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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大太监虽然有名，但祸国殃民的坏分子太监，几乎都出自宋徽宗一朝。
宋太祖开国初期，内宫只有五十几个宦者以供洒扫杂役，严令宦官中年后方可收养子为后代，下诏严禁官员私自蓄养阉人，民间有私阉孩童贩卖得利者，可处以死罪。
晚唐五代的宦官之祸，宋初之人仍记忆犹新。太监王继恩于宋太宗有拥立之功，但是太宗坚定地不予他宣徽使之官。宋真宗想以太监刘承规为节度使，大臣们也一片反对声音。仁宗、哲宗两朝太后听政，如果此类事发生于汉、唐，早已是大公公们耍威风的年代，但太后与太监一并受制于宋朝“祖宗严法”，又有群臣牵制，防微杜渐，确实没有出格的祸患。
对西夏战争中，虽一直有李宪等大公公掌兵当元帅，可败退致祸的原因基本与他们无关，这些人反而小心翼翼，还帮过不少小忙。主要原因在于太监们手中一直没有掌兵的实权，作为人主的皇帝，喜则用之，怒则退之，他们基本搅不出大祸端。
宋徽宗之前，北宋对宦者有完全区别于士大夫的阶官任命。景德年间，地位最高的宦官也不过是“从五品”，且与士大夫清流之官泾渭分明。可见，北宋的宦官之所以不能酿巨祸，与当时政治制度有深刻关联。《宋史》中的《宦者传》，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宦者评论是正面的，“淳谨”“公忠”等褒义词不少。
太监们也有自知之明，大臣彭孙拼命巴结宋神宗宠信的大公公李宪。一次为李公公洗脚，彭孙谄媚说：“太尉啊，您这脚丫子真香啊！”李宪又笑又恶心，一大脚踹在彭孙身上，骂道：“你这个小子，谄媚太过！”
童贯大公公封王拜相，确实也有平方腊、招西北的功劳，虽为祸不小，但也绝非北宋灭亡的终极原因。
到了宋徽宗时期，公公们的权力最盛，以梁师成、杨戬、李彦最有名。
梁师成，字守道，自称是苏轼的私生子。对此，无论是后世史书还是当时的宋人笔记一直含混支吾，估计有八九成是真。苏东坡名声一直很好，当时、后世之人都不忍心他“生”出这么一个坏种（何况梁师成是个太监），所以一直没人就此事“炒作”。据说，苏轼家里有个侍妾，离开苏家的时候已经怀孕，后来就生下了这个孩子。当时苏轼在流放辗转中，也未能顾及这个私生子。或许是真的继承了苏轼良好的基因，梁师成自幼聪明好学，起先在宫内隶属于太监贾详的书艺局工作。由于他善于揣摩圣意，察言观色，逐渐得到宋徽宗的赏识和信任。贾详死后，梁师成便管理睿思殿文字外库，负责出外传布上旨。由于梁师成性情慧黠，还懂得文章，在宦者里面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他一直负责撰写圣旨草稿什么的，这在宫内是很荣耀显赫的工作。政和年间，宋徽宗尤其宠幸他，并把他的名字划入进士名籍，光耀一时。他主持修建明堂，并因此得授节度使，最后得拜检校太傅、太尉（三公之位，梁公公竟也能得其二）。由于权大势大，梁师成干了不少假造圣旨、买官卖官的事情。
深知宋徽宗喜欢“符瑞之事”，梁师成奉迎谨慎，深得皇帝欢喜。这位公公很会用权，挑选善于模仿皇帝笔迹的书吏跟从左右，常常仿写任命诏令，与真诏令混杂在一起，外廷无人能辨。
大臣王黼就靠梁师成发迹，并拜他为父。蔡京父子也相继谄附，时人称梁公公为“隐相”，即幕后宰相。只要士人能出钱百万，梁公公一定会答应给对方廷试的机会，甚至他自己的一个仆人储宏也以此得中进士。进士当成了，储宏仍安心“本职”工作，天天在梁府为公公铺床叠被。
梁师成贪财爱钱，但也有一功。宋神宗死后，北宋朝廷就一直存在新旧党争，双方你方唱罢我登场，常常意气用事，为了反对而反对。宋徽宗时期，宰相蔡京自诩新党，就下令把苏轼的文章给禁了，朝廷还以谕旨的名义下令把苏轼流传在民间的文字都彻底毁掉。如果当时蔡京等人计划得逞，即便后人再用功整理苏轼文章诗词，估计也会有不少遗失。由于梁师成自认为是苏轼私生子，力挽狂澜，在宋徽宗面前申诉：“先臣何罪！”由此，“（苏）轼之文乃稍出”。现在苏东坡文集洋洋数卷，和当初梁公公的挺身保护大有关系。
苏轼的儿子苏过呢，虽然从辈分上讲是梁公公的兄弟，但也拿这位气焰熏天的公公当爹一样礼敬。老公公以苏东坡遗腹子自居，自然对待苏过如亲兄弟，并对宫廷内库的官员讲：“苏学士（苏过）支使一万贯以下任其使用，不必向上汇报。”可见，梁师成对于老苏家真是仁至义尽。
徽宗晚年，最宠爱他的儿子郓王赵楷，而赵楷也非常想坐上太子位子，别看梁师成是个公公，却竭力保护太子赵桓。不久，金兵南下，吓得宋徽宗赶忙传位给太子，他自己东下避难。本来作为宋徽宗的亲信太监梁师成应该和宋徽宗一起跑的，但梁师成自恃和宋钦宗有旧恩，就特意留守京师。由于先前梁师成恶迹斑斑，宋钦宗登基后不少人希望新皇帝诛除宋徽宗时期的奸臣，太学生陈东等人纷纷上书，要求宋钦宗严惩梁师成。大臣们不仅指斥“六贼”乱国，有人还直斥梁师成是大太监“李辅国”那样的人物，必须诛杀，为此，吓得梁师成天天不离钦宗皇帝左右。宋钦宗本来无意处置先前保护过自己的梁公公，但是舆情也不能不顾，就趁着当时围城的金军索要珍宝的时机，派梁师成离开内宫作为使臣到金廷去献宝。出宫不久，在大臣们的强烈要求下，为平息民愤，宋钦宗下诏历数他的罪状，把他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没走多久，梁师成就接到宋钦宗的一纸诏书和一道白绫。当年苏轼回顾一生，心生感慨赋诗一首：“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当然，苏轼这首诗是悲愤郁结、看透世事之言，只是梁师成不仅不愚且鲁，更是精而猾之集大成者。东坡先生的这位私生子梁师成，确实聪明，他在北宋做到的官职和取得的成就以及名声远远比苏轼那几个正牌儿子大，却死于他自己的“聪明”上。他这么处心积虑地玩弄权术，最终被宋钦宗赐死。
说了梁师成，我们再说杨戬。杨戬，自幼阉割入宫，主管御花园，崇宁年间有宠，主掌大晟府等“形象工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杨公公已经有节度使的封号，与梁公公地位相当。不同的是，梁师成是东宫派，杨戬是郓王赵楷一派，有动摇东宫之意。杨公公最大的“贡献”是敛财，立法逼索人民田契，然后更为国有，增立租赋。杨戬这个人虽然是太监，体内的隐形荷尔蒙还挺旺盛，他经常依靠权势，强取豪夺，在府中养了不少美女，蓄养大量歌姬和婢女。杨公公在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即病死，宋徽宗还追赠这位财神公公为太师。
杨戬死后，太监李彦接掌其职权，他大肆搜刮民间良田，把居民田契收上来后就一把火烧毁，然后就说是公田，致使千万户人家流离失所，真是缺德到冒烟。如果有人诉冤，李彦马上指使官府重办，不把人弄死不罢休。他四处为宋徽宗搜罗奇竹异木，单单是从岭南弄一棵龙鳞荔枝树到汴京，就能花费百万缗，他事可以联想。李公公四方罗致金银，为了敛财确实“兢兢业业”，当时人称：“朱勔结怨于东南，李彦结怨于西北。”
宋徽宗当初花费无数钱财建造艮岳，靠人工从平地堆出来一个连绵假山，因为按八卦方位，那个地方处于艮位，所以称艮岳。艮岳建造的原因十分荒唐。宋徽宗嫌自己儿子生得少，就听信道士刘混康的说辞，认为宋朝汴梁京城东北角的地势太低才导致如此，所以徽宗皇帝就派人在汴京的东北方建了一座假山。巧合的是，这座艮岳假山建成后，宋徽宗的后妃还真一连给他生了几个儿子。宋徽宗从此更加信奉道教，而且还对艮岳不断进行扩建，最终方圆达十多里，主峰高达九十步，漫山遍野地修造宫室楼台，富丽堂皇不说，李彦等人还弄了无数的珍禽异兽纵放其间，名贵花木更是漫山遍野。李彦等人为了巴结徽宗皇帝，还制造云雾缭绕和绝类仙境的效果。他们用油绢制造了很多口袋，把这些大口袋浸湿后张挂在岩石上，到了清晨，等这些湿润的绢袋里面吸满水蒸气后，就赶忙扎住口袋。每当宋徽宗到来时，李彦一声号令，宦者们就一齐把口袋打开，忽然之间，水蒸气弥漫到山间树丛中，使得艮岳宛如仙境。李彦等人谄媚地对徽宗皇帝说，这可是“贡云”啊。
折腾那么久，民怨沸腾。直等到靖康年间，宋钦宗继位之后，很快就有一根牛筋送到李彦面前，李公公只能把脖子往上挂，与梁师成前后脚，到阴曹地府去报到。
宋徽宗做皇帝，只在开始的一年有善可陈。而后，小人迭进，蔡京擅权，天下逐渐成大乱之势。二十多年间，君也戏来臣也戏，皆拿国事、政事、边事、民事不当回事。君戏臣，臣戏君，上下相瞒，粉饰太平。
“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宋论·徽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