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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上将星沉
——奉军统领左宝贵殉国始末

奉军出征

冠廷仁弟总戎麾下:

……吉林匪党现已肃清,前因增都护谕奏滋事情形,奉旨即令前往查办,不知复奏若何?倭人以重兵屯驻仁川、汉城,胁韩改政,迭经据约辩诘,并邀英、俄各国出为理论,现尚相持不下,如竟不肯撤退,势必至于用兵,不得不预筹战备,韩之北境,接连奉省,近闻倭人于大同江、平壤一带派人潜往测量绘图,意殊叵测,闻奉省已派队往防东边,尚望就近侦探确情,随时示知为盼!

……

愚兄李鸿章顿首

这封信写于1894年的初夏,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了预筹战守,商请驻防盛京(今辽宁省)的奉军统领左宝贵协助就近侦察、了解日军的动向。7月3日,这封信出现在左宝贵的案头。

奉军统领左宝贵和卫士的合影身着清朝军官的礼服棉甲,左宝贵犹如从画中走出的古代英雄。甲午年,他所面对的则是完全近代化了的敌手

左宝贵,1837年出生,字冠廷,回族,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人。他的军旅轨迹,在清朝末年勇营、练军的高级军官中颇具代表性。这类军官全都没有系统的军事教育知识背景,大都是在太平军和捻军战争时代参加行伍,他们的升迁和成功成名则主要依赖在战争中的表现。

1856年,不满20岁的左宝贵应募从军,投身正在围剿太平军的清军江南大营。1858年初,左宝贵因为在进攻乌江太平军之战有功,获得了军旅生涯的第一个重要的褒奖——被授予六品军功身份,从而逐渐从普通士卒群里脱颖而出。到太平天国失败时,几乎每战都有突出表现的左宝贵,已经升任至守备。

捻军起义爆发后,左宝贵于1865年被蒙古亲王僧格林沁选中,担任忠勇营营官,随军剿捻。1867年,左宝贵受命统领河间练军,至捻军被镇压后,因功升至参将,调用直隶省。1871年,左宝贵任古北口后营马队营官,隶属直隶总督李鸿章麾下,与李鸿章的交情即从此开始。

太平军、捻军战争中从军习武并借以立功升官的这些军官,随着大规模内战的平息,在和平时代的升迁机会并不太多,左宝贵是这类军官中的佼佼者。1872年,直隶热河马贼纷起,左宝贵奉命率部屡次歼击,并一度追击至盛京境内,“匪众溃散,东荒肃清”,左宝贵“身先士卒,摧锋直前”,被授总兵衔尽先副将,“由是声誉日起”。

1875年,刑部尚书崇实赴盛京、吉林办理边务,鉴于左宝贵击溃直隶热沙马贼的声名,调其率古北口练军同行,将骚扰盛京、奉天一带的几大股匪患一一平息,并帮助盛京训练模仿淮军军制的勇营部队——奉军,因功获记名提督衔。1880年,古北口练军奉命调回直隶原驻地,经盛京将军奏请,左宝贵留用于东北,统率奉军。1889年,左宝贵获得广州高州镇总兵实缺,成为独当一面的领兵大将。

左宝贵统率的奉军,属于地方自募的勇营部队,不在国家编制内,一切供给需要依赖地方,士卒们也没有八旗、绿营军队那种终身职业的保障,实际处于随时都有可能被裁撤的境地。穷苦老百姓为了谋生,可以不在乎名分、工作的性质临时与否而投身勇营当兵,但拥有一定资历、地位的将领无疑不能接受临时工身份。为了稳定将心,勇营军官的职务编制大都借用、安插到绿营的额定编制内,占用绿营的军官编制数,甚至是在没有空缺的情况下采用记名候补的方式,名列国家编制,成为国家承认的正式军人。身在东北统率奉军的左宝贵,职务编制借补的是绿营广州高州镇总兵的官缺。同样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驻防直隶的淮军盛军统领卫汝贵,职务编制借补占用的是绿营宁夏镇总兵。这种官职身份和具体的职守所在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是晚清官场的一大奇事。

左宝贵收到李鸿章书信的十多天以后,7月15日,清政府鉴于朝鲜局势严峻,严谕李鸿章向朝鲜增兵。除去取海路前往朝鲜牙山的武毅军和直隶练军,以及经海运至辽东大东沟、营口等地上岸再沿陆路开进朝鲜的盛军、毅军等部外,奉军也被选中派往朝鲜。虽然驻扎于盛京的奉天等地,处在八旗盛京将军统辖下,但盛京的边海防也属于北洋防务的范畴,作为盛京精锐边防军的奉军也在李鸿章的指挥调度下,因而这支编练多年、多次剿匪获胜的能战之师旋即被选中派往朝鲜。

左宝贵(左)与北洋陆军将领马玉昆(中)、徐邦道(右)的合影,摄于1886年醇亲王大阅海防期间

开拔之前,奉军多年来主要驻防在盛京的奉天府和通商口岸营口、牛庄一带。其中驻扎奉天府的包括奉军亲军步队361人、后营步队451人、新右营步队451人、中营马队314人、右营马队314人、新练亲兵中营马队184人;驻扎营口、牛庄一带的包括奉军左营、右营、中营、前营步队各451人,以及防守营口水雷营的步队拨出的30人;另有驻扎昌图县附近的左营马队314人:总计4 223人。

除此外,7月16日盛京将军裕禄因“奉军统领左宝贵,前于开辟东边即身亲其事,该处地势民情无不熟谙”,又将驻防在中朝边境的记名提督聂桂林部勇营军队——靖边军配置给左宝贵统率。聂桂林部靖边军当时有右营步队357人驻防通化一带,中营马队、前营步队、左营步队、后营步队各357人驻防凤凰城一带,兵力总计1 785人。

兼统靖边军不久,左宝贵便得到率军开赴朝鲜的命令,经过与分统聂桂林会商,从奉军和靖边军中各抽选马步四营,以及靖边军炮队,组成了一支八营3 500人的队伍(炮队不满一营,中国档案中赴朝奉军均自称为八营),番号分别是奉军左营马队、左营步队、右营步队、后营步队,靖边军右营步队、左营步队、后营步队、中营马队、亲军炮队,对外统称为奉军,左宝贵任总统,聂桂林任分统。

1894年7月21日起,营口、奉天、昌图、通化等地,一队队奉军、靖边军陆续拔营起程,根据总统左宝贵的命令,向边境城市九连城集结(由营口驻地出发的奉军乘坐民船走水路赴九连城),准备由那里集中开进朝鲜。25日,左宝贵亲率剩余部队从奉天出发,踏上征程。

临走之前,左宝贵拜访了一些城中的好友,依依话别,与左宝贵私交甚好的英国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医生司督阁(Dugald Christie)觉察到,英勇善战的左将军临行前却挥不去易水长歌式的悲壮。左宝贵对友人们说道:“这次战斗与以往的剿匪不同”,“我必死无疑”。 国内战争中,几乎百战百胜的勇将,此刻表现出这样的忧虑,耐人寻味。

1894年初夏,一小块乌云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不久,整个天空都变得昏暗起来。战争的直接借口并不重要。在许多年里,日本一直为扩张自己的势力,为控制朝鲜而进行积极的努力。现在我们知道,即使没有这样的借口,不久日本也会找到另外的借口。近7月末,我们得到未来战争的第一个警告。此时,接到从北京传来的电报,命令我们的朋友左宝贵将军及其所部马上经陆路奔赴朝鲜。在满洲,左宝贵所部是唯一真正意义上的部队,训练有素,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在剿匪战斗中一贯勇猛顽强。第一批部队在接到命令48小时之内就出发了,将军本人和幕僚们一天后出发。他先来向我道别,心情有些忧郁。在他看来,自己已经把士兵训练得最好,并尽其所能去装备他们,只要他发布命令,没有人害怕战死沙场。但是,他也知道,与已经近代化了的日本军队相比,自己所说的最好是多么可怜。他特别清楚中国军队和将军们之间的勾心斗角……

守御平壤

根据清政府官方的报告,奉军7月28日途经凤凰城,领取了最新下发的电报密码手册后,继续向中朝边境急行军。29日全军到达了鸭绿江畔的重镇九连城,和靖边军会合,全军集结完毕。30日傍晚,左宝贵自己带着亲兵首先渡过了鸭绿江,到达朝鲜义州。

为了保证奉军在行军途中保持军纪整肃,左宝贵还专门下发了军规,对全军加以劝诫,东征诸军中,奉军的军纪一时为人称道。

……

一、随征之人,有强奸妇女者,无论官兵,均按军法。

一、随征之人,有抢夺民财者,无分首从,均按军法。

一、本军兵丁,有捏造谣言煽惑人心者,按军法惩办。

一、本军兵丁,如拐带军装私自逃走者,由沿途关边度卡查验无护照者,扣留送营,按军法惩办。

一、本军兵丁,有醉酒行凶及聚赌滋事者,一经查出,重责割耳,轻者责革。

一、本军官弁兵夫及随从人等,均经预发薪粮以资足食,如沿途于民间买用食物等项,须先问明市价,公平议买,毋许强劝口角,违者责革,尔商民人等亦不得高招时价,自取其咎。

……

一、每日于开行之先、安营之后、打尖之时,由该管官点名三次,落后不到者重责。

一、每日定四更吃饭、五更起队,各兵既饱食上道,不许中途复买零星食物致使队伍不齐,违者重办。

7月31日清晨,在奉军分统、靖边军统领聂桂林的具体指挥下,奉军左营、后营步队,靖边军前营步队、中营马队也分批乘坐舟船,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这些部队于当天中午时分经过义州,继续向北方重镇平壤方向挺进。领先于奉军、靖边军的大队,轻骑在前的左宝贵于8月6日赶到了平壤城,与此前已经抵达的盛军、毅军将领卫汝贵、马玉昆等相会,立即磋商平壤防守大计。

甲午战争时的朝鲜平壤街景

当时,在清政府以及李鸿章十万火急的催促下,各路援朝清军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出发时都尽可能地选择不带或少带弹药辎重以及重武器。在军队出发之后,这些大宗物资由各地陆续向前路转运,大多通过海路或陆路汇聚到鸭绿江畔的朝鲜边境城市义州,以此为中转的枢纽,再分批向平壤城运输。

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中国陆军,尤其是北洋海防沿线的陆军,通过购买和自造,部分装备了技术性能并不弱于西方军队的先进枪炮武器,但战术思想、军队制度仍然滞留在古代。对极为重要的后勤保障问题,进驻平壤的各支中国军队采取的还是自古以来传统的各自为政,各支军队各办一套后勤补给系统的办法。勇营军队原本有长夫制度,即编制在军队里的民夫干搬运辎重等杂活,但出征事机急迫,又为节省钱粮考虑,各军大都没有随带长夫,于是从义州到平壤运输辎重粮饷的工作,必须要由军队士兵自行完成。和其他各军一样,左宝贵的奉军也被迫从本就不多的兵力中分出军队担任运输队,“敝军八营三千五百人,除后路转运,只三千人”。

从当时其他军队的报告里,后路转运的纷乱情况可见一斑。后路转运队一般使用出国前自行携带的车辆,由于朝鲜境内土地贫瘠,缺乏草料喂养骡马,只能从边境城市和朝鲜就地雇用牛和民夫,以七头牛拉一辆车,每天要支付二两五钱银 。由义州通向平壤,地势崎岖,且只有土路通行,各军的运输队拥挤不堪,加上连日阴雨,道路泥泞,牛车行进本就缓慢,由此更显滞涩。有一次,奉军冒险改走水路,干脆从义州将军粮装上木船,沿着朝鲜西海岸驶进大同江,共耗费了长达八天时间,就是这样的情况,左宝贵都觉得要比陆路运输便利得多。

李鸿章察觉到这样的后勤运输状况不但效率低下,而且分散了各军的兵力,牵扯统兵大将的精力,于8月底致电左宝贵等,提出各军后勤运输应该统一,集中购买2 400头牛,按照驿站的模式,从义州至平壤沿途设立12站,流水接递运输,所用的转运人员从兵力最多的盛军中派出。然而这时正值秋收,朝鲜百姓不愿帮助军队运输,总管东征营务处的盛宣怀协调也不得力,直到平壤大战爆发,在朝清军统一后勤的构思仍然只是空谈。

当时的清王朝军队中并没有设置近代化的参谋部、司令部机构,所有的事务不分巨细,都由统兵大将一人来决断;尽管随行会带有一些师爷、幕友帮办,但这些人的知识积累能否应对复杂的行军、作战事务,是个极大的问号。

除去揪心的后勤,装备问题也是左宝贵极为操心的事情。

相比驻防直隶的淮军,旅顺、大连的毅军,隶属于盛京的奉军因为地方财力不丰,装备稍显落后。临行前,李鸿章曾答应设法从上海筹措毛瑟步枪1 200支、子弹20万发给奉军,加强战力。 但当时很多省份都在新募军队,军械需求急迫,盛宣怀私下将这批枪械卖给了台湾巡抚,“本存上海,因钧电未定,已为台湾买去” 。几经周折,李鸿章才从旅顺的军械库存中竭力匀拨出了500支新式毛瑟枪、10万发子弹交给奉军

此外,奉军的重火器只有两门加特林机关炮和六门小口径行营炮,左宝贵在7月开拔前与李鸿章磋商,由天津军械局拨给20门新式的75毫米口径克虏伯行营炮及弹药车、弹药等件,其中第一批12门(配套炮车、弹药车各12辆,榴霰弹240发,榴弹960发,国产榴弹1 200发等),连同天津武备学堂派出随军指导的学生许玉峰、商德正、何宗莲、王恩诏,由“湄云”号炮舰从大沽接运直接送到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交付奉军。 但是奉军“原只有三千五百人,兵数本不甚多,若由所带各营内再分拨炮队,则步队枪兵兵力过分”,左宝贵于是就已经送到的这12门行营炮向盛京将军裕禄申请新募一营炮队,但是在官僚公文、汇报的层层拖宕下,直到平壤大战爆发,炮队也没有组成,李鸿章赠予的新式火炮成了装饰品。

奉军进入朝鲜时,总计八营兵力,为了执行从义州到平壤之间的后勤运输,专门扣出一营负责此事,此外又抽调出靖边军右营步队,和其他各军抽出的部队一起驻扎平壤北方的安州、江原一带,保护平壤后路,实际进入平壤城的奉军仅有六营多兵力,几乎是赴朝清军中兵力最少的一部。

平壤地处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平原地区,南临大同江,江上架设一座舟桥。清军进驻平壤后,分防布置,修建工事,将平壤的城南方向判断为日军的主攻方向,由盛军、毅军等兵力较多的部队分兵防守,奉军也被抽出一营参加平壤南城的守御,另有两营由分统聂桂林指挥配合盛军等作战,而左宝贵直接指挥的只有三营步队和一支炮队,仅1 400余人,被分配防守平壤城的东北部。

平壤城制高点牡丹台(照片中右侧最高的山峰)

平壤城东北山峦绵延,地势险要,其中的制高点牡丹台(现代称为牡丹峰)地势尤为重要,但就是如此要地,在平壤清军的防守中被置于次要地位。深感兵力不足的左宝贵,曾分别致书盛京将军裕禄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申请紧急招募新兵,扩充军力:

贵现带八营约三千人,即再加二千五百人,兵力不过稍厚。今当倭势猖獗,军务正兴,惟有恳求中堂赏加五六千人,合现在三千余人,共八九千人,庶可以资战守。如蒙中堂俯允,贵当派人赴山东招数营徐、邳一带之人,奉合就近可招数营,均待两个月可成军。惟军械、子药并须求中堂赐拨,如不能准,只可请罢论。仍请裕帅添炮队一二营,随同各军进取而已。

然而这些努力,最终都因为“饷窘,械更缺”等原因,一一作罢。

纠缠在这许多本不应该由领兵大将一人思索、交涉的事务中,左宝贵还在积极参与平壤御守之策的谋划。多年在中朝边境巡守的左宝贵对日军的战斗力有较客观的估计,认为日军战斗力要高于清军。但在作战方针上,性情耿直的左宝贵坚持认为应该采取主动出击策略,并曾多次派队前出击退日军侦察哨兵。

左宝贵虽然早年也曾置身李鸿章麾下,但后来长年驻防东北,与淮军将领叶志超、卫汝贵,毅军将领马玉昆等,多少存在无法避免的派系、畛域隔阂。另外,左宝贵一力主战的态度,又和持防守待援策略的盛军统领卫汝贵、平壤诸军总统叶志超显得格格不入,兵力弱小的奉军不仅在地理上偏处平壤城东北部,同时也被兵力强大的几支大军所疏远。

直隶提督叶志超经历过牙山之败,最先领教了日军战斗力的真容,“对敌人之强弱虚实,早已洞悉于胸”。自感己方军力不足,所以叶志超到达平壤担任诸军总统后,对防守策略始终显得异常保守乃至消极。战前,各军将领分防在平壤城各地,互相间的联络主要通过书信和新架设的德律风(电话)。根据记载,在9月一次难得的诸将见面会议中,针对连日来平壤周边日军前哨踪迹越来越多的紧张局势,总统叶志超提出主动退出平壤:

敌人乘势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子药既不齐,地势又不熟,不如整饬各队,暂退叆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

正当各军将领对此方略“依违参半”之际,左宝贵挺身而出,满面怒色,慷慨陈言:

敌人悬军而来,正宜出奇痛击,令其只轮不返,不敢再正视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岁靡金钱数百万,正为今日。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时不必计也。

据时人回忆,这次会商最后不欢而散。“左与叶相聚面商,左主战,叶主退守,意见不合,左语愤激,叶唯唯谢过。”

北洋前敌营务处盛宣怀的弟弟盛星怀当时也在平壤,感受到了各将领之间的不和,曾将自己的判断密报给哥哥盛宣怀:“左(宝贵)、马(毅军将领马玉昆)力顾大局,惜其器局偏浅,不能融洽。”

上将星沉

平壤守将正在争论战守策略的时候,日本陆军袭取平壤的军队已经在行进途中。

为进攻平壤,当时日军采取的是分路包抄合围的策略。攻击平壤的日军为第一军部队,分为朔宁支队(第五师团第十旅团一部)、大岛义昌混成旅团、元山支队(第三师团一部)、大迫支队与第五师团主力四部行进,总兵力16 000余人,由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统一指挥。

9月14日深夜,几路日军全部按期抵达预定进攻阵地,准备在第二天拂晓向平壤发起总攻。根据野津道贯的布置,大岛义昌混成旅团(3 600人)负责向平壤正面发起佯攻,对平壤城对岸大同江浮桥桥头堡一带的清军阵地进攻,吸引平壤守军注意;朔宁、元山两个支队(兵力7 100人)进攻平壤城北部玄武门、牡丹台高地一带(朔宁支队已提前秘密渡过大同江,绕道平壤北部附近)。和清军的判断不同,日军认为牡丹台制高点是平壤城的要害所在,清军必然防守严密,所以将重兵投入这一方向。

负责指挥朔宁、元山支队的日本军官立见尚文少将,和他的中国对手的出身履历情况有很大不同。立见尚文1845年出生于日本桑名藩的一个藩士家庭,小名鉴三郎。作为武士,他从小接受枪术、剑术的训练,后进入德川幕府编练的近代化陆军学习近代军事,在日本近代的倒幕战争中表现出了突出的军事才能。幕府政权倒台后,1877年进入明治政府陆军,历任旅团副参谋长、大队长、联队长等职务。1886年被派往欧洲,学习陆军军事指挥。归国后,1894年晋升少将,任步兵第十旅团旅团长。

此刻,立见尚文所指挥的日军朔宁、元山支队总兵力7 100人,他怎么也无法料到,他的对手,防守牡丹台一带的左宝贵部奉军兵力竟然不足2 000人。而且就在日军兵临城下的前一天,李鸿章接到叶志超的急报,连日心力交瘁的左宝贵突发中风,“今日左宝贵右偏中风,不能起床”。

1894年9月15日凌晨4时30分,平壤大战首先在毅军、盛军驻守的大同江对岸一带打响,立见尚文所部也立刻开始了对自己目标的攻击。根据《日清战争实记》记载:“十五日黎明,当旭日将要从东面树林的后面升起的时候,朔宁支队靠近了敌军堡垒。这时江左岸有混成旅团奋战,右方有元山支队自坎北山急袭敌军堡垒。”

西方美术作品:平壤玄武门之战

平壤玄武门

平壤失守之后,日军拍摄的奉军营盘照片

朔宁支队首先向牡丹台外围的奉军工事发起进攻。尽管兵力弱于日军,但是清军抵抗极为顽强。战斗中,日军还发现了清军使用十三响连发毛瑟枪的特殊情况,这一新式武器就是李鸿章战前从旅顺调拨给奉军的。“突然以毛瑟十三连发枪,从侧面向我军部队射击,其势猛烈,势不可挡。” 借助炮火优势,经过恶战,日军于当天上午8时30分攻占了牡丹台高地。

日本美术作品:日军进攻平壤牡丹台高地

居高临下的日军随即蜂拥冲向附近的玄武门,意图攻破平壤城北的这道最后防线。日军从牡丹台炮击玄武门,配合以陆军不断向城门发起冲锋。当玄武门的防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死亡枕藉、枪林弹雨的城头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中风未愈的左宝贵,头戴顶戴花翎,身穿御赐黄马褂,走上阵地,大声激励他的士兵们奋勇作战。身为一名高级军官,他深知失去了牡丹台制高点,平壤城防御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

面对蜂拥而至的日军,左宝贵毫无惧色,营官杨建胜想搀扶他下城,左宝贵满眼怒火,“击以掌”。对属下劝他换掉黄马褂,以免日军注目的提醒,左宝贵大声喝道:“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随着城头上越来越多的奉军官兵倒下,行动不便的左宝贵竟亲自操纵一门加特林机关炮向日军扫射。恶战中,左宝贵左侧额头首先被弹片擦伤,“军门身强胆壮,犹勉力持撑”,继而被一颗流弹正中左胸,满腔热血泼洒在平壤城头。

随后的战斗成了彻底的混战,兵力单薄的奉军将士依托城墙,坚决死守。日军正面强攻不下,改派士兵冒险攀越城墙,从城内打开了玄武门。随着日军如潮水般涌入,平壤北门失守。当时,叶志超听闻北门吃紧,匆匆派盛军一部赶往支援,但援军到时,大势已去。

乱军中,营官杨建胜和几名士兵想把左宝贵的遗体带回祖国,“欲自北门出,而贼兵已入城,塞满街巷,杨某亦死乱军中矣”。 左宝贵和他的奉军就这样陨落在异国的土地上。北门失守后不久,当天夜间叶志超下令全军撤出平壤,遭到日军伏击,引发一场大溃败。

后来占领平壤城的日军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左宝贵的遗体;出于对这位勇将的尊敬,在平壤以军礼厚葬。

左宝贵阵亡后,清廷为之哀叹,光绪帝御制祭文:“……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大战刚起,勇将捐躯,这样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加之很快传来的平壤溃败的消息,都以血淋淋的事实对清王朝陆军的能力发出了一声凄厉的警报。

前敌大将不可谓作战不英勇,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失败呢?

进入九月的金秋季节,传来了一个小道消息,中国在朝鲜北部已经彻底失败,而那里正是左将军开赴的战场。开始,没有人太在意这种传闻,但不久,事态明朗了,甚至有些夸张。中国军队溃散,很可能已被歼灭,左将军殉国,日本军队正在向满洲推进。在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奉天的官员们惊慌失措,乱了阵脚,接着的事态会如何发展呢? a1YJPxunZ1aQO1M7uIoutGKtpdB7VJ/0cNjOYbHQpbiF5Xw/usdgCGrldCkwzuW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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