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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最向往过年。新春年节，李氏宗祠的私塾要放十多天假。孩子们像脱缰的野马，可以在山间水涯撒欢，吹竹号，放鞭炮，或追逐龙灯、舞狮，看热闹。
这一年，李调元最感兴趣的是由塔水来的高跷队伍。塔水高跷在周围几县很有名，被称为“楚黄屠”。因为擅长此艺的屠家，原是由湖北黄州来的移民，业余演员们走村串寨，凭借晒坝，高悬灯笼，便因陋就简地上场了。演出时脚踩五尺高的跷，载歌载舞，“搬演亦与俳优同”：有一“老者”，手持钓竿，磻溪垂钓；另一“美女”，端坐莲船。村民们都很熟悉这些故事，啧啧称赞：“啊，那是姜太公，那是西施女……”
初九这天，李调元又骑着马随父亲去德阳孝泉赶“上九会”。这儿有孝子姜诗的故宅，宅侧的涌泉里，传说曾因姜诗孝心感格，跃出了双鲤供膳。
会期前几天，姜诗祠周围便筑台搭棚，“货物山积，百戏杂陈”。李调元父子来的那天，是赶会的高潮，四方云集，接踵摩肩，许多人是从几百里外来烧香的。今年会首聘来几个班子，异彩纷呈。父亲告诉李调元，德阳人最喜欢高腔戏，因为城里从湖广来的移民最多；绵竹人却喜欢梆子腔，因为绵竹城内陕西来的移民多……李调元注视着粉墨登场、神情毕肖的剧中人，目不暇接。他既喜欢高腔，也喜欢梆子腔。这边看看，那边听听，眼界大开。何况，茶棚里还有醒木声声的说书人，弹琴铮铮唱曲的小姑娘。“走长绳”的表演，惊心动魄，险象迭生；“被单戏”里，口技迷人，不时激起哄堂大笑。乡风俚曲醇如酒，醉了敏感少年的心。
虽在塾中闭门攻读，田歌俚曲仍不时冲着书塾飘来。醒园外的田野平畴，每当春田插秧时，按照古老的习惯，农夫们要选善唱的歌郎二人，于垄上击鼓鸣锣，同时又轮流曼声领唱，一唱众和。
这种村歌，大多七字句，四句成歌，行腔合拍，很有古代竹枝词的遗意。秧歌声声，应山应水，娓娓动听，能使“耕者忘其疲”。是谁，模仿山区女郎的口吻，唱出了满蕴心底的柔情：
线磴回盘万仞岗，
采茶郎似去年忙。
几家门户原依旧，
认取沿山七里香。
优美的词曲，像春风化雨，滋润着李调元的心田。他对民歌戏曲的兴味愈来愈浓，一有机会，便偷偷溜到庙会看社戏。
社戏虽多，但对学童们来说，只有二月初三日的“文昌会”，他们才能名正言顺地集队前往。因为文昌星，又叫文曲星，旧时传说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和学童的前程大有关系。
云龙山中，有一个龙神堂，文昌会要在这儿举行。二月初三是文昌帝君的诞辰，晨早乡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朝拜，庙里要请大戏班子来唱戏。
沿着“白沙碧水环杉柳”的乡间小道，李调元带着弟弟们兴高采烈地赶来了。一色的土机织蓝布长衫，外罩青湖绉马褂，头戴红结子瓜皮小帽。书童朱贵提着香篮在前领路。
小哥儿们烧香拜佛之后，来到龙神堂第一层乐楼下。演戏前的鼓乐，轻吹慢打着。李调元看那楹柱上刻着一副对联：
忠奸贤愚聊假今形传古教，
治乱安危为助风化扮粉墨。
在万头攒动、人群推搡中，戏文开演了。
小哥儿们被剧情吸引，随着剧中人的悲欢离合或唏嘘泣下，或喜笑颜开。
这个扎根民间的四川戏班的演出，显示了戏剧“高台教化”的力量，它使李调元看得入迷，并影响了他，使他在日后的岁月里与川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戏完人散，回到家中，戏中的人物、故事还在李调元的脑海浮现。耳旁还萦绕着激楚有情的高腔旋律。“呀，真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啊。”
李调元挥笔写下了一段对戏曲的观感。这段观感经他润色，作成了《雨村曲话·序》里的一段文字，阐发了戏剧要描写人情的观点：
夫曲之为道也，达乎情而止乎礼义者也。凡人心之坏，必由于无情，而惨刻不衷之祸，因之而作。若夫忠臣、孝子、义夫、节妇，触物兴怀，如怨如慕，而曲生焉。出于绵渺，则入人心脾；出于激切，则发人猛省。故情长情短，莫不于曲寓之。人而有情，则士爱其缘，女守其介，知其则而止乎礼义，而风俗醇美……
李调元从青少年时代开始萌发，继而逐渐成熟的“情感说”，与同时代的诗坛领袖袁枚倡导的“性灵说”不谋而合，殊途同归。“性灵说”主张在诗中表现自我，表现喜怒哀乐的“人欲”。袁、李崇尚人情，实际上是对宋明理学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一种批判。他们的观点与前辈——伟大作家曹雪芹也是一脉相承的。曹雪芹声称《红楼梦》旨在言情，即发泄儿女之真情和意趣。
不矫情，不作伪，在李调元今后的做人、作文中都将充分表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