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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总以“正统”为原则。公元13世纪，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由于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夷狄”，所以，元朝的史家们奉命同时修《宋史》《辽史》《金史》，给人一种三朝皆是“正统”的感觉。
后来，到了清朝，自康熙起，清朝皇帝的汉化已经到了骨子里。他们对“夷狄”“胡”等字眼十分敏感，然而对于宋朝的历史还是很“客观”。特别是乾隆，大兴文字狱之余，也认为宋朝在当时才是正统。这一点难能可贵，因为清朝本身是以金国的后裔自居的。
无论如何，当时及后世的历史学家对于与辽、宋、金同时代的一个西北政权西夏，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弱化其存在。事实上，蒙古人修史，也没把西夏当成一个“国家”来修（成吉思汗正是在出征西夏时病死，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细究史实可以发现，西夏盛时，其领土包括今天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地区。西夏人口成分也十分复杂，有党项（党项羌）、汉、吐蕃、回鹘、鞑靼、吐谷浑、契丹等族。如果从唐末拓跋思恭拥有夏州（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之地算起，至最后被蒙古所灭，西夏从割据地方到灭国长达三百四十七年。与之相比，宋朝为三百二十年，辽国为二百一十年，金国才一百二十年。
西夏，以当时的“政治地理”来讲，确是一方胜国，它北有狼山、阴山，西到玉门关，东南有六盘山，西南有祁连山；滔滔黄河，直贯国中；都城兴庆（今宁夏银川）更是依山带河，形胜地固。
“西夏”，乃宋朝对它的称呼。元昊建国称他的“国家”为“大夏”，承袭自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匈奴大王赫连勃勃。当时赫连勃勃在今天的宁夏及周边地区建立过一个“大夏”政权。西夏主体民族是党项羌，但元昊皇族出自拓跋鲜卑，与北魏同源。拂拭历史的尘埃，可以发现，赫连勃勃大王的“大夏”，当年正是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灭。时隔六百余年，拓跋氏后裔又在相同地点复活了与昔日敌国国名相同的“大夏”。
党项，据考是羌族的一个支系，《隋书》上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岩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估计族民都体健爱跑喜欢爬树什么的。西晋时期，羌族被整治得厉害，“或臣中国（中原王朝），或窜山野”（《旧唐书》卷一九八），跑得远一点的就归附了吐谷浑。唐朝太宗时期，由于吐谷浑为吐蕃所灭，缺乏后援的党项羌请求内附，被大唐徙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安置。渐渐地，这些党项羌人形成数个较大的部落族种，有拓跋氏、野利氏、米擒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细封氏、房当氏等，其中的“盟主”，就首推拓跋氏。
西夏王供养像
唐朝开元年间，居于今天青海和甘肃南部的一些党项羌非常害怕来攻的吐蕃军队，向唐玄宗求救，被集中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安史乱起，各地部族蠢蠢欲动。大英雄郭子仪怕这些部族聚合在一起搅大事，就建议唐代宗把当时在庆州的拓跋朝光部党项人迁至银州（今陕西榆林横山区东）以北和夏州以东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鄂尔多斯的东南。这一地区，正是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国旧地，当时称“平夏”。所以这一部拓跋所统率的党项羌人就称“平夏部”。日后西夏皇族，正是源出这一部党项。
当时，唐朝还迁另一个部落（首领叫拓跋乞梅）于庆州，这一部党项羌人就称“东山部”（因为他们所居的庆州在六盘山以东）。唐僖宗时，平夏部的酋长拓跋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使。由于赶上唐末大乱，拓跋思恭追随沙陀人李克用，曾一度帮助唐王朝“收复”长安，因功被封为夏国公，并赐皇族姓“李”，夏州地区的党项武装，被称为“定难军”，总括夏、绥（今陕西绥德）、宥（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银四州。由此，以夏州为中心，鄂尔多斯以南的广大地区，皆成为拓跋部的领地。
拓跋氏一直争取“保境固守，伺机发展”的策略，完全是墙头草，谁硬就倒向谁，谁称帝就向谁称臣，只要承认他们在夏州一带广大地区的统治地位即可。五代之始，陕西北部被平夏部拓跋氏纳入势力范围，又添盐州（今陕西定边）和延州（今陕西延安东北）之地。五代的后梁时期，平夏部首领李思谏（即拓跋思谏，此时已经以“皇唐”的国姓自称）向朱温称臣。后唐灭后梁，当时的平夏部首领李仁福马上“归顺”，得封朔方王，仍旧在原来的地界为霸一方。后来，李仁福病死，其子李彝超继任。后唐趁人之丧，想借机拔掉这个“钉子”，派大军突袭夏州，结果反被早已有准备的平夏部党项人打得大败，悻悻而归。按理，后唐是沙陀种，也被唐王朝赐姓李，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和平夏部曾经还是老战友。但当时各种势力利欲熏心，唯利是图，彼此没有任何信义可言。
后晋、后汉、后周几个政权在中原地区走马灯一样换，平夏部党项羌人任谁称皇帝，皆“俯首”称臣，换来的是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无上地位和大笔大笔的金银财宝等“赏赐”。
狼子野心，勃勃欲发。待到赵匡胤建立宋朝，夏州地区已经在平夏拓跋（部）手中经营了二百多年，这里广袤的牧场，不仅养育了无数牛羊，更重要的是出产良种战马。特别是地斤泽地区，处于鄂尔多斯腹地，水草丰美，牛羊马无数，成为党项羌族的肉库和天然马厩。同时，由于与汉族杂居，党项羌的农耕业也不逊色，与宋交界的七里平等地，满眼皆是西夏的储粮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鄂尔多斯南部还盛产当时可作货币使用的上好青盐，且产量巨大，一年能有一万五千斛左右。有兵有粮有马有盐，天时地利人和，平夏部自然是一方主人。
宋太祖初登基，平夏部首领李彝殷立即遣使上贡，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彝兴（赵匡胤之父叫赵弘殷），以“避讳”之举表忠心。宋太祖见这位西北豪酋如此“懂事”，大喜，仍旧承认李氏（拓跋氏）家族对当地的统治权，并诏命党项羌出兵骚扰北汉，以配合宋军作战。
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李彝兴献良马三百匹，此正是宋军所急需。宋太祖高兴之下，亲自监制了一条玉带给李彝兴。李彝兴是个腰大十围的巨胖，这条腰带一定耗费了宋廷不少块上等和田美玉。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李彝兴病死，宋太祖“震悼”，赠太师，追封其为夏王，并授其子李光睿为定难军节度使。
由于得知宋太祖不断削夺方镇大将的权力，又听说仁德的皇帝“杯酒释兵权”，李光睿又惧怕又心存侥幸，遣使入朝献宝献马之余，上表表示自己要入朝觐见宋太祖。当时，北汉未下，宋太祖还需要李光睿这方豪酋替他出力，便“优诏不许”，让他出兵助宋军攻北汉。李光睿还没出兵，北汉主刘继元自找倒霉，派军进攻银州，被党项羌击走。生气之下，李光睿亲率军队出击，配合宋军作战，夺取北汉两座雄关，斩首近千，缴获不少物资。
宋太宗继位，李光睿与其父一样，为避赵光义的名讳，马上改名李克睿，诚惶诚恐。太宗高兴，加封他为检校太尉。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李光睿病死，其子李继筠承袭定难军节度使之职。李继筠命不好，当了两年多节度使就病死，其弟李继捧袭位。一直以来，李氏一族野心并不大，无非是甘心情愿当一方诸侯，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宋太祖虽然削夺方镇的兵权，对于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仍“许之世袭”，各地的大小豪酋们又有厚赏又有世袭官职，恭顺得不行。而且，宋朝西北等边疆地区不同于中原、江南、岭南地区那样形势复杂，征讨一无借口，二无必要，因此，施恩取信于人，是当时宋朝最为稳妥的计策。
但是，李继捧继位后，形势赫然出现了变化。李继捧当上节度使才一年多，竟然于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六月率一大家子入朝。
看见西北边地这位小诸侯能束身归朝，宋太宗大感意外。李继捧的祖母独孤氏向太宗皇帝呈献玉盘等宝物。大喜之下，宋太宗赐赏李氏一家金银无算。坐下细聊，方知李继捧袭位后，其叔父辈以及兄弟辈不少人虎视眈眈，认为他没有资格承继其兄李继筠的节度使之位。大概读过一些书，李继捧知道唐末的藩镇首领往往为保自己一家活命，偷偷跑到京城向皇帝效忠，得赐大官好宅金银，于是他也表示自己“愿留京师”。
李继捧一家入京，确实是好事。宋太宗急于求成，就想让人把李氏亲族一锅端到京城，彻底根除西北这一大盘踞势力。愿望是好的，但却是极不现实的。搬迁一棵两百余年老树，还需仔细清理交错盘绕的树根。从根上挖取一个有二百余年地方统治史的大家族，难免百密一疏。而且，这一举措最大的错漏，在于使当地的李氏族人和地方大小豪酋产生警惕：连李家都被迁入京城了，我们何时要结束世外桃源土皇上的美好生活呢？
其实，当宋太宗问李继捧怎样统理夏州诸部时，这位老兄老实回答：“羌人鸷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连李继捧都不敢说自己有直接管治地区诸部党项羌人的能力，宋太宗想直接在当地施以郡县式管理，就近乎天真了。直到清朝雍正时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改土归流”工作还阻力重重，宋太宗竟那么早就想用这种方法，真是太超越时代了。
李继捧既然“上献”银、夏、绥、宥四州土地，宋太宗就授宋臣曹光实为四州都巡检使，准备进行接收。宋朝负责搬迁李氏家族入京的使臣到了银州，出了变故。李继捧的一个族弟名叫李继迁，当时的官职是“管内都知蕃落使”。此人狼子野心，志向不凡，深知一家人被迁入京城，无异于蛟龙失水，再无折腾的可能。于是，他诈称出城为其乳母送葬，趁机率数十人遁入茫茫鄂尔多斯大草原中的地斤泽。当时，这位李继迁年方二十岁，血气方刚，有勇有智，一口气狂逃三百余里。
刚刚出逃，这帮人虽然纠结了一些人马，还不大成气候，不久，就被夏州知州尹宪与都巡检使曹光实乘夜攻袭，斩首五百余级，烧毁四百余帐落，李继迁只与其弟逃脱，他的母亲和妻子均被生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