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自传体纪实小说《一生的故事》,其中叙述帕氏童年的一桩小事,讲他在基辅一座叫马里因的公园里,见到一位身材高大的海军士官候补生,在林荫道上,从他身边走过。因为他向往大海,却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便把对大海的全部想象,寄托在这个无檐帽下绣着金色船锚飘带的海军士官候补生的身上。他渴望也能当他一样的海军,或者海员,在大海上航行,到达他刚刚读过的斯蒂文森写的《金银岛》上。他竟情不自禁地跟在这个候补生的后面,跟了很长的一段路。候补生早就发现了,一直走出公园,走到大街上,候补生停下来,问他为什么总跟着自己?候补生明白了这个小孩子的心愿后,带着他来到街边的一家咖啡馆,为他买了一杯冰激凌,并从钱夹里拿出一张巡洋舰的照片送给了他,对他说:这是我的舰,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帕氏的这部《一生的故事》一共六大本,叙述大大小小的故事很多,但是,不知为什么,帕氏在公园邂逅海军士官候补生的这个小故事,总让我难忘。
他们素昧平生,帕氏只是一个小孩子,候补生年龄不大,却是成人了。一个成人,能那样善待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小孩子,不仅善待,而且那样理解一个小孩子天真幼稚充满想象的心,愿意停下脚步,感受、倾听并珍惜孩子这样一颗幼稚却美好的心,还为孩子买一杯冰激凌,送孩子一张巡洋舰的照片。不是所有的成人都能做到这样的,即使是孩子的家长,也未必如此。
我在想,我成年之后,是否在某个地方,在偶然之间,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孩子?没有,我没有遇到过。或者,其实,我遇到过,但我没有发现。有些迟钝,或者,在公园里,眼睛里只有面前的花草树木,湖光山色,心里只有自己的事情,便不会像风吹过花草树木,即使是不曾相识,也将花木的清香带到别处,带到远方。是的,有很多的时候,我的眼睛有些近视或远视,我的心像搓脚石被磨得千疮百孔。
如果,我也遇到这样一个孩子,并且敏感地知道这个孩子的心思,我会像这位海军士官候补生一样对待这个孩子吗?真的,我不敢保证。每逢想到这里时,我都非常地惭愧。我都会对那位海军士官候补生,像帕氏一样充满敬意和怀念。
我仔细搜寻记忆,我的一生中,未曾做到如海军士官候补生一样,发现过一个孩子,帮助过一个孩子。是否在小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和海军士官候补生类似的人物,对我有过帮助呢?
我想到了。在我四岁左右的一个黄昏,家里来了客人,父亲陪客人喝酒,母亲忙于炒菜,姐姐照顾着一岁的弟弟,我偷偷一个人跑出家门,跑出大院,跑到大街上,像一匹没有笼头罩着的小马驹,四处散逛,看什么都新鲜,看什么都好玩。不知不觉,越走越远,迷了路。黄昏落尽,黑夜降临,路灯闪烁中,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哭还是没哭。记忆中,只留下我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身边坐着的是一位警察叔叔。是他发现了街头失魂落魄的我,问清了我家住的地方,叫上了这辆三轮车。一路街灯和街景如流萤一般闪过,三轮车左拐右拐把我拉到大院门口的时候,我记得警察叔叔没有下车,只是叫我一个人下车,看着我跑进大院,才叫拉车的车夫拉着他走了。而我跑回家,爸爸还在和客人喝酒,妈妈和姐姐居然没有发现我已经在街头逛荡一圈了。
这个警察和我也是素昧平生,虽然,他没有请我吃冰激凌,也没有送我照片。回忆起这件事,我完全记不起这个警察的面容,也记不起他对我说过什么话了,那一晚的情景,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止一次想他戴着警察大檐帽的样子,他弯腰和我说话时和蔼的样子。但是,这一切只是事过经年之后的想象而已。唯一的印象,就是在三轮车上他坐在我身边的模糊样子。说来也奇怪,那一晚之前的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的记忆,就是从那一晚这个警察叔叔模糊的样子开始的。
我还想起另外一个人,是位老太太。不是我小时候遇到的,是十三年前的春天,那时候,我腰伤还未痊愈,刚刚能下地走路,出院之前,医生嘱咐我,一定要多出来晒晒太阳,补补钙,对于腰伤的恢复有好处。我开始遵从医嘱,天天早晨出来,先到小区的小花园里晒太阳。小花园里,种着月季、紫薇、丁香,花木葱茏,有老头儿老太太在花丛树下练功打拳。小花园里还有几排椅子,坐着的也是老头儿老太太,和我一样,出来晒太阳,顺便闲聊家长里短。因为我是第一次来这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插不进他们的聊天中,只能坐在椅子上呆呆地望着他们,望着天空。
几天之后,我身边坐着的这位老太太,忽然对我说了句话:“我看见你总到这里来晒太阳,你得戴副墨镜呀!”
我转过头看了看老太太,有七十多岁的样子,戴副宽边的墨镜。她接着对我说:“你眼睛也别总直接看太阳,太阳光厉害,伤眼睛的,容易得白内障。”
我谢过了她。当天就买了一副墨镜,第二天到小花园,她看见我戴着墨镜,冲我笑了笑。
老太太和我也是素昧平生。她对我的关切,也许只是顺口而说,举手之劳,但让我心存感念,一直记忆。
有时,我会想,如果不是素昧平生,是自己的家人,或是熟悉的朋友,即使不熟悉只是偶尔见过几面的人,还会这样让我难忘并感念吗?我想,起码会打了折扣。正因为素昧平生,这位老太太,那位警察,才让我难忘并感念至今。哪怕他们并没有像帕乌斯托夫斯基遇到的那位海军士官候补生一样,为帕氏买一杯冰激凌,送一张照片,有那样额外的赠品;哪怕他们所做的对他们而言只是举手之劳的区区小事;却正因为小事区区,正因为面对的是他们素昧平生的我,这些点滴小事,最可见是发自内心,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这便是人存在于心最本能的良善,是让我们相信生活即使艰辛乃至丑陋却存在温暖和希望的最朴素的力量。
小时候,还未上小学,或者刚刚上小学,有一天,父亲让我去小酒铺打二两地瓜烧。那时候,街上有一家小酒铺,就在我家住的大院斜对门,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大酒缸改造过的,不过,依旧保留着大酒缸的特点,店里摆两张木桌,几条板凳,卖零散的白酒、黄酒和猪头肉、花生豆、拍黄瓜之类的下酒小菜,方便在那里喝酒的人。
我愿意干这种打酱油打醋、买盐买酒的活儿,找回来的零钱,可以给我,我能买点儿零食,或者到小人书铺借书看,借一本,一分钱。我拎着空瓶子跑到小酒铺,把瓶子递给老板,叫道:“打二两白酒!”老板转身还没给我把酒从酒缸里㧟上来,就听“砰”的一声,在不大的小酒铺里响得很厉害。是我惹祸了,我不小心把放在柜台边上的一个大白粗瓷碗给碰到地上,摔碎了,里面盛的酒溅湿了我的脚面,酒味弥散在空气中。我有点儿吓坏了,下意识地转身跑了几步,跑到门前,愣愣地站在那里,觉得满屋人的目光都落在我的身上。我知道,人家肯定得要我赔钱,我除了打酒的钱,没有钱。如果让我回家找家长要钱赔,会挨骂的。我并不是要逃跑,是有些害怕。
一个粗壮的男人,立刻走到我的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喝声问道:“想跑啊?白摔了我的酒?听响儿呢?”我想和他解释,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人是先从柜台上拿走了下酒菜,回转身想再拿酒碗的,没想到,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让我不长眼,把酒碗碰到地上。他揪着我不放,非得让我赔他的酒。我被他有些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哭了。
就那么在门口僵持好大一会儿,老板一手拿着我的酒瓶子,一手端着一大白瓷碗酒,走了过来,先把酒递给了那个壮汉,再把酒瓶子递给了我。我和那个壮汉都有些奇怪,莫非老板善心大开了?小酒馆小本经营,赚钱不易的呀。老板笑着对我说:“好了,别哭了,刚才有人替你把酒钱赔上了!”
我拿着酒瓶子转身就慌慌张张地跑回家了,竟然都没问一下是谁帮我赔的酒钱,也没有说句谢谢。但是,这件事我永远记着,长大以后,常常会想那位好心人是谁,长什么模样。
1974年的春天,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那时候,大学多年停办,没有新的毕业生补充,北京中学老师极度缺人,从北大荒抽调老三届中的高中生回北京当老师。我回北京,就是当老师的。
当时,我们农场的高中生被分配到丰台区各中学当老师,要先到丰台教育局报到,等待具体分配。丰台教育局离我家很远,需要到永定门火车站坐一站火车,因为父亲去世,家里只剩老母亲一人,需要照顾,我请同学去教育局替我报到。同学去了,得知我被分配到长辛店中学,好家伙,比教育局还远,离家更远了。同学打电话告诉我,我请他找教育局的人陈情,说我家有老母需要照顾的具体情况,希望能够考虑分配离家近一点儿的中学。还真的不错,教育局的人听完同学介绍我的情况后,立刻网开一面,大笔一挥,将我分配到离城里最近的东铁匠营中学。
这简直像是天方夜谭,我本人都没有到场,只是听同学这样一说,调动的事情立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今天,说出来,谁会相信呢?当时,我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啊。
时至今日,我依然常常会想起这件事情,至今都不知道教育局替我办好调动手续的人是男是女,但我在心里常怀对他或她的感念,因为这种事情,现在办起来不知道要费多少周折,当时却是这样简单、干净,笔直得不用一点拐弯儿,甚至一点儿推诿或犹豫的停顿都没有,连贯得就像一道清澈的瀑布笔直而自然地流淌而下。
1977年的年底,我写下我的第一篇小说《一件精致的玉雕》,开始投稿,却是烧香找不着庙门。当时,我在丰台文化馆的文学组参加活动,文学组的朋友看完小说后觉得不错,替我在信封上写下地址,再剪下一个三角口,连邮票都不用贴,就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我心里直犯嘀咕,《人民文学》是和共和国同龄的老牌杂志,是文学刊物里的“头牌”,以前在它上面看到的尽是赫赫有名的作家的名字。那时候,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轰动一时,《人民文学》自然为众人瞩目。我这篇单薄的小说,能行吗?
没过多久,学校传达室的老大爷冲着楼上高喊有我的电话,我跑到传达室,是一位陌生的女同志打来的,她告诉我她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我的小说她们收到了,觉得写得不错,准备用,只是建议我把小说的题目改一下。她们想了一个名字,叫《玉雕记》,问我觉得好不好?我当然忙不迭地连声说好。能够刊发就不容易了,为了小说的一个题目,人家还特意打来电话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光顾着感动了,放下电话,才想起来,忘记问一下人家姓什么了。
1978年的《人民文学》杂志第四期上刊发了这篇《玉雕记》。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打电话的那位女同志是谁,不知道发表我的小说的责任编辑是谁,那时候,我甚至连《人民文学》编辑部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寄稿子的信封都是文学组的朋友帮我写的。一直到二十年后我调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我还在打听这位女编辑是谁,杂志社资格最老的崔道怡先生对我说,应该是许以,当时,她负责小说。可惜,许以前辈已经去世,我连她的面都没有见过。
人的一生,世事沧桑,人海茫茫,从未谋面的人,总会比见过面的人要多。在那些从未谋面的人中,都是你所不熟悉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经历、性格的人,他们当中,能够有帮助过你的人,都是没有任何利害或功利关系、没有相互利用或交换价值,甚至没有任何蝇营狗苟的些微欲望的人,他们对你的帮助,是出自真心,是自然而然扑面而来的风,滴落下来的雨,绽放开来的花。那种清爽、湿润和芬芳,稀少,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他们让你相信,这个世界存在再多的龌龊,再多的污染,再多的丑恶,也不会泯灭人心与人性中的美好,让我们心存温暖而有生活下去的信心。
对他们说谢谢,他们是不需要这样单薄的话的。他或她让我感受到在世事沧桑之中,那种心地良善而简单清爽所带给人持久的感动和怀念。从未谋面,却那样熟悉,那样亲切,总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定格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