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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宗柴荣临死前，由于有“点检做天子”的谶谣小木板，就解除了当时任殿前都点检的姐夫张永德的兵权。思来想去，他最终安排赵匡胤担任殿前都点检。柴荣看重赵匡胤，就是因为他觉得赵匡胤非常值得信任，非常忠诚，非常能干。当时赵匡胤三十三岁，年富力强，这样一个大将肯定能够保质保量地辅佐自己七岁的儿子坐稳帝位。
赵匡胤当时虽然担任了中央禁军殿前军的都点检，但宫殿内的侍卫军系统并不归赵匡胤管，而是归时任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的大将韩通管。为了平衡权力，柴荣还宣布韩通拥有国内的调兵权，当时整个京城开封的军队只有韩通可以调动。所以，虽然赵匡胤是殿前军的一把手，但他手里没有调兵权。由此可见，周世宗这种安排看上去还是非常稳妥的，就是让地方势力、中央辅政大臣势力、禁卫军势力互相制约，最终形成三方辅政，以最大限度保持政权稳固。根据史书记载，韩通有个外号叫“韩瞠眼”。瞠眼就是瞪眼的意思，韩通一说话就瞪眼珠子，缺少谋略，性格刚烈，所以大伙叫他韩瞠眼。纵观整个陈桥兵变过程，文臣武将之中唯一被杀的人就是他。
人算不如天算，虽然周世宗柴荣考虑得已经非常周全了，但还是有他料想不到的地方。首先，禁卫军方面，有侍卫司，有殿前司，赵匡胤管殿前司，韩通管侍卫司。看似平衡权力，实际上殿前司的将领基本都属于赵家军，殿前司的一把手是赵匡胤，二把手慕容延钊是赵匡胤铁哥们儿，殿前司其他两个高级军官，石守信和王审琦，也是赵匡胤的铁哥们儿。韩通的侍卫司，虽然能够和殿前司互相制衡，但韩通只是二把手，侍卫司的一把手是柴荣的亲戚李重进，此时担任淮南节度使，本人不在京城。而且，侍卫司属下的不少高级军官和赵匡胤的关系都非常好，也都是很铁的哥们儿。反观韩通，他只会对同僚吹胡子瞪眼，情商很低，所以，朝廷禁卫军的事权，其实基本在赵匡胤手里。至于辅政大臣方面，范质等三个辅政大臣都是文官。五代时期，文官手里没有实际的军权，所以根本管不了军将。而柴荣老丈人符彦卿所代表的地方军队势力，根本控制不了中央禁军，无法和赵匡胤抗衡。
周世宗绞尽脑汁安排的三方辅政的格局，坚持了半年就完结了。陈桥兵变发生，赵匡胤一跃而成为新朝的皇帝。
如果看宋朝人当时的记述，似乎赵匡胤完全是天命有归。这位憨厚的胖子看上去非常无辜，喝醉了躺着大睡，结果醒来之后就被拥戴为皇帝了。仔细分析，我们还是能够找出陈桥兵变的几大疑点。
第一，陈桥兵变前的契丹和北汉军队入侵，是否确有其事。当时是大年初一，突然有情报说北汉和契丹要入侵，急得宰相范质和王溥马上派赵匡胤外出带兵迎敌。大年初二，赵匡胤副手副都点检慕容延钊就领军出发了。大年初三，赵匡胤本人也出发了。到了初四，在距离开封城四十里地的陈桥驿忽然发生兵变，赵匡胤本人就又回来了。赵匡胤也就是骑马出去转了一圈，把部队拉出去兜转了一下，回来就变成皇帝了。到了初五，年号改了，禅位仪式也办了，这一切快得让人恍如梦境。那么，契丹和北汉到底有没有在显德七年正月入侵呢？这个问题是关键，是一切后来结果的源头。如果当时没有北汉和契丹的入侵，后周的宰相范质等人不可能派赵匡胤领兵出去。如果他不领兵出城，也不会有陈桥兵变的发生。仔细查看《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历史典籍，都可以发现，当时根本就没有契丹和北汉军队入侵这回事儿！正是由于当时京城内外的军队调动权在韩通手里，只有出现外敌入侵，朝廷决定出兵，赵匡胤才有机会把军队带出城。一旦军队被带出城去，就归赵匡胤控制了。可见，所谓北汉和契丹的入侵，几乎可以断定是赵匡胤兄弟和他那些哥们儿想出的一招大棋。
第二，赵匡胤出城之后的喝醉酒问题，破绽百出。带兵出去打仗这么大的事情，赵匡胤竟然刚刚出城就喝个大醉，完全不合乎情理。与此同时，他手下那些将领们各个角色演得也很到位，安排仔细，毫无纰漏。
第三，黄袍和禅位诏书的及时出现，到了极度可疑的地步。赵匡胤大醉，第二天早晨刚一醒，他手下将士们就一拥而上拿出一件黄袍给他穿上，跪下来高呼万岁。黄袍代表皇权，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将士，敢在赵匡胤兄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先私下藏一件黄袍呢。当初，后周太祖郭威发动兵变的时候，都没有准备这么精细，只是随便找了一面黄旗在身上裹一下当作准黄袍来用。明朝有个叫岳正的文人写了一首诗，讽刺赵匡胤黄袍加身这件事：“仓卒陈桥事变时，都知不与恐难辞。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陈桥兵变发生之后，赵匡胤当天就返回了开封，他的手下马上集合文武大臣举行禅位大典，文武百官到达之后，忽然发现还缺一份以周恭帝柴宗训名义写的禅位诏书。周朝的翰林承旨陶穀忽然从自己袖筒里掏出来一份禅位诏书。如此及时，让人甚觉诡异。翰林承旨是专门给皇帝起草诏书的官。作为专业官员，陶穀写诏书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是怎么提前知道赵匡胤需要禅位诏书的呢？显然，事先已经有人安排他这样做了。禅位诏书不是普通诗词，可以马上写出来，这种诏书需要绞尽脑汁琢磨用词造句，非常难，肯定要准备好久才能写成，再让主人公或者主人公左右许可了才可以拿出来。当了皇帝之后，对及时拿出禅位诏书的陶穀，“太祖甚薄之”（《宋史》卷二百六十九《陶穀传》），好像赵匡胤对这个为自己精心安排禅位诏书的文人陶穀非常鄙视和轻蔑。其实，这是帝王权谋。赵匡胤为了让别人觉得自己厚道不知情，只能把陶穀说成是个不厚道的人精。
宋太祖赵匡胤
第四，为何只有侍卫司副都指挥使韩通及其家人被杀。韩通是周世宗临死前安排的唯一能够调动京城禁军的武将，在朝中知道城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韩通立刻从宫殿议事的地方出发，准备回自己家中招人来进行安排布置。根据史书记载，韩通刚回到家就被赵匡胤的亲信将领王彦升给杀掉了，王彦升还把他的妻子、儿女杀个干净。显然，韩通这个唯一有调兵权的将领，早就被紧紧盯住了，难怪只有他被杀掉！当然，根据历史记载，听说韩通及其一家人被杀，赵匡胤很恼火，斥责王彦升说：“先前都说了，这次回京不杀人，怎么你竟然把韩通给杀了？”赵匡胤急赤白脸地要处置王彦升。其实，这也是演戏，自己安排的人杀掉先前就认定必须杀掉的人，赵匡胤不可能处理王彦升。最终，假装踌躇半晌，赵匡胤咬咬牙，又说：“既然先前说过这次回京城不杀人，如果把你杀了，也就违背自己的诺言了，算了吧。”由此，他也没处置王彦升。赵匡胤为了表示自己的仁德，彰显忠臣，下令追赠死去的韩通为“中书令”。如此荣耀的高官封赠，其实对韩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本人和儿女们都被杀掉了，都成绝户了，封赠什么荣衔都没有用。这只不过是让赵匡胤树立了新朝高大上的形象而已。
从上面这些疑点可以推定，赵匡胤本人就是陈桥兵变的主谋和总策划。但在宋朝人自己的记述中，似乎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情，反而是他弟弟赵光义和谋士赵普两个人是主策划。
那么，赵匡胤为什么要把自己从军事政变中摘出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毫不知情的角色呢？其目的恐怕是在摆脱道德困境的同时，稳定自己建立的新朝。
赵匡胤作为后周的殿前都点检，作为前朝皇帝周世宗柴荣非常信任的人，竟然欺其孤儿寡母，篡取国权。对于这种恶名，历史肯定是有记忆的。前代的曹操，挟持汉献帝十几年，到死都不敢把汉朝给篡了，他就是不想也不敢担负篡国的恶名。这个道德困境，也是赵匡胤自己要面临的问题。所以，为了避免这个篡国的恶名，赵匡胤就找了手下一大帮人替自己背黑锅，搞得好像是这一大帮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富贵荣华逼赵匡胤当皇帝一样。而且，把陈桥兵变说成这样一个版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彰显他自己是天命所归，证明自己的宋朝政权有合法性。可见，历史确实是胜利者书写的。
无论如何，历史选择了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建立宋朝，赵匡胤终于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非常黑暗非常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而且，事实证明，赵宋一代的文化贡献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黑重彩的一笔。
从陈桥兵变整体过程来看，赵匡胤这出大戏的政治效益非常高。第一，收益极大。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一次改朝换代，并在随后不久结束了黑暗的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这样高效率的事情绝无仅有，很少死人，没有流血遍地，没有诛杀前朝宗室，没有耗费太多财力物力。第二，改朝换代的过程超短。正月初一得到消息有外敌入侵，正月初三赵匡胤领兵出征，正月初四黄袍加身回到京城开封，到了正月初五已经改元建国，几天内就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过程最短的国权转移。第三，陈桥兵变不是简单的以暴易暴，这为后来宋代政治走向文明化和理性化开了先河，除了杀了韩通一家，基本没死人，这就使得先前改朝换代充满血腥和杀戮的程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