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冬天,我到北大荒不久,第一次去富锦县城。那是离我们生产队最近的县城,有一百多里地。县城,不像我们生产队那样荒僻,也不像北京那样繁华,它很嘈杂,寒冬的风雪,并没有阻挡人来人往的脚步。中午时分,我走进一家小饭馆,准备吃点儿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饭馆,刚掀开棉门帘,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浓雾一样包裹着我,我看见的只是一片模糊的影子,人声鼎沸,热浪一样滚来,把我吞没。
点了碗面,坐在饭桌前等候,等了许久,面也未上来。我想喝点儿开水,暖和暖和,看见屋中央立着一个汽油桶改造的大火炉,炉里烧着松木柈子,炉上坐着一个吱吱冒着热气的水壶,便走到柜台前,向服务员讨要个碗好去倒水。服务员指指前面的水池,我走过去,看见水池里放着好多大白瓷碗,便顺手拿起一个,看见里面有水,把水倒净,转身刚要走,一个反穿着羊皮袄的壮汉走到我的身旁,厉声问我:“你怎么把我的酒倒了?”我有些莫名其妙,怎么会是酒?壮汉不容分说、毫不留情地非要我赔他的酒。我和他争辩起来,壮汉不依不饶,一时闹得声响很大,众人的目光落在我们的身上。
这时候,另一个壮汉走了过来,拉开了这个壮汉,说道:“你没听这娃子说话,一口京片子,肯定是刚来的知青?生牤子,不懂行!”说着,他从水池里拿起一个空碗,走到柜台前,买了一碗酒,送到那个壮汉的面前。然后,他走到我的身边,对我说:“你刚来不懂咱们这疙瘩喝酒,都是泡在这水池里温酒,你摸摸,这水是热的。你肯定是把他碗里的酒当成水泼了!”我谢了他,他摆摆手,转身回到座位,接着喝他的酒去了。
1992年的夏天,我在巴黎的戴高乐机场转机去巴塞罗那,采访那一届的奥运会。戴高乐机场非常大,转机的候机大厅很远,时间紧张,穿过拥挤的人群,我拼命地往前赶路,走出了一身汗。
忽然一眼看见坐在椅子上的一位中年女人手里拿着邮票,是一版小连张,好多张邮票连在一起。那时候,我集邮,知道好多国家都在出这届奥运会的纪念邮票。尽管时间紧张,还是忍不住停下来,用拙劣的英语问她:“您这是奥运会的纪念邮票吗?”她点点头。我又问她:“在哪儿能买到这邮票?”她向前指指,然后摇摇头,摆了摆手势,我猜大概意思是离这儿有些远,或者是这里地形复杂,你难找到。
一定是因为看到了我脸上露出有些失望又有些渴望的表情,她微微一笑,从手里小连张上撕下两张邮票,递给了我。我赶忙掏钱要给她,她连连摆手。我谢过她,她又冲我摆手,让我赶紧赶路。
去年 秋天,我和老伴去潭柘寺,看那里的千年银杏古树。我们已经好多年没去那里了。银杏树一片金黄,每片叶子都被阳光镀上了一层碎金子似的,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也闪动着千年之间沧桑岁月的回忆。两株银杏树周围都是人,都在兴致勃勃地和银杏树合影留念。在北京,有银杏古树的地方很多,但这里大概奏响了北京秋天最盛大的华彩乐章。
我和老伴相互拍照。不知什么时候,一个陌生的年轻姑娘走到我的身边,微微笑着,对我说:“我光看见您二老互相照了,我给您二位照张合影吧!”
我望了望姑娘,个子高高的,面容清秀,忽然心里很有些感动。我和老伴外出游玩,相互照的都只是单人照片,从来没有一个陌生人走过来,好心地问我们要不要照一张合影。只有这位姑娘,第一次为我们照了张合影。我们身后的银杏树那样金黄,我们面前她的身影那样漂亮,那样亲切。
无论五十五年前替我赔了一碗酒的壮汉,还是三十一年前送我两枚奥运会纪念邮票的巴黎妇女,或是去年那么善解人意为我和老伴照相的年轻姑娘,其实,和我都只是萍水相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接触更多的是亲人、熟人和有种种关系往来的人。萍水相逢的人,不过是擦肩而过,你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比起前者,萍水相逢,显得更细微,更琐碎,更微不足道,如同轻风吹过水面,只荡漾起一丝丝涟漪,然后消逝得无影无踪。但就是这样细微琐碎而微不足道的萍水相逢,让我久久难忘,感动的恰恰是这样细微琐碎和微不足道。他们让我感受到人世间的良善和美好,还是那样顽固地蕴含在人心深处,常会在萍水相逢中不经意流淌,湿润我们业已干涸的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