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一向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皇帝猜嫌大臣长久统领一支军队。所以,辛弃疾还没有来得及体验一下自己苦心经营的成果,还没有指挥“飞虎军”进行真正的作战,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底,朝廷来了一道调令,他再次被任命为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离开了湖南。
宋孝宗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忽然把辛弃疾调开呢?应该还是和朝廷中有大臣对辛弃疾进行攻击有关。虽然他离开了湖南,但朝廷中的言官对他的攻击依然不减。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冬天,南宋朝廷的监察御史又向宋孝宗狠狠地告了辛弃疾一状,重新翻他在湖北湖南期间的老账。根据《宋史·辛弃疾传》记载:“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台臣就是对官员有弹劾权力的监察御史。《宋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监察御史王蔺弹劾辛弃疾,指责他用起钱来就像用泥沙一样浪费,杀起人来就像割草一样轻易。
乱世用重典,辛弃疾在湖北湖南等地“得贼则杀,不复穷究”,这个不必解释细说。后世主要的争议就是说他浪费公帑,甚至说他贪污公款自己修营别墅。辛弃疾在湖南当安抚使的时候,为自己建造的一座名为“稼轩”的别墅,据说规模不小,包括周围的山林田地在内,有一百七十多亩,大约相当于现在十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其中,辛弃疾还建造了上百间房子。在这个别墅刚要建成的时候,南宋大名人、辛弃疾的同事朱熹还跑进去参观了,后来他写信给辛弃疾的朋友陈亮说,里面的建筑宽敞明亮,让人大开眼界……从今人角度看,如此庞大豪华的园林府邸,如果不贪污,钱从哪里来啊!其实,南北两宋对待官员十分阔绰,当时的地价和房价很低,辛弃疾的合法收入,完全可以支持当时他那座号为“稼轩”的大别墅。既然如此,御史王蔺对他的弹劾是无风起浪吗?应该也不是,还是和辛弃疾在湖南创建“飞虎军”的事情有关。他在湖南组建“飞虎军”的军费开支,资金投入高达四十二万缗,辛弃疾还从民间募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确实称得上是“用钱如泥沙”。因此,查实辛弃疾是否聚敛和贪污,也算南宋御史的职责所在。
虽然御史指控辛弃疾“虐害田里”和“杀人如草芥”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也不知道宋孝宗是从什么角度出发看问题的,这次他竟然不再保辛弃疾,而是以朝廷名义撤销了他一切职务,就连行政级别都没有保留。辛弃疾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刚刚建好的带湖新居中去当隐士,在江西上饶的带湖边开始了他的去官闲退生涯。有一首《西江月》,就是辛弃疾在闲退期间的名作:“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在这首词作中,我们现在的人只是看到了辛弃疾所描述的农村夏夜的幽美景色,但他的内心深处,想必是非常不平静的。毕竟,大宋沦陷的北方山河,时刻萦绕在他的心中、他的梦中。他在一首《清平乐》的词里这样抒发自己的情绪:“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这首词的意思是说,我一辈子行走在塞北和江南,回来的时候头发已经花白了,容颜也衰老了,但在秋天的夜里,当我从布被里梦醒之后,眼前浮现的,依然是大宋的万里江山。
尽管辛弃疾不愿意这样长期隐居蛰伏下去,更不愿意这样浪费大好时光,但当时毕竟身背了贪酷恶名,要想东山再起还是挺不容易的。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也就是辛弃疾遭到王蔺弹劾被撤职后的第六年,在左丞相王淮建议下,宋孝宗就给辛弃疾安排了一个“宫观主管”的名号,让他去管理武夷山冲佑观这么一个政府的产业,这其实是个空名,属于宋朝优待闲放干部的散差,主要是可以借此领点薪水。直到公元1191年的冬天,他才被朝廷任命为福建提点刑狱,这是一个省级的司法长官。在此后的三年里面,他先后担任过代理福建安抚使、福建安抚使这些职务,中间还被召回临安去当了半年的京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告辛弃疾状的人陆续出来告状,还是一直抓着贪酷两个字做文章。而这一回的攻击,主要针对他在福建当官期间的表现。其实,细读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辛弃疾在福建的施政方针是“务为镇静”,对待百姓宽厚仁爱,对待下属从严管理,所以,言官们指责他在福建为官“严酷”完全不符合事实。
那么,为什么朝廷之中一直有人紧盯辛弃疾呢?为什么不依不饶地弹劾他呢?如果把这些弹劾简单归结为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矛盾外延,就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因为在弹劾他的人当中,也有实实在在的主战派。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如辛弃疾自己在给宋孝宗的《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中所讲:“臣平生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
一个人“刚拙自信”,敢说敢做不愿意迎合别人,肯定就容易得罪人,就容易触动官场的潜规则,所以他一直为人所不容。
当然,在南宋那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年代里,像辛弃疾这样积极主张北伐恢复故土的英雄人物绝对不会缺少知己。当时就有一位和他一样充满争议的人物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个人就是大词人陈亮。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冬天,陈亮从浙江长途跋涉到了江西的铅山,专程拜访被弹劾闲退在家的辛弃疾。当时的辛弃疾本来身体有小恙,陈亮的到来使他霍然而愈。这两个朋友意气相投,每每谈论国家大事直到深夜。辛弃疾有一首《贺新郎》,就是叙说他们俩当时谈话的情形:“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但是,如此两个大英雄,一个被迫隐居,一个被看成狂妄的书生,都报国无门。
辛弃疾和陈亮两个人的政治主张相同,个性脾气也相投,而且他们都不被朝廷重用,由此,两人惺惺相惜,互相视对方为一生知己。在二人聚会期间,还顶风冒雪去了江西和福建交界处一个叫紫溪的地方,约会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可惜的是,朱熹当时并没有赴约。
朱熹比辛弃疾大十岁,他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儒,他所主张的理论在当时被称为“理学”或者“道学”。以他为代表的这一派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存天理,灭人欲。”(程颐提出)就是说,要保存那些符合天理的东西,战胜人的私欲,用这样的方法加强人的道德心性修养,朝着圣人的方向努力,最后实现社会和谐,达到天下安定。当然,辛弃疾和朱熹的最初交往倒并不是因为辛弃疾对道学感兴趣,而是因为朱熹的道德文章。而且,当初辛弃疾在湖南创建飞虎军,朱熹就颇有微词,认为这种做法会增加军费开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辛弃疾兼任江西安抚使的时候,他手下军人在客船上挂着辛弃疾江西安抚使的牌子,船内装了满满一船牛皮,经过当时朱熹所管辖的南康境内,遭到朱熹手下的盘查和扣押,朱熹认定手续不符合规定,属于走私,准备没收这艘船所装的牛皮充公。辛弃疾呢,由于掌管当时地方军队上的事务,就写信要朱熹放行。朱熹虽然最终把这船牛皮又还了回去,但在后来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还是对辛弃疾的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不打不成交,辛弃疾在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初重新出山到福建做官,和这个比自己大十岁的道学家关系越来越和睦,对朱熹本人的道德和学问也表现出十分的尊重和佩服。辛弃疾曾经写诗给朱熹祝寿说:“历数唐虞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这样的评价,那是相当高了。
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南宋信奉道学的宗室大臣赵汝愚担任宰相,身为道学家领袖的朱熹因此被召进京做了皇帝的老师。不久之后,赵汝愚在和外戚韩侂胄的权力之争中失败,朱熹受牵连,也被赶出了京城。而且,当时他所创的“道学”还被称为“伪学”,凡是信奉道学的人也被称为“逆党”。辛弃疾也因为自己和朱熹以及赵汝愚之间的良好关系受到了牵连,本来当时已经退居在江西家中的他,接连受到了好几次弹劾。虽然政治环境非常险恶,朝廷对道学和道学家的打击和迫害越来越厉害,但辛弃疾始终保持着和朱熹的联系和友谊。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满腔忧愤的朱熹病逝在武夷山中,消息传来,辛弃疾不顾危险和禁令,在朱熹正式下葬的时候,亲自赶到了武夷山献上了自己的悼念文章,其中有四句说:“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辛弃疾以这样英勇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道德和正义的支持,也为他和朱熹之间的友谊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不过,南宋朝廷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辛弃疾和那位权倾一时的韩侂胄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