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逃军的谎言
——丰岛海战迷雾

捷音变奏

1894年7月16日，鉴于日本在双方就朝鲜问题交涉时所持的蛮横态度，加之受清流主战思想影响，清廷做出“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的决定，严饬李鸿章迅速准备战守工作。针对当时日本陆军已经占据了朝鲜京城、仁川等要地的不利形势，李鸿章决定从北洋陆军中抽选精锐，一部从北路进军，打算进扎朝鲜北部重镇平壤，与日军形成南北对峙，另选一部，由海路直接运往朝鲜仁川以南的港口牙山登陆，增援最初应朝鲜政府请求派出的叶志超、聂士成部，厚集在朝鲜南部的兵力，希望以此和北路清军南北呼应。

7月23日凌晨，日本连日威逼朝鲜政府改革内政不成，直接出兵占领了朝鲜王宫，控制朝鲜国王李熙，扶植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权，事实上挑起了甲午战争。7月25日，日本操纵朝鲜傀儡政权，宣布废除和清王朝间的各种条约，同时宣布驱逐在朝鲜的清军。 就在同一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侦察分队——第一游击队，在朝鲜牙山湾丰岛海域突袭中国舰船，引发丰岛海战。这场海战中，拥有“吉野”等三艘巡洋舰的日本舰队占据绝对的优势。中国“广乙”鱼雷巡洋舰力战不敌，被重创，被迫在朝鲜西海岸十八家岛附近搁浅自焚，租借用于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被日舰野蛮击沉，运输公文、军饷的运输舰“操江”被日军俘虏，唯有“济远”穹甲巡洋舰全身而退。

26日清晨5时49分，伤痕累累的“济远”舰回到北洋海军驻泊基地威海刘公岛。得到战事发生的消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急忙于当晚7时率领“定远”“镇远”等主力舰出发，前往战地一带搜寻日舰。 丁汝昌“原冀截冲寇船，麇其一、二冠军者歼击之，庶微足雪死士之冤仇，泄臣民之公愤” 。有关丰岛海战的具体情况，则由“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直接向北洋大臣李鸿章做出汇报：

二十三辰，突有倭兵船多只，在牙口外拦截我兵船，彼先开炮聚攻，“济远”等竭力拒敌，鏖战四点钟之久。“济远”中弹三四百个，多打在望台、烟筒、舵机、铁桅等处，致弁兵阵亡十三人，受伤二十七人，并水线边穹甲上有钢甲处遮护，只一处中弹，机器未损；倭船伤亡亦多。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倭船紧追，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彼即转舵逃去。但见“广乙”交战中敌两炮，船即歪侧，未知能保否。又运送军械之“操江”差船适抵牙口，被倭船击掉。英轮“高升”装兵续至，在近牙山寸峻西南，亦被倭船击中三炮，遂停轮而沉。

方伯谦的这份电报后经李鸿章转奏，是清政府决策层对丰岛海战所获得的最初印象。电报里，除去“操江”“高升”的不幸损失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无疑就是“济远”舰远比“广乙”更为突出的奋战情形，尤其是午时用尾炮击中、击退日舰的情况，简直是反败为胜的重大战果。

除方伯谦致李鸿章的这封电报外，“济远”舰在海战当天的航海日志中对战事情况也有较详细的记述，可以视作对上述报告的重要佐证和补充。（北洋海军模仿英国制度，舰上都有完备的航海日志，称为《管驾日记》，由值更军官等记录，经舰长审核后正式誊入，每月一册，逐日记录舰船的航行、战斗等活动大事，每月记录完成后需缴交，作为重要的文书档案归档备案。）

上午四点起锚，同“广乙”开行。依山而行，方向不定。

上午五点半，看见远处有烟。

上午七点，见倭船三艘前来。七点一刻站炮位，预备御敌。

上午七点四十三分半，倭督船放一空炮。“广乙”即自行驶去。

上午七点四十五分，倭三船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战到十点，彼此停战。

十点一刻，见“操江”前来，即旗告我船与倭开战，令其回去，“操江”见旗即刻转向。敌船一见“操江”，即来追赶。行缓故不及避开也。

十一点，见倭督船又来追赶。十二点赶到，在我船之左。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敌，故挂我国龙旗而奔。我船舵机已坏，故亦不追赶，定向回威。

从日志中的描述看，“广乙”舰开战后就“自行驶去”，给人以“济远”在独自作战的印象。另外，尾炮击毙日本提督以及日舰挂中国龙旗逃跑等记录，都进一步刻画出了此战反败为胜的结局。最后“我船舵机已坏，故亦不追赶”，则圆满地解释了为何击伤日舰后，没有进一步追击获取更大战果的原因。

时隔四天后的7月30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出巡的舰队回到刘公岛，就丰岛海战的情况分别询问“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以及舰上的官兵之后，向李鸿章做出了正式的报告：

二十三，四点，“济”“乙”由牙开，七点余遇敌，彼先开炮，三船聚攻“济远”，密如雨点，望台、炮架、三舵机均受伤，阵亡弁勇，初甚失势。“济”“乙”炮力不及敌远，还炮不却，迨敌以一船横截“广乙”，“济”只剩十五生一炮，猛击命中，敌二船始折回，而“吉野”督船尾后，连追不止，“济”停炮诈敌，彼欲驶近拟擒我船，“济”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四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风闻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没。如果属实，查确后尚当照前定赏额划清补给，以昭信赏。

丁汝昌的报告，表面上看去如同是对方伯谦报告的补充和细化，所传递的主要信息基本相仿，但如果细细推敲，则可看出：丁汝昌在报告中谈及“济远”击退日舰时，只说“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但绝口未提“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推功时，丁汝昌竟然略去了海战现场的最高指挥官，于情于理都有不合，似乎是暗示方伯谦与尾炮退敌行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另外可疑的是，作为北洋海军提督的丁汝昌，在就丰岛海战战况正式具文报告时，必然会调查“济远”舰重要的档案——航海日志，而且“济远”的舰员接受询问时，多少也会透露出一些日志所载的重大战场情况。但在丁汝昌的报告里，“济远”舰航海日志中所载的种种细节显然都被处理过，无论是“击毙倭提督”，还是“日本军舰挂龙旗而奔”等重要战果，都没有着重提起，反而只将其定性为“风闻”，这一情况更是耐人寻味。

中午时分接到丁汝昌的电报后，李鸿章在当天下午回复丁汝昌，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李鸿章复电中，一语道破天机：“‘济远’接仗情形已悉。前已据方伯谦电禀转电总署代奏。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即表示对方伯谦报告的尾炮击退日舰一事有所怀疑。同时李鸿章还告诉丁汝昌，驻日公使汪凤藻在日本获得的情报也和方伯谦的说法不一致，“未言提督亡、‘吉野’沉”。

丁汝昌、李鸿章已经觉察出“济远”在丰岛海战的表现似乎存在着可疑问题，不过无论是丁汝昌还是李鸿章，都没有把自己的这种不好的判断上呈清廷，也并没有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调查。

这种看似纵容的行为，其背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忌惮当时言官们的监督压力。

清廷责成李鸿章向朝鲜增兵之前，就已经接连有言官奏参李鸿章，并且对李鸿章属下拥有国家编制且耗费巨资建设起来的北洋海军有意争夺。7月17日，礼部右侍郎志锐奏参李鸿章“一味因循玩误”，批评叶志超和丁汝昌“铁舰不扼仁川，陆军不入汉城”，是“败叶残丁”。 22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密奏，参丁汝昌胆怯无能。8月3日，志锐上片，“请令丁汝昌来京陛见，即交刑部治罪”。8月6日，褚成博参李鸿章、丁汝昌，文廷式参丁汝昌。在这种丁汝昌本人实际并没有任何过错，仅仅因为清流言官认为丁汝昌是在执行李鸿章的战略，想将海军的指挥权从李鸿章手中夺出而奏章不断的情况下，丰岛海战的捷音不管真伪究竟如何，都可以用来暂时抵挡言官们的攻势。倘若此时李鸿章、丁汝昌上奏称丰岛海战的战报有假，北洋海军舰长伪报战功，清流言官将据此发起怎样的舆论攻势，完全不堪设想。

在清流言官一边，他们并不掌握海军详情，凭借从方伯谦丰岛海战报告中得到的信息，对方伯谦给予了特别注意。1894年7月28日，军机大臣翁同龢看到了李鸿章转奏的方伯谦报告，给他的感觉是“我船甚单，赖‘济远’苦战，未至大损” 。30日，张謇致信翁同龢，建议嘉奖方伯谦，“‘济远’既能鏖战而回，当时战状，其管带方伯谦必能尽悉，宜令李（李鸿章）详问以报，略嘉奖之”。李鸿章可能无法料到，丰岛海战的捷音实际对保护当时被言官群起抨击的丁汝昌并无太大作用，甚至还起了负面影响。张謇在末尾暗示翁同龢“（丰岛海战）丁为提督，何以并不前往？” 言下之意，甚至可以嘉奖、笼络能战的方伯谦，进而取代畏葸的丁汝昌。

7月30日，丁汝昌的丰岛海战详细报告做出后，其报告中在推功时没有提到方伯谦，朝中清流并不明晰这一特殊情况背后别有底蕴，对不嘉奖“有功之将”的做法感到不满。8月11日，翁同龢参与拟写的电旨寄发给李鸿章，明言必须嘉奖方伯谦：“行军纪律赏罚为先，畏葸者不可姑容，奋勇者亦须奖励。即如管驾‘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

至此，对丰岛海战以及方伯谦的评价，清政府高层已经正式定性。

与高层的定性十分配合的是，就在清廷谕旨要嘉奖方伯谦的十天前，社会舆论也掀起类似的风潮。上海出版的《申报》上登载出了一篇明显依据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的细节编写出的报道，刻意推出方伯谦的英雄形象。是谁在给报纸投稿制造舆论，令人浮想联翩。

（“济远”）驶至高丽海面，遇一日本兵船，即互相战斗，自晨战至午后三四下钟时始止。初时，船上炮兵似有畏怯之状，统带方君怒以手枪击毙四五人，余遂愿为效命，奋勇争先，炮火喧天，精神益奋，弹丸飞去，击死一日本督兵官，日船大受伤夷。忽日人放一开花炮，击中“济远”船面，毁及船首大炮，司炮之弁及两旁士卒皆及遇难，死者十三人，伤者二十七人，舵轮亦折损。统领乃将轮捩转，仍得行驶自如，船既转，突开后面巨炮以击日船，日船受伤更甚，日兵官知不能敌，急高挂龙旗乞降，并悬白旗以求免击，其时统领正在挥兵夺取此船，忽有日兵船三号冲护而至，此船胆稍壮，将龙旗放下，依然高挂日旗，“济远”统领乃折回威海。观于此事，是“济远”船坚炮利，方统领更谋勇兼至，虽在洪涛巨浪之中，仍有我武奋扬之概，彼“高升”之被击，特处于不及提防耳，否则奋兹罴虎戮彼鲸鲵，区区乌合之师，何足经我扫荡哉。

揭伪

尽管清王朝官方对丰岛海战做出了最终的评价，但就在方伯谦受到传旨嘉奖前后，一连串证人证言陆续浮出水面，证明了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所述的丰岛海战战况存在重大的问题。

英国商船“高升”号在丰岛海战中被日本军舰“浪速”野蛮击沉，船员和搭乘的中国陆军官兵死难者众多。极为侥幸的是，该船的英籍船长高惠悌（Galsworthy）等高级船员，以及当时搭乘该船前往朝鲜帮助指导工事营建的北洋海防德籍洋员汉纳根（Hanneken）等人遇救脱险。8月6日，中国发行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登出了一篇高惠悌和汉纳根等人遇救后对济物浦英国副领事所作的证言，详细叙述了他们经历的海战情形。

汉纳根在“高升”号被“浪速”舰击沉时落水，凫水逃生到战场附近的小岛，后被欧洲军舰救起，送回烟台。有关海战，汉纳根在证言中说到了一个细节：“……九点钟，我们看见最前一只船，挂有日本旗，其上还有一面白旗招展。该船很快地向我们方面开过来，经过我们时，它把旗降落一次，又升上去，以表示敬意。”

这个情景，“高升”号的船长高惠悌也亲眼得见。他判断出那艘挂白旗和日本旗的军舰实际是中国军舰“济远”：“……掠过一艘军舰，它悬挂日本海军旗，旗上再挂一面白旗——这只船后来证明为中国战舰‘济远’号。”

在还没有能够确认日本军舰是否挂白旗和龙旗而奔的时候，证人证言中突然出现了“济远”舰挂白旗和日本旗逃跑的消息，已经足够惊人。

很快，又有一条证据出现。

“操江”号是北洋海军的运输舰，7月24日下午2点从威海开往牙山，负责运送叶志超等部陆军的饷银，以及递送丁汝昌的密令给驻防牙山湾的“济远”等军舰。25日上午，“操江”误入丰岛海战战场，于11时40分被日舰“秋津洲”俘虏。被清政府委派去朝鲜接任京城电报局总办的丹麦人弥伦斯当时就搭乘在“操江”舰上，和该舰官兵一起被俘并被押解往日本。8月14日，弥伦斯在日本长崎的拘留地写了一封长信，追述自己所亲历的丰岛海战情况：

二十三早九点，见“高升”轮船为日本大铁甲三号拦住。该船等与“操江”相离约有三英里。

“操江”管驾即行转舵驶回，向西约行一点钟之久，见“济远”兵船突由一岛之后傍岸驶出而行，与一日本兵船开炮互击。

……至上午十一点三十分钟时，该船驶近“操江”，突改向西偏北二度由“操江”船头驶过，相离约半英里。“济远”悬白旗，白旗之下悬日本兵船旗，舱面水手奔走张皇。

“济远”兵船原可帮助“操江”，乃并不相助，亦未悬旗通知……

弥伦斯的说法，与“济远”航海日志中“见‘操江’前来，即旗告我船与倭开战，令其回去，‘操江’见旗即刻转向”的记录完全不同。但是有关“济远”舰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逃跑的情况，则和“高升”号幸存者的目击完全一致。

丰岛海战中直接参与战斗交火的中方军舰除“济远”外，还有一艘鱼雷巡洋舰“广乙”号。该舰在战斗中失去音信，未返回威海，生死未卜。“济远”航海日志中称“广乙”舰一经交战就自行驶去，方伯谦的海战报告说这艘军舰“中敌两炮，船即歪侧，未知能保否”，均使人很容易产生“广乙”舰作战并不积极的印象。对此，由于“广乙”舰不知下落，也无从寻求舰上官兵就此对质。

1894年7月底，负责管理电报局、前敌军队后勤等要务的津海关道盛宣怀接到一封特殊的英文信，在丰岛海战后首次得到了关于“广乙”舰下落的确切消息。来信人称“广乙”舰作战受伤，在朝鲜的海滩停泊，十余名舰员到达了牙山，可能已搭乘一艘英国船只返回烟台。

几天之后，8月4日，9名“广乙”舰水兵乘坐雇用的朝鲜民船抵达山东荣成成山，回到北洋海军，告知丰岛海战当日的情况是“三倭船将‘广乙’打坏，复打‘济远’……幸船主、大副俟船搁沉十八岛，即起岸得生”。

8月9日，又有一批共54名“广乙”舰官兵由朝鲜地方官雇船送到荣成成山。 其中“广乙”舰鱼雷大副张浩向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进行汇报，指责“济远”舰在战斗中逃跑：

“广乙”见“济远”三面当敌，前来拯救，不料“济远”瞭望“广乙”驶来助剿，即行开发快车奔逃。

至9月初，“广乙”舰的管带林国祥终于现身，一行18人被英国军舰“阿察”（Archer）送回烟台。

随着管带林国祥等官兵归队，一篇采自他们在仁川时的访谈，在不少报纸上公之于众，其中关于丰岛海战的情况描述与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完全相异。

其时，“济远”在前，竟过倭船之侧，倭船并未扯旗请战，及“广乙”行至日船对面，该船忽开一炮，以击“广乙”。“济远”在前，见之并不回轮助战，即加煤烧足汽炉，逃遁回华……

落单之后，林国祥指挥“广乙”与优势日舰搏战，“广乙”因受伤过重被迫退向朝鲜西海岸的十八家岛搁浅，为免资敌而自焚。林国祥率领余部登岸前往牙山寻找叶志超部陆军，到牙山后发现叶部已经转移，此后经历颇多波折才得以辗转回国。

来自“高升”“操江”“广乙”三方的证据，均指证“济远”不仅没有配合“广乙”坚持作战，而且遇到己方的运输舰和运兵船时还不作停留和明确示警，只顾自己逃跑，甚至逃跑时舰上还挂出了白旗和日本海军旗。

“尾炮退敌”的真相

在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舰船的日本海军军舰，是由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少将指挥的“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巡洋舰，当天以“吉野”为旗舰。战后，各舰舰长以及司令坪井航三都做了战况报告，这些档案文献成为探寻丰岛海战真相的另一把重要的钥匙。

坪井航三在8月8日的战斗详报中综述了海战的经过：

7月25日丰岛海战打响后不久，“济远”舰连续中弹，“广乙”舰则冲入日军阵列，依次向三艘日舰发起挑战，试图发起鱼雷攻击。利用“广乙”舰冲乱敌阵的机会，“济远”在海战初起时略作还击后，便高速向西方逃跑。这一描述与“广乙”舰幸存官兵所述完全吻合。

“广乙”被重创并退向朝鲜海岸后，日方三舰集合，一起追击远逃的“济远”。将近上午9时，因发现西方海上驶来两艘身份不明的船只，坪井航三下令日本三舰自由行动，战场上形成了“秋津洲”舰追击“广乙”，“吉野”舰减速观望，“浪速”舰追击“济远”的局面。9时30分，判断出远处驶来的是运兵船“高升”和运输舰“操江”后，坪井航三从旗舰“吉野”上发出号令，召集军舰重新分派任务，决定由“浪速”捕捉“高升”，“秋津洲”捕捉“操江”，“吉野”追击“济远”。11时40分“操江”被俘，12时43分“吉野”担心驶离战场过远，停止追击“济远”并折回，下午1时“浪速”击沉“高升”。

“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对他所指挥的军舰追击“济远”的情况，在他的日记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我舰乃追击“济远”号。彼乃在小波拉海上举起降旗。这时遇到一艘英国船，我舰鸣空炮令其投锚停船，该船乃立即停下。我舰更加紧追击“济远”号，到了离三千多码时发射船首的大炮。“济远”号至此举起了日本海军旗，上加白旗，表示投降。此时司令官命令我舰靠近旗舰，因此停止进击，等待司令官的命令。

这篇日记中记载的“济远”舰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逃跑的情况，甚至两面旗帜悬挂的位置，都和“高升”上的目击者汉纳根、高惠悌描述的完全一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情况的真实性。

日本“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在战后的报告中也提及追击“济远”的具体情况。

8时6分，以12节（12海里/小时）航速尾追“济远”。

……8时10分，“济远”发射的1颗炮弹在我舰首附近形成跳弹，打断一些信号索具。

8时20分，“济远”150毫米尾炮射出1颗铁弹，打在我舰右舷外海面上跳起，穿入舰内，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

我舰重新高速追击“济远”（指坪井航三9时30分重新分派任务后），12时38分追至距离“济远”2 500米时，以右舷火炮炮击“济远”。我发射6弹，“济远”回击2~3弹，12时43分我舰停止追击。

“吉野”舰就是方伯谦的海战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中提到的那艘午后追击“济远”的“倭督船”，但是这艘“倭督船”上的“倭提”坪井航三在海战中毫发无损，舰上日本官兵也无一阵亡，并不存在“济远”航海日志所说的“击死倭提并官弁数十人”的事情。

“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的报告中，能够与“济远”“尾炮退敌”的说法有稍许相似性的，只是海战开始后不久“吉野”所受的几次间接损害。不仅伤情不如方伯谦所说的“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那般严重，而且发生的时间也不是午时，更不存在“吉野”被“济远”击退的情况。（丰岛海战后，“吉野”与第一游击队各舰即回到朝鲜群山浦锚地驻泊，很快于1894年8月7日被派往朝鲜大同江口、大东河口执行侦察任务，之后还参加了炮击威海湾、护送日本运兵船、侦察成山头等行动。）

作为对日方这一记录的映照佐证，中国方面亲身经历“济远”参加丰岛海战全过程的一位当事人——“济远”舰的德籍洋员哈富门（Hoffmann），曾有过一段十分重要的回忆。事后，他回忆当天“吉野”追击“济远”的情况是：“‘吉野’受我炮弹小有损伤，展轮径去，待修理后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

按照哈富门的回忆，当时“吉野”并不是被重创，仅仅是“小有损伤”，更不是被击退，而是“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

至此，综合中日各方当事人的目击证据可以证明，方伯谦丰岛海战报告存在严重的伪造事实问题，所谓的“尾炮退敌”一说根本不存在。丰岛海战当天“济远”舰的航海日志显然也是编造的，其不仅制造尾炮退敌的虚假功绩，而且把发生在“济远”身上的悬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之事，故意转嫁描绘到日本军舰身上，这种饰败为功的作为可谓极度恶劣。

余音

方伯谦丰岛捷报涉嫌造假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逐渐传播开来。随着一些知情人不断透露的消息，方伯谦在海战中躲避到舱室内等其他情状也越来越多地被曝光。李鸿章曾告知丁汝昌，在天津“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不过李鸿章本人不愿意自找麻烦，向清廷承认自己最初对方伯谦丰岛海战报告问题失察，而且颇有些推卸责任地私下斥责丁汝昌“……汝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危之”。

面对李鸿章这些指责，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丁汝昌做过积极的回应。有一种说法认为，丁汝昌是因为考虑到丰岛海战时寡不敌众，才饶恕了方伯谦，未进行深究。

丰岛海战报告存在问题的消息，朝中清流也很快知晓。已经发出的奖赏方伯谦的圣旨不方便撤回，一向言辞锋利的言官们对此事干脆采取了冷处理，再不提及。私下里，一些言官不再属意方伯谦，转而看中在丰岛海战中作战奋勇的“广乙”舰管带林国祥，盘算着如何以林国祥来取代丁汝昌。

由于清政府没有明确就丰岛海战中方伯谦的表现重新定论，李鸿章、丁汝昌也未就此事深入追究，这件本来证据确凿的史事在很多时候成了糊涂的公案。

方伯谦此后依旧担任“济远”舰管带，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再次临阵脱逃，战后被依律处死。方伯谦死后，出现了亲友为其鸣“冤”之事。在鸣“冤”著作《冤海述闻》中，作者依旧以丰岛海战作为方伯谦的功绩来夸耀，仍然有“方管带发令将船前转看杪准，猝发后炮，一发中其望台下。该船火药炮子震裂，翻去望台，歼其提督员弁二十七人，并水勇无算；再发中其船头，火起水进；又发中其船身，船便倾侧，升白旗龙旗而遁”这类荒诞不经的文字。

尾炮退敌说和假战报未经清政府追究的情况，造就的事实上的受益者是“济远”舰的普通水兵王国成、李仕茂。目前尚无法了解丁汝昌在报告中称王国成等为功魁的直接理由，也无从确定王国成是否8时10分以后间接击中“吉野”的炮手。相对于这名水兵百年来逐渐被塑造而成的高大英雄形象，1979年，王国成之孙王守谊接受采访时的口述，可能更接近真实。

……（王国成）少年游荡，游手好闲。幼年务农，家境不济。成年在“济远”当兵，后回家取（娶）妻姓姚。甲午战争时，他在“济远”当炮手，丰岛海战中，一炮击毁敌舰舵楼。与李仕茂共得赏银1 000两。1895年回文登营，老婆25岁，已死，无子。又取（娶）张氏，花300两银子买了40亩地。1898年他不愿务农，跑到旅顺，想找熟人。1900年有人捎信回家，他死于旅顺。大哥国庆、二哥国兴。国成吃喝嫖赌死后，国兴去旅顺找尸，未找到…… LiE5IjzMUbNfqdKge7UlSLBXrwGWVQHX+pJjmhmUc6Eblk9m/UmGbA9LbV2LZR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