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好水川之战中，宋朝大将任福力战，身中十余箭，仍挥四刃铁锏，挺身决斗。其属下小校劝他乘间突围，任福表示：“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
最后，西夏兵拥上，混战中一枪直贯其颊。任福知大势已去，抽刀自刎。
双方合战时，宋将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四千名宋军驰援，在宋将朱观的军阵西侧布阵，并屡屡身先士卒，荡突敌阵，但西夏兵多，阵坚不可荡破。知道大势已去，王珪东望再拜以示必死之心，然后他重新冲入战阵，手杀数百人，鞭铁挠曲，手掌尽裂。他三次换马，击杀成百的西夏兵，最后眼睛中箭而死。宋将武英、赵津等人相继英勇战死，宋军士卒死者共一万零三百人。诸路宋军，唯朱观一部率千余人退保于民垣，凭掩护向四处射箭击敌，恰值日暮，西夏兵引退。此次战役，宋军前后损失任福等多名大将，士卒死伤七万多人。消息传出，关右大震。
追究责任，韩琦先上书自劾。夏竦派人收拾宋军尸体，在任福的衣装中得到韩琦嘱诫诸将的公文，上表称好水川之役失败责任不在韩琦。韩琦回军路上，阵亡将士家属数千人遮马号哭，抛撒纸钱，向空中哀诉：“你们先前跟从韩招讨出征，现在韩招讨回来了，你们都死了，希望你们的亡灵也能跟韩招讨一起回来！”哀恸之声震动天地，韩琦本人掩泣恸哭，驻马不前。
范仲淹闻此，叹惜道：“此情此景，韩大人再难置胜负于度外！”
西夏军大胜后，元昊的军师张元看见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尸体，大喜。他趾高气扬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并在诗后题言：“（西夏）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
好水川大胜后，元昊派使臣送书信于范仲淹，语极悖慢。范仲淹气愤，在夏使面前烧毁来信。
朝中宰相吕夷简认为：“人臣无外交，范仲淹先前擅自与元昊通信（劝元昊与宋和解），今得其书又焚而不奏，别人哪敢这样干！”
于是，朝廷下旨，调查范仲淹与西夏通使及焚书之事。为此，范仲淹辩称：“我先前与元昊通书，意在诱谕其归顺。任福军败，元昊来书悖慢，为臣以为，朝廷如见书而不能讨，则辱在朝廷。故而我当着僚属之面焚毁来书，以使悖慢之辞不得见于朝廷。”
话虽有理，宋廷仍降范仲淹官一等。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秋，宋廷免去夏竦的西北统帅之职，重新划设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以韩琦知秦州（今甘肃天水），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分别领兵命将，以抵御西夏的进袭。夏竦此人，本意在于复返汴京做执政。在西北三年，他除了上奏“十事”之外，基本没有任何建树。他外出巡边常在军营中带美婢玩乐，几乎导致军变。范仲淹到庆州后，招抚诸羌，以诏书大行犒赏。由于范仲淹曾为龙图阁学士，羌人敬称其为“龙图老子”。他在庆州西北的马铺寨筑大顺城，并派遣其年方十八岁的儿子范纯祐与兵将前往，抵拒了西夏兵的数次骚扰。
深秋时节，兵强马壮之时，张元撺掇元昊向镇戎军进攻，最终目的是经渭州长驱直入，进击关中地区，目的是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赋，攻陷长安。对于张元，元昊自然是言无不从，他立刻点集十万精兵，两路出兵，准备合师攻镇戎军。
渭州知州王沿虽不太知兵，手下毕竟参谋不少，马上下令副总管葛怀敏率诸寨兵出御西夏军，分兵四路，直奔定川寨（今宁夏固原以北、葫芦河以西）。
同好水川之战一样，元昊早已在定川寨布置好埋伏，烧断河上木桥，堵住宋军突围的必经之路。
如同事先约定一样，九月二十一日，葛怀敏刚刚与诸将于定川寨会合，四周顿时就涌出无数西夏兵马，拔栅逾壕，四合进攻。西夏军阻断定川水泉上游，截断了宋军的水源。无奈，葛怀敏只得硬着头皮出寨，布下军阵。西夏军猛攻中军，宋军不动。西夏军掉头，又猛攻东北隅的宋将曹英一部。关键时刻，忽然吹起东北黑风，宋军迎风列阵，一时大乱，军阵遂溃，兵士皆掉头往定川寨里面奔逃。宋将曹英本人面中流矢，被射翻于城壕之中。葛怀敏手下亲军见之崩骇。更倒霉的是，由于宋军往回逃，正在阵中指挥的葛怀敏被溃兵挤下马，踩踏几死，幸亏卫士将其抬回寨中，良久乃苏。宋军逃回寨内，据守城门，杀掉不少西夏兵。虽然敌众稍却，但宋军斗志已经完全丧失。当晚，西夏兵在寨外四面举火，高呼要宋军投降。
葛怀敏、曹英等诸将商议好久，也决定不了从哪边突围。直至凌晨，葛怀敏自己下决定，准备结阵而出，向镇戎军方向突围。有宋将认为应该迂回行军，葛怀敏不从，执意要直接突围奔趋镇戎军。宋军还算英勇，近万人马冲出重围，向东南竟然还跑出二百里地。但是，到了长城濠（今宁夏固原与德隆接界）一带，宋军发现西夏军早已切断退路，以逸待劳，从四面冲杀过来。激战过后，宋朝官兵近万人，包括葛怀敏、曹英等十六名将领，皆力战而死。
击败葛怀敏宋军，西夏军取得大胜，元昊长驱抵达渭州，六七百里间，西夏军队焚荡庐舍，屠掠民畜而去。当时，幸亏诸路宋军坚壁固守，范仲淹率军来接，加之陕西诸路二十余万驻兵的牵制，以及吐蕃诸部在西夏背后的“埋伏”，元昊才没能重新上演一出五胡时代天翻地覆的大戏。
定川寨大败之后，宋廷上下彻底死心，再不做进攻的妄念，专心守土。特别是韩琦与范仲淹，二人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对当地羌族民众推诚抚接，使得他们感恩畏威。当时，西北民众有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其实，“西贼”（西夏兵）既未胆寒也未破胆，只是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因为多年战争，西夏的国力大损，民不聊生，故而暂缓了对宋朝的军事进攻。
同时，由于宋朝答应每年增加辽国二十万“岁币”，辽国好处拿到，不再向宋朝施压，反而“义劝”西夏收手。在此情况下，如果再发动大规模战争，元昊自己也不知契丹人会做出什么事情。
宋夏三次大战，皆以西夏胜利告终。总结原因，不外有如下几点：
其一，元昊总兵数虽少于宋军，但每次大战皆是集中优势兵力，五指成拳，以人数之胜，一举歼灭宋军一部主力；反观宋朝，战线拖沓，兵源分散。
其二，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无论是宋军的动向还是作战地形，西夏军皆成竹在胸；反观宋军，数次贪功冒进，连间谍、尖兵侦知的情报都不实，不败才怪。
其三，游击战术，转战不疲。元昊常常声东击西，偏师屡出，令宋军如坠云里雾里，乖乖受骗。
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春，由于连年征战，西夏国力已臻衰竭，元昊就乘机派出使臣上书宋朝商谈和议。
宋仁宗密诏庞籍与元昊谈判，元昊闻之大喜。谈来谈去，关键问题仍然是元昊称帝的问题，宋朝坚持要元昊自削“僭号”。元昊恼怒，大言：“（我）如日方中，止可顺天西行，安可逆天东下。”经过拉锯谈判，元昊派使臣至延州上书，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他更名曩霄而不称臣。虽不称臣，元昊以儿子自居，总算给了宋朝一个台阶下。
正当宋朝准备答应与西夏的和议时，辽国派来使臣，要宋朝不要与元昊讲和。两难境地下，宋朝的礼部郎中吴育发表意见，顿解愁结：“契丹受恩，为日已久（指宋辽两国自澶渊之盟以来一直关系友好）。不可纳一叛羌（西夏元昊），而失继世兄弟之欢。今二番自斗（夏辽关系吃紧），斗久不懈，可观形势，乘机立功。万一吾朝速纳元昊，为臣恐契丹窥兵赵魏（河北），致使辽宋战事又起。”
接着，吴育出主意，宋朝可派使臣到西夏，告诉西夏要一如既往与辽国和好，宋朝方许约和。同时，又派使臣去辽国，告诉契丹人，宋朝已经命令元昊向辽国道歉，在此前提下，才接受西夏的求和，否则，当再兴兵征讨。宋廷依计施行。果然，此举奏效。西夏、辽国皆无借口向宋朝发威，宋朝总算在外交上取得一次成功。
辽国方面，早在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辽兴宗即位之初就把辽国的兴平公主（辽兴宗的姐姐）许配给元昊，但夫妻二人关系一直不睦，完全只有政治婚姻带来的冷淡与疏隔。
西夏王妃供养像
后来，兴平公主病重，元昊仍旧搂着别的美女狂欢，对公主不闻不问。直到公主病死，元昊才向辽国“汇报”此事。
辽兴宗闻讯大怒，当时就派人持诏“切责”元昊。元昊由于正忙着攻宋，只好低头装孙子，献贡献宝讨好辽兴宗。后来，辽国从宋朝每年多讹诈二十万“岁币”后，很是站在宋朝方面说话，劝阻元昊不要伐宋。元昊恼怒至极。再往后，夏辽两国因边境地区的党项部落归属问题发生争执，最后发展到元昊劝诱辽国的党项人叛逃。辽国派使臣令元昊归还，元昊不从，双方翻脸。
既然与辽国闹僵，自然要加快与宋朝的和议。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夏天，宋仁宗派使臣到夏州，答应册封元昊为西夏国主，还岁赐西夏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虽然说是“赐”，文字游戏而已，实则是花钱买平安。大臣蔡襄上言：“元昊自称兀卒，有时又自译为‘吾祖’，以此凌侮朝廷，万万不可许和。”宋仁宗厌战，不听，并下诏召韩琦、范仲淹还朝为官。大臣富弼上言劝宋仁宗应留韩、范之中的一人守边，但当时执政的晏殊等人“厌兵”，答应了元昊的一切要求。
转年五月，辽国国内党项族叛乱，辽国派军前去镇压。元昊派兵救援，竟把辽国的招讨使也杀掉。大怒之下，辽兴宗在国内征调人马，准备亲征西夏。在此情况下，西夏更急于与宋朝讲和。最后，在元昊的加码要求下，宋朝把“岁赐”提至“银、绮、绡、茶二十五万五千”，西夏答应奉宋朝为正朔，并在高平寨与保安军设立榷场。
其实，宋朝使臣前往，西夏只是在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接待”他们，从来未到过兴州，元昊依旧关门做皇帝。他爹李德明还会在宋使来时把“皇宫”内的匾额暂时撤下来一会儿，元昊索性连这道手续也免了，根本不让宋使入“首都”。
宋夏议和达成的当年十月，辽夏二国开始大打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