《老子》初始本自定的上下经结构“尊道贵德”，仅是内涵结构：“人道/天道”结构。
“人道/天道”内涵结构的功能是：上经《德经》提出“人道”命题，下经《道经》提供“天道”论证。下经《道经》证毕上经《德经》一切命题，于是完成《老子》初始本的哲学体系：人文效法天文，人道效法天道；以人合天，顺天应人。
抽去《老子》初始本上下经“人道/天道”内涵结构之内涵，即为《老子》初始本上下经之“经/经说”形式结构。
由于《老子》初始本的上经《德经》提出命题，下经《道经》提供论证，所以上经《德经》是“经”，下经《道经》是“经说”。今以《执今之道章》为例：
视之不见，名之曰微；听之不闻，名之曰希；搏之不得，名之曰夷。（论证“道”不可知）
三者不可至计，故混而为一。（论证“一”可知）
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概括“道”不皦故不可知，“一”不昧故可知）
寻寻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论证“道”不皦故不可知）
无物之象，是谓芴芒。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论证“一”不昧故可知）
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论证《德经》“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此章论证了《老子》第一基石“道生一”，《老子》第一命题“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老子》第一教诲“知不知”，义理分为六层——
第一层：“视之不见，名之曰微；听之不闻，名之曰希；搏之不得，名之曰夷。”这是论证：“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道”，人类不可知、不可得。
第二层：“三者不可至计，故混而为一。”这是论证：“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道”，人类不可知而无法计算；“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一”（太一），人类可知且可以计算。
第三层：“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这是论证：高于“一”（太一）的“道”，对人类“不皦”不明，所以不可知而无法计算。低于“道”的“一”（太一），对人类“不昧”不暗，所以可知且可以计算。
第四层：“寻寻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这是论证：高于“一”（太一）的“道”，为什么对人类“不皦”不明。因为它是“无状之状”。
第五层：“无物之象，是谓芴芒。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这是论证：低于“道”的“一”（太一），为什么对人类“不昧”不暗。因为上古伏羲族发明了使“不皦”的“无状之状”，变成“不昧”的“无物之象”的特殊方法，即圭表测影：把太阳之“芒”，转化为圭影之“芴”；记录于伏羲六十四卦，合成为“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而“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揭示的天道规律，无首无尾而永恒循环。
第六层：“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这是论证：“一”虽低于“道”，但是可知、可得，所以只可能“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不可能“侯王得道以为天下正”、“圣人执道以为天下牧”。
“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即《曲则全章》所言“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所以圣君把“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作为治国牧民之正道。
“以知古始”，即根据“其下不昧”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一”（太一），推知并信仰“其上不皦”的宇宙总体规律“道”之遍在永在。
“是谓道纪”，即把可知、可得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一”（太一），视为不可知、不可得的宇宙总体规律“道”之纲纪。因此人类“唯道是从，以顺众父”的唯一通途，就是遵循“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之”的“泰道”，彻底认知对宇宙总体规律“道”的永恒无知，无限顺从已经认知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一”（太一）。
老子自定的《老子》上下经结构“尊道贵德”，包含“人道/天道”内涵结构和“经/经说”形式结构。对于《老子》初始本而言，“人道/天道”内涵结构与“经/经说”形式结构是不可分割、浑然一体的统一结构。
由于老子是道家祖师，所以战国时期的道家后学全盘继承了《老子》上下经的“人道/天道”内涵结构和“经/经说”形式结构。由于老子是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人，《老子》是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书，所以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把《老子》上下经的“人道/天道”内涵结构和“经/经说”形式结构作为思维范式。由于诸子百家的思想内涵颇有差异，论证诸子百家把《老子》上下经的“人道/天道”内涵结构作为思维范式，繁琐难明，本文略之。论证诸子百家把《老子》上下经的“经/经说”形式结构作为思维范式，简单易明，今举二例。
例一，《墨子》仿效《老子》上下经的“经/经说”结构。
《墨子》的《墨经》六篇，两篇一组，分为三组：第一组两篇是《经上》、《经说上》，第二组两篇是《经下》、《经说下》，第三组两篇是《大取》、《小取》。第一组、第二组之所以分为两篇，正是仿效《老子》上下经的“经/经说”结构。第三组《大取》、《小取》则是墨家的名学总论，没有仿效《老子》上下经的“经/经说”结构。
故，所得而后成也。（《墨子·经上》第四十，第1条）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第1条）
止，类以行人，说在同。（《墨子·经下》第四十一，第1条）
止，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墨子·经说下》第四十三，第1条）
《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的作者，非常明白《老子》上下经是“经/经说”结构，故予全盘仿效。
《老子》上经《德经》，是提出“人道”命题的“经”，不提供“天道”论证；下经《道经》，是提供“天道”论证的“经说”。所以下经《道经》必须重复上经《德经》之“人道”命题，作为“经”与“经说”的逻辑勾连标志，从而完成论证。
《墨子》之《经上》、《经下》，是提出形式命题的“经”，不提供逻辑论证；《经说上》、《经说下》，是提供逻辑论证的“经说”。所以《经说上》、《经说下》必须重复《经上》、《经下》之形式命题，作为“经”与“经说”的逻辑勾连标志，从而完成论证。
《墨子》之“经”和“经说”，分别位于不同篇章，假如“经说”不重复“经”之命题，“经说”与“经”就缺少逻辑勾连标志，任何人都无法读懂“经”和“经说”。假如《墨子》的注家不明白《墨子》的“经/经说”结构，既不可能读懂《墨子》之“经”，也不可能读懂《墨子》之“经说”，进而殃及读者无法理解《墨子》真义。
《老子》之“经”和“经说”，分别位于上经《德经》和下经《道经》，假如下经《道经》不重复上经《德经》之命题，下经之“经说”与上经之“经”就缺少逻辑勾连标志，任何人都无法读懂上经《德经》和下经《道经》，也就读不懂《老子》全书的每章每句每字。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老子》传世本颠倒了《老子》初始本上下经的“经/经说”结构，甚至删去了《道经》重复《德经》的逻辑勾连标志，所以《老子》传世本的汉后注家既不可能读懂作为“经”的《德经》，也不可能读懂作为“经说”的《道经》，进而殃及读者无法理解《老子》的每章每句每字。
例二，《韩非子》仿效《老子》、《墨子》的“经/经说”结构。
韩非熟读《老子》初始本，非常明白《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是“经/经说”结构，所以《韩非子》之《解老》，先解上经《德经》，后解下经《道经》。韩非同样熟读《墨子》，也非常明白《墨子》全盘仿效了《老子》初始本首创的“经/经说”结构，所以《韩非子》之《内储说》、《外储说》，仿效了《老子》、《墨子》共有的“经/经说”结构。不过韩非已经认识到《老子》、《墨子》的“经”与“经说”位于不同篇章，对不了解“经/经说”结构的读者是阅读障碍和理解障碍，所以把“经”与“经说”放在同一篇，分为上下两部分——
经一：权借
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壅。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
说一：势重者，人主之渊也；臣者，势重之鱼也。鱼失于渊而不可复得也，人主失其势重于臣而不可复收也。古之人难正言，故托之于鱼（隐扣《老子》“鱼不可脱于渊”）。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拥主。故君先见所赏，则臣鬻之以为德；君先见所罚，则臣鬻之以为威。故（《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内储说下：六微》）
经六：挟智
挟智而问，则不智者至；深智一物，众隐皆变。其说在昭侯之握一爪也。
说六：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诚否。（《内储说上：七术》）
《内储说下：六微》，第一部分是提出“六微”命题的“经一”至“经六”，第二部分是论证“六微”命题的“说一”至“说六”。其“经一”和“说一”，不仅仿效《老子》初始本上下经的“经/经说”结构，而且把《老子》之言“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作为“经说”，以证韩非欲明之“经”：“权势不可以借人。”《内储说上：七术》，第一部分是提出“七术”命题的“经一”至“经七”，第二部分是论证“七术”命题的“说一”至“说七”。《外储说》之左上、左下，《外储说》之右上、右下，同样仿效了《老子》、《墨子》的“经/经说”结构。
《墨子》和《韩非子》的“经/经说”结构，都有明确的逻辑勾连标志，亦即结构标志。《孟子》和《庄子》的“经/经说”结构，则是没有结构标志的隐形结构：内篇相当于“经”，外篇相当于“经说”。
所以《老子》初始本首创的“经/经说”结构，是战国诸子百家普遍仿效的思维范式。
明白了《老子》初始本首创的“经/经说”结构是战国诸子百家普遍仿效的思维范式，就能理解《史记·老子列传》为什么不说“老子乃著书二篇”，而说“老子乃著书上下篇”。因为在西汉晚期《老子》传世本颠倒上下经、破坏《老子》初始本的“经/经说”结构之前，士人读的都是上下经尚未颠倒、“经/经说”结构尚未破坏的《老子》初始本，全都明白《老子》“上下篇”是“经/经说”结构。
综上所言，《老子》初始本首创的“经/经说”结构，是战国诸子百家普遍仿效的思维范式，也是战国诸子到西汉中期司马迁的士人常识。然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老子》传世本颠倒了《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于是《老子》初始本首创、战国诸子普遍仿效的“经/经说”结构沉入了历史忘川，未能成为汉后中国的文化常识，读懂《老子》遂成不可能之事。
轴心时代全球范围的哲学突破，对于实现哲学突破的每一民族，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思想体系的开天辟地式创举，所以每一民族的哲学突破第一人，都是思维范式的首创者，但其思维范式的形式化程度不太高，需要后继者发展完善，提高其思维范式的形式化程度。
比如希腊哲学突破第一人苏格拉底，其所首创的希腊“辩证法”，形式化程度不太高。到了弟子柏拉图的《对话录》，希腊“辩证法”的形式化程度大为提高。到了柏拉图两位弟子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希腊“辩证法”的形式化程度更加纯粹，希腊逻辑体系大成。
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人老子，其所首创的“经/经说”结构，形式化程度也不太高；但是已经成为《庄子》、《孟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普遍仿效的思维范式。经过《墨子》之《墨经》六篇的发展，“经/经说”结构的形式化程度大为提高，开启了墨家异宗“名家”。到了名家两大巨子惠施的《惠子》和公孙龙的《公孙龙子》，形式化程度更加纯粹，中国名学体系趋于大成。可惜秦汉时期的历史改道，导致《惠子》全部亡佚，《公孙龙子》亡佚大半，趋于大成的中国名学体系中途夭折。老子作为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人，《老子》作为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书，其对中国名学体系的启动之功也沉入了历史忘川，仅仅留下了后人莫名其妙的所谓“格言”：“名可名，非常名。”
古今中外的一切“经/经说”结构，都是“经”比“经说”重要。
《老子》上经《德经》是提出命题的“经”，重要性高于《老子》下经《道经》论证命题的“经说”。《墨子》之《经上》、《经下》是提出命题的“经”，重要性高于《经说上》、《经说下》论证命题的“经说”。《韩非子》之《内储说》、《外储说》第一部分是提出命题的“经一”、“经二”，重要性高于第二部分论证命题的“说一”、“说二”。《孟子》内篇、《庄子》内篇是提出命题的“经”，重要性高于《孟子》外篇、《庄子》外篇演绎命题的“经说”。
提出命题是人类思想的根本，论证命题是人类思想的辅助。论证固然可使命题更具说服力，但是论证从属于命题，依附于命题，服务于命题。比如费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仅仅提出命题，未能提供论证，但其命题仍然意义重大，吸引后人持续论证并完成论证。假如费马不提出命题，哥德巴赫不提出猜想，后人的论证就无从谈起。假如必须在提出命题的“经”和提供论证的“经说”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取舍，宁可没有论证，不能没有命题；宁可没有《经说上》、《经说下》，不能没有《经上》、《经下》；宁可没有《内储说》、《外储说》之“说一”、“说二”，不能没有《内储说》、《外储说》之“经一”、“经二”；宁可没有《孟子》外篇、《庄子》外篇，不能没有《孟子》内篇、《庄子》内篇；宁可没有《老子》下经《道经》，不能没有《老子》上经《德经》。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老子》传世本颠倒了《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导致汉后两千年误以为《道经》比《德经》重要，实为买椟还珠。这样的买椟还珠，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常态。郭象注《庄子》，《庄子》属于“经”，郭象注属于违背经义的反“经说”，却有盲从“政治正确”者认为郭象比庄子伟大。王弼注《老子》，《老子》属于“经”，王弼注属于违背经义的反“经说”，却有盲从“政治正确”者认为王弼比老子伟大。在权力主宰一切的时代，迎合权力的伪学，必然遮蔽并替代不迎合权力的真学。
老子自定的《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结构：上经《德经》“贵德”，下经《道经》“尊道”。上经《德经》提出“人道”命题，下经《道经》为上经《德经》之“人道”命题提供“天道”论证。“人道”是道术，属“德”，“德”为“道”施，万物皆有，是由“德”进“道”的可靠逻辑起点，所以《德经》必须是上经。“天道”是道体，属“道”，“道”难尽知，不是建构哲学体系的可靠逻辑起点，所以《道经》只能是下经。
按照《老子》上下经的“人道/天道”内涵结构和“经/经说”形式结构，上经《德经》是提出“人道”命题的“经”，下经《道经》是提供“天道”论证的“经说”。所以《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具有宏观而严密的逻辑结构和微观而缜密的义理层次：上经《德经》提出《老子》“君人南面之术”的六大命题，下经《道经》论证《老子》“君人南面之术”的六大命题。
老子自定的《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结构，上经《德经》“贵德”。所“贵”之“德”，即效法“浑天说”范畴之“太一”天道的“人道”，专指“君人南面之术”。
上经《德经》的宗旨是“礼必本于太一”，教诲天下侯王“人道效法天道”，遵循“浑天说”范畴的“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所以上经《德经》开宗明义曰：“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由于“浑天说”范畴的“一”（太一常道）可知、可得、可道，是建构哲学体系的可靠起点，所以《老子》初始本以《德经》为上经，以《上德不德章》为全书首章。《上德不德章》首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即“上德”之人彻悟“宣夜说”范畴的“道”（无极恒道）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所以“上德”侯王遵循“浑天说”范畴的“一”即“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治国。
按照《老子》上下经的“人道/天道”内涵结构和“经/经说”形式结构，上经《德经》是提出“人道”命题的“经”，所以上经《德经》提出了《老子》六大命题——
《老子》第一基石“道生一”，阐明天道两大层级，即“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所以上经《道生一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第一命题“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阐明侯王“人道”只能效法人类可知、可得、“可道”的“太一常道”，不能效法人类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的“无极恒道”。所以上经《侯王得一章》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老子》第一宗旨“扬泰抑否”，阐明侯王必须效法春气“生”物的“泰道”，不能奉行秋气“杀”物的“否术”。所以上经《道生一章》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以正治国章》又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老子》第一教义“人道效法天道”（礼必本于太一），阐明人道“末度”效法天道“本数”。所以上经《治人事天章》曰：“治人事天莫若啬。”上经《善为士者章》又曰：“是谓用人，是谓配天。”上经《信言不美章》又曰：“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
《老子》第一教诲“知不知”，阐明人类只能略知“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无法尽知“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侯王必须时刻铭记人类不知“无极恒道”，不可自居尽知天道，不可自居全知全能，不可悖道“有为”，不可任意“妄作”。所以上经首章《上德不德章》开宗明义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经《古之为道章》又曰：“以知治国，国之贼也；不以知治国，国之德也。”上经《知不知章》又曰：“知不知，上矣。不知不知，病矣。”
《老子》第一政纲“无为无不为”，阐明侯王顺道“无为”，民众循德“无不为”。所以上经《为学日益章》曰：“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上经《以正治国章》又曰：“我（圣君自称）无为而民自为。”
老子自定的《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结构，下经《道经》“尊道”。所“尊”之“道”，分别是“宣夜说”、“浑天说”两大天文层级的不同“天道”，亦即“道生一”之“道”和“道生一”之“一”。
下经《道经》的宗旨是“主之以太一”，论证上经《德经》为何主张“礼必本于太一”，而非主张“礼必本于道”；论证上经《德经》为何教诲天下侯王遵循“浑天说”的“太一常道”治国，而非遵循“宣夜说”的“无极恒道”治国。因为“浑天说”的“太一常道”可知、可得、可道，“宣夜说”的“无极恒道”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所以下经《道经》开宗明义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由于“宣夜说”范畴的“道”（无极恒道）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不是建构哲学体系的可靠起点，所以《老子》初始本以《道经》为下经，以《道可道章》为下经首章。《道可道章》首句“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即上经《德经》所言侯王治国的“人道”，仅仅效法可知、可得、可道的“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而非效法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
按照《老子》上下经的“人道/天道”内涵结构和“经/经说”形式结构，下经《道经》是提供“天道”论证的“经说”，所以下经《道经》论证了上经《德经》提出的《老子》六大命题——
首先论证上经《德经》提出的《老子》第一基石“道生一”：“一”是可知、可得、“可道”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道”是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所以下经首章《道可道章》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下经《知雄守雌章》又曰：“复归于无极。”
其次论证上经《德经》提出的《老子》第一命题“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侯王所“得”之“一”是可知、可得、“可道”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而非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所以下经《曲则全章》曰：“圣人执一以为天下牧。”下经《知雄守雌章》又曰：“为天下式，恒德不贷，复归于无极。”
其次论证上经《德经》提出的《老子》第一宗旨“扬泰抑否”，所以下经《抱一爱民章》曰：“天门启闭，能为雌乎？”下经《知雄守雌章》又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下经《人道大象章》又曰：“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下经《柔弱胜刚强章》又曰：“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
其次论证上经《德经》提出的《老子》第一教义“人道效法天道”（礼必本于太一），所以下经《天地不仁章》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下经《道法自然章》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次论证上经《德经》提出的《老子》第一教诲“知不知”，所以下经《抱一爱民章》曰：“爱民治国，能毋以知乎？”下经《太上不知章》又曰：“绝知弃辩，民利百倍。”《敬天畏人章》曰：“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下经《有状浑成章》又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最后论证上经《德经》提出的《老子》第一政纲“无为无不为”，所以下经末章《道恒无为章》曰：“道恒无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老子》传世本，颠倒了《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道可道章》成为全书首章，所以汉后注家浑然不知《道可道章》的“可道”二字，专指上经《德经》所言效法“浑天说”范畴之“太一常道”的“人道”；浑然不知《道可道章》的“恒道”二字，专指下经《道经》即将展开的“宣夜说”范畴的“无极恒道”。由于《老子》传世本以《道可道章》为全书首章，以“道可道，非常道”为阐释起点，所以汉后注家浑然不知《道可道章》的精确内涵。首章阐释既误，后文阐释皆误。全书阐释均反《老子》真义，《老子》遂被彻底降维。
《老子》初始本上经《德经》四十四章（1—44），专言效法“浑天说”范畴之“太一常道”的“人道”。按其义理层次，分为八大部分。
第一部分《德经》绪论六章（1—6），标举提炼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价值范式“道↘德↘仁↘义↘礼”和侯王四型“德↘仁↘义↘礼”；按照“去彼取此”范式，“取此”以“德”治国的无为圣君，“去彼”以“仁↘义↘礼”治国的有为俗君。标举《老子》第一基石“道生一”，标举《老子》第一命题“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标举《老子》第一宗旨“扬泰抑否”。
第二部分“侯王正道”十三章（7—19），标举《老子》第一政纲“无为无不为”，展开《老子》第一命题“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第三部分“泰否正奇”五章（20—24），标举《老子》第一教义“人道效法天道”（礼必本于太一），展开《老子》第一宗旨“扬泰抑否”，教诲天下侯王遵循春气“生”物的“泰道”，摒弃秋气“杀”物的“否术”。
第四部分“道主万物”五章（25—29），阐明侯王遵循“泰道”的天道依据。
第五部分“泰道三宝”四章（30—33），阐明侯王“成其大”的“泰道三宝”。
第六部分“知其不知”二章（34—35），教诲天下侯王“闻道”必须“行道”，标举《老子》第一教诲“知不知”。
第七部分“民不畏威”五章（36—40），教诲天下侯王奉行“否术”必定失败。
第八部分《德经》结论四章（41—44），小结《德经》义理，阐明《老子》第一教义“人道效法天道”（礼必本于太一）。
《老子》初始本下经《道经》三十三章（45—77），论证“宣夜说”范畴的宇宙总体规律“无极恒道”为何不可知、不可得、“不可道”，“浑天说”范畴的宇宙局部太阳系规律“太一常道”为何可知、可得、“可道”。按其义理层次，分为八大部分。
第一部分《道经》绪论四章（45—48），论证《老子》第一基石“道生一”，作为《道经》论证《德经》的基础。
第二部分“天地不仁”四章（49—52），按照提炼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老子》价值范式“道↘德↘仁↘义↘礼”，论证《德经》为何反对“仁↘义↘礼”。
第三部分“抱一贵德”四章（53—56），按照提炼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老子》价值范式“道↘德↘仁↘义↘礼”，论证《德经》为何主张“抱一贵德”。
第四部分“知常尊道”三章（57—59），按照提炼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老子》价值范式“道↘德↘仁↘义↘礼”，论证《德经》为何主张“知常尊道”。
第五部分“侯王四境”六章（60—65），按照提炼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老子》价值范式“道↘德↘仁↘义↘礼”，论证《德经》的侯王四型“德↘仁↘义↘礼”。
第六部分“道法自然”三章（66—68），按照提炼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的《老子》价值范式“道↘德↘仁↘义↘礼”，论证《德经》的《老子》第一教义“人道效法天道”（礼必本于太一）。
第七部分“知雄守雌”四章（69—72），按照提炼自“太一”历法图（伏羲太极图）正东的春分泰卦、正西的秋分否卦，论证夏商周政治制度“礼必本于太一”而“扬泰抑否”；论证“泰道”是“天下莫不知”的正道，“否术”是“天下莫不知”的奇术。
第八部分《道经》结论五章（73—77），书尾总结《老子》第一宗旨“扬泰抑否”和《老子》第一政纲“无为无不为”。
根据老子自定的《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结构，上经《德经》“贵德”，下经《道经》“尊道”，以及《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的“人道/天道”内涵结构和“经/经说”形式结构，全面理解《老子》初始本之《道经》证《德经》、下经证上经、天道证人道，就能透彻理解《老子》初始本的每章每句每字，充分认知老子作为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人、《老子》作为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书的开天辟地价值。
西汉晚期严遵（约前87—6）所著《老子指归》，上经《德经》、下经《道经》各有小序，后者已佚，前者幸存。其上经《德经》序，非常可贵地概括了《老子》初始本的逻辑结构和义理层次——
昔者老子之作《道德经》也，原本形气，以至神明。性命所始，情意所萌。进退感应，呼吸屈伸。参以天地，稽以阴阳。变化终始，人物所安。穷微极妙，以睹自然。演要伸类，著经二篇。叙天之意，见地之心。将以为国，养物生民。章有表里，不得易位。章成体备，若本与根。文辞相践，不可上下。广被道德，若龙与麟。增一字即成疣赘，损一文即成瘢疮。自大陈小为之上，纪道论德谓之经。
始焉“上德不德”，化由于道，而道不为之主，故授之以“昔之得一”。
昔之得一，动由反行，非有性莫之能闻，故授之以“上士”。
上士性高聪明，深远独闻，傲世轻物，唯道是荷，故授之以“道生一”。
道生一，至虚无名，禀受混冥，造化清浊，陶冶太和，故授之以“天下至柔”。
天下至柔，纤妙无形，贯坚穿远，无所不胜，故授之以“身有名货”。
身有名货则强大，强大则祸生，故授之以“大成”。
大成若虚，空无名货，万物类通，故授之以“天下有道”。
天下有道，在于人君，人君无欲，万物以存，故授之以“不出户”。
不出户，以知万民之性命，顺受乐安，故授之以“为学日益”。
为学日益，文生事起，伤神害民，故授之以“圣人无心”。
圣人无心，合民之神，慎民性命，归之素真，故授之以“出生入死”。
出生入死，动损精神，去无归有，不得长存，故授之以“道生之”。
道生之以虚无，无所不存，寂泊不动，无所不然，故授之以“天下有始”。
天下有始，无为是宗，以通万事，无所不明，故授之以“使我有知”。
使我有知，道修而行，恐失自然，祸及子孙，故授之以“善建”。
善建以德，与物相连，泽及后世，流末繁昌，故授之以“含德之士”。
含德之士，体道履神，比于赤子，若无见闻，故授之以“知者不言”。
知者不言，阴阳玄化，内以正身，身以及家，家以及人，故授之“以正治国”。
以正治国，无令而行，外方异俗，不制自宾，故授之以“方而不割”。
方而不割，万物以全，无所不克，天道大光，故授之以“治大国”。
治大国者不可大作大为，大作大为，大乱大动则亡，故授之以“大国”。
大国形便，天下愿之，静下见归，躁上多兵，故授之以“道物”。
道物之凿凿，得之者通，宝之者存，保之者玄，故授之以“为无为”。
为无为则运变无形，不见所治而万物滋生，故授之以“其安易持”。
未兆易谋，持以若愚，不见所事而百祸自亡，万福自来，故授之以“古之为道”。
古之为道，以愚万民，绝端灭绪，冥塞知门，故授之以“江海”。
江海不知，虚静处下，以至百谷，故授之以“天下谓我大似不肖”。
不肖之道，独合天心，兴师动众，无敌无胜，故授之以“用兵”。
用兵之理，因天应人，自本而起，不由我心，故授之以“吾言易知”。
吾言易知，无识无明，无言无务，使事自然，故授之以“知不知”。
知不知，去心去意，生而若死，存而若亡，废我巧态，以逐祸患，故授之以“民不畏威”。
民不畏威，轻禁易入，身陷于司，大命绝天，故授之以“勇于敢”。
勇于敢动其贼心，杀生失理，法废灭亡，故授之以“民不畏死”。
民不畏死，多欲不禁，适情顺意，以至困穷，故授之以“人之饥也”。
人之饥也，重税多赋，好征营营，坚强躁实，以伐其生，故授之以“人之生也”。
人之生也，柔弱畏敬，和淳纤微，聪明日益，其死也坚强，故授之以“天之道”。
天之道，损满益空，养柔顺弱，败坚破刚，故授之以“天下莫柔弱于水”。
柔弱于水，以至坚强，安微乐小，危以为宁，故授之以“小国”。
小国之君，形虚势弱，悬命于邻，故授之以“信者”。
信者万民之所助，而将相之所存，天地之所佑，而道德之所助也。
严遵毕生精研“易老庄”，同时以易解《老》、以易解《庄》，故其上经《德经》之小序，仿拟《周易·序卦》。《周易·序卦》以“故受之以（某卦之卦名）”句式，逐一论述了《周易》卦序的逻辑结构和义理层次。严遵的上经《德经》之小序，则以“故授之以（某章之首句）”句式，逐一论述了《德经》章序的逻辑结构和义理层次。
严遵认为，《老子》初始本“章有表里，不得易位。章成体备，若本与根。文辞相践，不可上下……增一字即成疣赘，损一文即成瘢疮。”亦即认为《老子》初始本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缜密的义理层次，所以《老子》初始本的章序“不得易位”，《老子》初始本的文序“不可上下”，《老子》初始本字字精确，不可增损改易。
严遵是《老子》初始本的最后注家，也是目前所见认为《老子》初始本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缜密义理层次的唯一注家。《老子》传世本颠倒《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以后，汉后注家再也不可能发现《老子》初始本的严密逻辑结构和缜密义理层次，更不可能发现《老子》初始本上下经的“人道/天道”内涵结构和“经/经说”形式结构。汉后注家坚信《老子》是老子出关之时即兴著书的格言集锦，不再认为《老子》的章序“不得易位”，《老子》的文序“不可上下”，于是对章序任意“易位”，对文序任意“上下”，对经文增损篡改，对经义臆测妄注。一旦发现自己的臆测不通，不会承认自己不懂《老子》真义，而是归咎于老子过关之时即兴著书留下了纰漏。一旦发现自己的妄注矛盾，不会承认自己不懂《老子》真义，仍然归咎于老子过关之时即兴著书留下了矛盾。
拙著《庄子奥义》曾说：“‘内七篇’之所以是中国哲学永难超越的智慧巅峰，中国文学永难超越的语言极品，植根于庄子创造的总体结构。创造结构是至高创造，理解结构是至高理解。”同样，老子之所以是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人，《老子》之所以是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书，植根于老子创造的《老子》初始本上下经之严密逻辑结构和缜密义理层次。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老子》传世本，颠倒了《老子》初始本之上下经，破坏了《老子》初始本的严密逻辑结构和缜密义理层次，导致了《老子》初始本的哲学体系彻底非逻辑化，彻底非体系化，彻底玻璃球化，彻底格言化，彻底警句化，彻底碎片化，彻底遮蔽了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人、中国哲学突破第一书的哲学突破意义。一个老头即兴书写的碎片式格言警句，即使每句都是金句，假如没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思维范式双重价值，也就没有任何哲学突破意义。
拙著《伏羲之道》已经通过解密伏羲六十四卦、伏羲太极图的逻辑结构和义理层次，把被反易学的伪易学严重降维的伪《易经》，复原其真经真义，复原其至高维度。拙著《庄子奥义》已经通过解密《庄子》的逻辑结构和义理层次，把被反庄学的伪庄学严重降维的伪《庄子》，复原其真经真义，复原其至高维度。拙著《老子奥义》则将通过解密《老子》初始本的逻辑结构和义理层次，把被反老学的伪老学严重降维的伪《老子》，复原其真经真义，复原其至高维度，厘清其上承伏羲之道、下启庄子之道的哲学突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