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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坛，见到轮椅上的病人或老人，比其他公园里要多。这大概因为天坛地处城内，交通方便，地铁五号线和公交车很多条线路，在这里都有一站。而且，公园除祈年殿、圜丘有上下台阶，其他大部分的地方是平地，林荫处也多，便于轮椅的行动、停靠和歇息。
但是，北海公园也在城内，交通也很方便，大多也是平地，为什么见到的轮椅比天坛的要少许多？再一想，便是天坛四周遍布居民区，密密麻麻的，像是千层饼一样，紧紧包裹着天坛。自然，附近的人们到天坛方便，甚至不过是一条马路之隔。即使各自家住得拥挤乃至憋屈，但到这里来宽敞无比，可以一抒胸臆，便把天坛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坐轮椅的老人或病人，到天坛来晒晒太阳，转转弯，散散心，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是最好的选择。
我在天坛发现这一现象，每逢看到轮椅从身旁经过，都会格外注意看几眼，心里会不禁感慨，这是生活在首都的福分。
秋日午后的暖阳下，我坐在西天门里的甬道北侧。我爱坐在这里画画，对面浓郁的树荫中，隐隐约约能看到斋宫的外墙，景色不错，适宜入画。
身边来了一位坐轮椅的老爷子，是位中年妇女推他过来的。老爷子好奇地看我画画，和我聊了起来。那女人对老爷子说了句：“您先在这儿聊，我去那边，待会儿回来。”说罢，转身沿着长椅后面的一条小路走去，不远处，白色的藤萝架下，人头攒动。
老爷子指着女人的背影对我说：“我闺女，每一次来，把我撂在这儿，她都上那边去，那儿有熟人，有话说。”然后，他笑了笑，又说：“整天伺候我一个糟老头子，她说话，我腻烦；我说话，她不爱听，嫌我啰唆。树老根多，人老话可不就多呗！”
老爷子爱说话，我乐意听，他显得很兴奋，对我说：“不耽误你画画呀？”
“画画本来就是搂草打兔子的事，不碍事的！”
老爷子的话匣子打开了。我也听明白了他大半生的轨迹：今年
七十九岁，老家在房山农村，20世纪60年代入伍当兵，因为射击打浮靶是全师独一份的优秀，立了三等功，破格入党提干。复员到北京城里一家二商局下属单位当党支部书记，管着下面好多家副食品商店。后来，超市发达，副食品商店纷纷倒闭，人员下岗的下岗，转行的转行，买断的买断，他是老资格，被调到公司的工会，是闲差，干了没几年，退休，每月拿五千多元的工资。退休没多久，老伴得病去世，前几年，自己过马路被一辆小汽车撞折了腰，如今只能坐在轮椅上了。
我对老爷子说：“您够倒霉的！”
老爷子摆摆手说：“倒霉的不是我，是我这闺女！”
他冲藤萝架指了指。老爷子有三个闺女，这是大闺女，今年五十一。二闺女和三闺女，比她小十来岁，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都比她好，后来都考上了大学，结婚之后的日子都比她强。
“我们这个老大，不好好学习不说，还早早就搞上了对象。搞对象也不说，非得搞个外地的；搞个外地的也不说，还没有工作。你说让人头疼不成？没办法，我豁出老脸，找人说什么也得给他安排个工作呀。可你不知道，我这个大闺女没考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豁出过一回老脸，求人家给她安排一回工作了呀！你说我这脸得有多大吧！幸亏人家觉得我资格老，给我面子，把他又给安排在副食店工作了。谁想到呢，副食店不景气，两口子早早买断下岗，每月那点儿工资，都不够交房租的。这不，他们的孩子要结婚，没房子住。他们两口子把房子给孩子结婚，跑到我这儿住来了，说是可以照顾我。倒也是，每天推我到天坛来转一圈。”
我问老爷子：“您那俩闺女呢？”
“那俩闺女，每月来家看我一次，每次一人给我一千块钱。我瞒着她们两人，把这钱都给了大闺女了，每月再从我的工资里拿出两千块钱也给她。我那老闺女后来知道了，我以为她会不高兴，甚至不再给这一千块钱了。谁想她只是对我说了句好肉不疼赖肉疼。可你说怎么办呢？我在，每月还有五千块钱的退休金，我要是一走，你说他们两口子可怎么活呀！让他们两口子存点儿呗。好肉用不着疼，自有人稀罕，疼的可不就是赖肉呗。”
说着话，大闺女回来了，对老爷子说了句：“今儿说痛快了吧？不早了，咱回家吧！还得给您做饭呢！”
她推着老爷子走了。轮椅消失在蒙蒙的树荫中。树上已经有不少叶子变黄了，灿烂的阳光下，像打碎的金子，散落在枝丫上闪着光，有些刺眼。
有一天下午，我还是坐在西天门里的甬道旁的长椅上，忽然，发现有好多轮椅，像约好了似的，陆陆续续聚集在这里。秋日的暖阳温煦，透过树叶洒下来斑斑点点的光，打在他们的身上和轮椅上，勾勒出明亮的光影轮廓。
他们当中，有极个别是自己摇着轮椅来的。大多数是有人推着轮椅来的，推轮椅的人，有的是自己的家人，有的是雇来的保姆。他们都很熟，见了面，就有说有笑地打着招呼，家长里短地聊了起来。显然，他们常到这里来。天坛成了他们的公共客厅。
一个小伙子俯下身来，对轮椅上的老爷子说了句话，便走到我这里来，见我长椅边上空着，便坐了下来。我打量了他一下，三十多岁的样子，个子不高，眉清目秀。我问他：“你是老爷子的……？”
小伙子说：“我是他的护工。”
这让我有点儿奇怪。这样推轮椅出来遛弯儿，一般请的是保姆，做家务之余，捎带脚就把这活儿干了，没听说专门请护工的。保姆是月薪，护工是每天算工钱的，费用要高很多。
小伙子看出了我的疑惑，对我说：“老爷子在医院做的大手术，你知道，因为疫情，病人住院，陪护不方便，必须请护工。我就是医院指派给老爷子做护工，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老爷子看我对他护理得不错，很满意，出院的时候，要我跟着他回家继续做护工。”
我说：“护工是按天算钱，老爷子得花多少钱啊！”
小伙子说：“老爷子不差钱，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北京，都是自己开公司当老板，都有钱。老爷子的老伴儿身体不大好，但两口子都是干部，退休金拿得也不少。”
我问他：“现在护工是怎么个价码？”
他告诉我：“我们现在都归公司管，医院和我们公司有联系，需要护工，就打电话给公司，公司派人，每人每天公司收费是二百六十元，给我们护工是一百九十元。”
“公司扣了七十元，相当于你们工钱的四分之一还多。”
“在北京能找到这活儿，就算不错的了。一个月下来，能挣五六千，还管吃管住，干得好，老爷子满意，私下还给点儿钱。”
小伙子说得实在，我对他说：“你能找到老爷子这样的人家，是福气！”
小伙子连连点头说：“是！是！老爷子是个好心人，待我不错。住院的时候，他跟你一样，也问我挣多少钱，公司待遇怎么样，有没有上三险，挺关心的。”
看来，他们相处得不错。不是所有的病人和护工，都能相处成这样的。雇佣的关系中，钱成了唯一的纽带和润滑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变得很淡。由于病人及其家属和护工的地位不同乃至悬殊，想法和做法便不尽相同，暗中揣着各自的小九九，甚至矛盾爆发，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那边，老爷子和人聊得正在兴头上，小伙子和我也越聊话越多。我知道了，老爷子家就住天坛附近，天气好的时候，他下午这时候就推老爷子到天坛里，和大家伙聚聚，海阔天空一通聊，比在家里憋闷要好，这成了老爷子每天的必修课，甚至是一服特殊的良药。
“到天坛来的附近退休的老头儿老太太，是分成一拨一拨的。”小伙子对我说起他推老爷子来天坛时自己的发现。
我对他说：“是吗？说说看！”
“锻炼身体的是一拨，一般聚在东门的体育场；跳舞的是一拨，一般聚在北门的白杨树下；扔套圈的，一般在长廊西边的树下；拉琴唱戏的是一拨，一般在柏树荫下；偶尔聚会连吃带喝带照相的，一般在双环亭……坐轮椅的，一般是下午这个点儿，就到这里来聚聚了。”
小伙子这样对我说，对自己的说法很有些得意，这是他推老爷子到天坛来搂草打兔子的额外收获。
确实如他所说，好在天坛地方大，让大家各得其所，各找各的乐儿。我想，这样一拨一拨自然而然地形成，倒不见得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除了喜好，更主要是年龄和身体，特别是到这里来的轮椅上的老人，更是彼此同病相怜，没有别处大小圈子的地位与名声等因素的约定俗成，或人为的刻意为之。病，消弭了这些东西，轮椅成为相对平等的象征——尽管成色和价位不大一样。特别是从生死线上归来的老人，一下子看到了人生的终点近在眼前，坐在轮椅上的感觉，和以前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在摆着座签的主席台上的感受，是大不一样的。轮椅，更是帮助大家减轻了金钱欲望的分量，消除了身份认同的焦虑，甚至降低了对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孩子的期待。坐在轮椅上，大家显得一般高了，个子高的，个子矮的，都看不大出来了，大家平视，远处高高的祈年殿辉煌的蓝瓦顶，是看不见了。看不见了，也没什么，大家一起聊聊，能有别处找不到的开心，以及病痛与衰老中的惺惺相惜。
小伙子推着老爷子常到天坛来，老爷子高兴，他也省心，可以坐在这里休息休息，看看风景，胡思乱想。来北京这么多年，如果不是给老爷子当护工，他还从来没有来过天坛呢，也从来没有想过到天坛来转转。
小伙子告诉我，他今年四十六岁了。这让我没有想到，吃惊地说：“你哪儿像这么大岁数，我以为你三十多一点儿呢！”
他对我说：“我都俩孩子了，老大二十，老二都十三了。”
真看不出来！
小伙子是河南驻马店人，在北京干护工已经干了七年，疫情开始以后，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想回家，又怕回去回不来了。不管怎么说，在北京干护工，比在老家挣钱多，一家人都靠着他挣的这些钱呢。
他对我说完这番话，轻轻地叹了口气。
老爷子挥着手，在招呼他。他站起来，朝老爷子那边走去，透过树木枝叶的阳光，打在他的身上，逆光中，地上留下长长的暗影，和斑驳的树影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