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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符离之战”和“隆兴和议”的达成，使得当时南宋主战派人士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朝廷中几乎不再有人敢谈论关于北伐的事情了。年轻的辛弃疾再一次站出来，直接向孝宗献上十篇关于抗金恢复故土的军事论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美芹十论》。在这十篇军事奏疏中，辛弃疾意气风发，表示说金国并不可怕，北伐一定可以成功，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军事、政治措施。他明确指出，金国虽然地广兵多，但由于他们在国内一直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各阶层矛盾重重，一旦战事不利，就会像完颜亮南侵时候一样，其内部会产生剧烈动荡，到那时宋军再挥师北上，收复中原失地肯定能成功。
细读《美芹十论》之后，宋孝宗亲自召见了辛弃疾。此后，辛弃疾又呈送给宰相虞允文九篇军事论文，即《九议》。他在《九议》中还特别强调，虽然日后必须北伐，但北伐行动必须准备充分，而且指出当时最大的弊端在于，主张和议的人想要永远地避免战争，而主张战争的人恨不得明天就开战。所以，辛弃疾强调北伐之事千万不要操之过急，应该做长期的准备，否则就会招致像先前符离之战那样的失败。
被皇帝召见后不久，辛弃疾就被调进南宋都城临安做了司龙寺的主簿。司龙寺是一个负责粮食储备、仓库管理以及京城官员禄米供应的事务性行政机构。虽然不是什么重要部门，但毕竟是当了京官。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辛弃疾终于获得任命，被派到滁州去做知州，他第一次当上了南宋一个地方的一把手。毕竟是一个接地气的干才，辛弃疾到了滁州之后，“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也就是降低当地的赋税，招募流散的人员回来定居以增加劳动力，同时大力训练民兵队伍，带领他们开垦荒地。由于他的这一系列措施加上滁州当年风调雨顺，夏粮很快就获得了大丰收，解决了滁州居民吃饭的基本问题。
辛弃疾治理滁州非常成功，取得的成绩也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赏。但此时的辛弃疾完全没有飘飘然，也没有忘记自己恢复中原故土的理想和抱负。正是在滁州，辛弃疾说出了一个我们后人看上去非常惊人的预言。他的这个预言，在一百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仇虏（金国）六十年必亡，虏亡，则中国之忧方大。”也就是说，金国六十多年后肯定会灭亡，但金国灭亡了，宋朝的忧患才真正大起来。而他当时所说的宋朝的真正大忧患，其实就是指正在金国边境地区崛起的蒙古部落。辛弃疾讲这番话的时候，距离铁木真创建蒙古汗国还有三十多年的时间，蒙古草原各部落还处于一片动荡之中，但那时候的辛弃疾就已经预见到日后的蒙古部族才是南宋政权的真正大威胁，而日后的历史事实也完全应验了辛弃疾的这个预言。六十二年以后，公元1234年，金国真的灭亡了，蒙古兵接着就开始了对南宋的战争。又过了四十五年，到了公元1279年，就连南宋也被元朝灭亡了。当时，辛弃疾还把他的这个推断写成疏奏呈送给南宋朝廷。可惜的是，他的这番先知一样的预言，竟然没有得到任何重视。
当时，宋金之间处于停战状态，但军事才能出众的辛弃疾还是找到了用武之地。宋孝宗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南宋内部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茶寇叛乱”。在宰相叶衡推荐下，宋孝宗派辛弃疾前去讨捕“茶寇”，朝廷封他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安抚司在宋代又被称为“帅司”，辛弃疾由此开始负责一路的军政工作。南宋所谓的“茶寇”，不是真正的谋反造反或强盗和匪徒意义上的寇，是南宋贩茶的商人们为了抵抗政府过度的盘剥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走私性质的武装队伍。南宋政府对茶商压榨得十分厉害，官逼民反，所以他们组织了成百上千的人进行武装贩运茶叶。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四月，一个叫赖文政的茶商率领着四百多武装私运人员在湖北起义。很快，这支部队就进入到湖南和江西境内，还在永新县（今属江西）一个叫禾山洞的地方建立了根据地，多次打败政府军。辛弃疾到达当地后，精心安排，有守有攻，有虚有实，用了三个月时间，最终将起义军招降。这支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引起地方震动的茶商军的起义，很快被彻底平定。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辛弃疾获得了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的任命，成了南宋的封疆大吏。在担任湖北安抚使期间，他以治乱世用重典的办法，对当地违法作乱之人实行“严打”政策，“得贼则杀，不复穷究”。在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湖北境内很快就“奸盗屏迹”。不久，辛弃疾改任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他在江西安抚使的任上，仍然毫不手软，对于当地的各种不法现象依然进行严厉打击，获得了官方赞誉。
而就在这个时候，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三月，京城内稳健保守的史浩重新担任宰相。史浩先前坚决反对张浚北伐，对于辛弃疾这种北方来的“归正人”也不太信任。史浩担任宰相之后，就把辛弃疾从地方调到京城做了大理寺的少卿。这个职务负责各地上报的各种刑狱案件，虽然级别方面没有什么改变，但辛弃疾失去了在地方任上独当一面的那种实权。其实，辛弃疾这个人不是很在乎自己个人仕途上的升降沉浮，而让他失望的是宋孝宗逐渐没有了原来那种锐意进取的刚烈之气。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辛弃疾被调到湖南去当转运副使。辛弃疾这次到湖南，等于又获得了一个机会，同时也招来了猛烈的流言蜚语的打击。
面对南宋各地动乱的状况，辛弃疾非常关注民生问题，在《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这篇奏疏中，提出了“官逼民反”的观点，再次引起了宋孝宗对他的高度重视。在辛弃疾的治理下，湖南一路的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善。
由于湖南和两广相邻，多民族杂居，民风彪悍，而当地政府武备空虚，但凡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产生民变和暴动事件。由此，辛弃疾认定，要想完全地稳定局面，必须建设一支靠得住的武装力量。于是，他又给朝廷打了一份报告，提出要在湖南建立一支以飞虎为名的新军队。对此，宋孝宗表示支持。但建立一支军队毕竟没那么容易，军费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兵马、粮草、营寨，都要周全考虑。辛弃疾很有干才，在接到宋孝宗同意建军的批复之后，他马上雷厉风行地干了起来。辛弃疾选定五代时割据湖南的马殷在长沙的营垒故基赶造飞虎军的营寨（故址在今湖南长沙营盘街），即刻招兵买马，打造兵器，很快就组建了一支步军一千多人、马军一百六十多人的队伍。
对于辛弃疾在湖南建立新军的事情，南宋京城枢密院中有人觉得他浪费钱财，暗中阻挠其行为，从财政方面卡他的脖子。但是，这难不倒辛弃疾。他在创建飞虎军的过程中，很会通权达变，也善于处理各种关系，开源节流，效率很高。枢密院的人看到辛弃疾如此有效率，很是生气，就向皇帝告状说辛弃疾胆大妄为，利用在湖南建飞虎军的名义大搞摊派，搜刮民脂民膏，致使当地民怨沸腾。宋孝宗听说后，也怕辛弃疾在当地闹出什么麻烦来，立即颁下“御前金字牌”，指令辛弃疾马上停止飞虎军营寨的建设。
所谓的宋朝御前金字牌，是宋代专供皇帝用来传递紧急重要公文的木牌，日行五百里。这种木牌漆上红漆，上刻金色文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御前金字牌是皇帝的御旨，又带有十分紧急的性质，所以，接到金字牌的官员都必须马上服从皇帝的命令。
宋朝这种御前金字牌的威力，岳飞当年北伐的时候就领教过。当时岳家军已经打到离汴京只有四十多里的朱仙镇，就在岳飞要“直捣黄龙”的时候，宋高宗赵构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最终岳飞只得班师回朝，从而断送了收复失地的大好形势。
如今，辛弃疾也接到了这样一面御前金字牌，意味着他先前投入了大量心血的飞虎军建设马上就要半途而废。辛弃疾先是恭恭敬敬地接受了这面金字牌，然后“受而藏之”，接着他就把主管飞虎军建设工程的官员叫来下了一道死命令，责令他一个月之内必须把飞虎军的营寨建好，否则军法从事。辛弃疾多厉害的人啊，他手下那些负责工程建设的人心急火燎，日夜施工。可没几天，他们忽然发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当时秋雨连绵，飞虎军营寨需要的那个屋瓦根本无法烧造。主管官吏也没辙了，对辛弃疾说，我只能把脑袋交给你砍了。辛弃疾就问他需要多少瓦，官吏回答说要二十万片。辛弃疾一笑，说这事儿好办。第二天，他对长沙城内外的居民发布命令：每户必须供应二十片瓦，官府付给一百文的买瓦钱，限两天内收齐后送到飞虎军的营地。二十万片瓦片确实很多，但是对于城内的每户人家来说，从自己屋顶上拆移二十片瓦就太容易了，而且还有这么多钱收。所以，大家反应非常积极。不到两天，二十万片瓦片全部到齐。
一个月之后，飞虎军的营寨也完全建好了。这时候，辛弃疾心满意足，马上详细地写了一份奏疏，把建造飞虎军营寨的过程以及相关的收支账目全部详细地列了出来，又绘制了一份飞虎军营寨的图形，而后派人送给宋孝宗。孝宗皇帝一看，辛弃疾组建飞虎军的事情已经办好了，建军造营的账目也很清楚。宋孝宗很满意。就这样，辛弃疾终于在湖南建立了一支能够平叛的精锐部队。
根据《宋史》的记载，飞虎军成立以后，雄镇一方，不但很好地担负起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而且对北方边境的守备也起了很大的支持作用。金兵对于这支作战勇敢的军队也相当地畏惧，称它为“虎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