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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甲午战争前清王朝的军力，今人往往以为其有多达上百万的陆军以及大海之上亚洲排名第一的强大舰队。这种印象自然而然会与甲午战争中清军兵败如山倒、百战而无一胜的表现形成强烈反差。很多人都难免为之困惑，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军力的清王朝，会输给小小的日本？很多人会憎恨那些贪生怕死的将领，痛责签约割地的官员，仿佛将这些“奸臣”通通更换，战争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收局。然而细读清代的档案会发现，纯军事层面的失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那些所谓的堂堂之师，只是纸面上的虚幻景象。
清代政府中枢设有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监察机构，也是以评论时事、弹劾官员为能事的清流言官们的重要阵地。朝鲜东学党事发以来，对朝政决策，言官们一度处于观望状态；尽管私下里议论丛生，但官面上的言论并不多见。直到1894年6月22日，以都察院江西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清代官职名，负责监督某一地区的吏政，纠参弹劾违纪官员）、浙江余杭人褚成博的一份奏折开始，正式拉开了清流言官全面监督、评论甲午战守决策的序幕。
那一天，正是日本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无理要求的日子，负责北洋对外交涉事务的李鸿章正在积极寻求列强斡旋，想通过邀请列强介入干涉的方式，破解日本吞占朝鲜的阴谋。褚成博奏参的矛头直指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不想方设法从速增兵朝鲜、威慑日本，反而寻求列强调停，“何能壮声威而折狡谋”，要求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责令李鸿章增兵和日本抗衡。
7月4日，朝鲜局势进一步紧张，已升任吏科给事中（清代官职名，隶属都察院的言官，负责专门纠察吏制，有直接向皇帝建言的权力）的褚成博再度上折言战。除继续对李鸿章力主外交和议的态度提出严厉批评外，还专门就中日两国的军力做了一番对比。褚成博评价日本是“岛夷小丑，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中国历史上对东瀛岛国日本向来小视，加上日本在壬午、甲申两次朝鲜事变中外强中干的表现，更使得清流、士子乃至当时中国百姓，对日本产生不足惧的根深蒂固的印象。
对于中国，褚成博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的一般舆论。“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的海军和海防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炮台、船坞等工，亦一律坚固”“武备修举，足以永靖海氛”。
经过这么一番对比，褚成博表示了不解：帝国既然有如此强大的武备，面对“区区一日本”，为什么要如此退缩？褚成博认为应该“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最后，他在奏片中做出结论，三军勇怯全视统帅，正是因为李鸿章的怯懦，才使得强大的中国面对日本的挑衅，竟然不做强硬回复，“苟非李鸿章激发天良，感励将士，恐此事终无把握”，要求光绪皇帝“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
对这种在当时颇具代表性的敌我实力判断，李鸿章在褚成博奏片递上的几天前，就正式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当褚成博6月22日第一次上奏后不久，清廷于6月25日密谕李鸿章，要求其迅速做好军事应对的准备，“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急迫。设胁议已成，权归于彼，再图挽救，更落后着。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著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
。李鸿章接旨后，在6月30日复奏，其内容大出清廷的意料，在中枢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停泊在旅顺军港内的北洋海军主力舰
迥异于舆论的乐观估计，李鸿章奏折中称北洋海军可用的战舰只有八艘，陆军方面堪战的军队只有两万人，如果要预备战争，必须要先筹200万至300万两饷银以增募士兵，“就陆路而论，沿海各军将领均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合计亦仅二万人”
。这样的情况，显然和陆军将兵百万、海军亚洲第一的外在形象相差得太远。
接到奏折，清政府吃惊不已。于7月2日密谕，由驿站五百里加急送往天津，要求李鸿章对此事做出详细的解释。
惟该督练办海军有年，前据陈奏校阅操演情形，俱臻精密，自已足备缓急。兹据奏称，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究竟海军所练之兵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详细覆奏。
等到7月4日，就在给事中褚成博上奏分析清军优于日军，表示对为何向日本示弱不理解的这一天，李鸿章的详细奏报也送到了京师紫禁城内。这份奏折是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主管官员对自身军事实力所做的最明确的估计，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中透露出的是一幕触目惊心的景象。
李鸿章首先报告了北洋海军的情况，对为什么说只有八艘军舰可资海战进行了详细说明：
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轻（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臣前奏定海军章程及两次校阅疏内，迭经陈明在案。
清王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创办西式海军，追求海防自强。起初以设于福建马尾的船政作为海军建设的主要着力点，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发生后，清政府代之以南、北洋海军建设战略，由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负责北洋（盛京、直隶、山东沿海地区）的海防建设，筹建北洋海军，由南洋通商事务大臣负责南洋（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沿海地区）海防，筹建南洋海军。实际操作中，因为海防经费的总数有限——每年额定只不过400万两银，且北洋海防事关京畿门户，遂调整成为优先建设北洋海军。
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李鸿章从1875年起筹建北洋海军。他从船政调集精英人才，向英、德等国订造了一批先进舰船装备，并聘请西方海军军官，模仿英国海军的模式严格训练，同时在山东的威海卫、胶澳（今青岛），盛京的旅顺口、大连湾等地，营建海军军港和海防炮台设施，至1888年规模初具。1888年10月3日，慈禧太后懿旨批准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上奏，颁行带有确定部队编制意义的重要文件《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虽然名为北洋，实际就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国家海军。此时的北洋海军，在编舰艇25艘，拥有多处军港和保障基地，附属有军械局、机器局、水师学堂、西医学堂、海军医院等后路配套机构，军队训练水平不亚于西方，因为舰队中有“定远”“镇远”两艘称雄亚洲的一等铁甲舰，被誉为亚洲第一舰队。
1885年，“定远”“镇远”铁甲舰从德国出发回国。两舰是北洋海军的主力，曾号称亚洲第一巨舰，但到甲午战争时舰龄已将近十年，昔日的风采早已褪去
然而，这些都是1888年的往事。
北洋海军1888年成军后，实力超越日本海军，日本明治政府的扩张战略暂时收敛，东亚局势呈现出了河清海晏的气象。清王朝认为同治朝以来所追求的自强之计已见成效，海防建设已是一劳永逸，并不认为海防建设仍需要连续投入、不断更新，反而从此缩减开支，甚至于1890年批准户部的奏请，禁止再从外国添购舰、炮、军火，北洋海军的装备建设戛然而止。正如李鸿章奏折中所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除去不能出远海作战的鱼雷艇、蚊子船（包钢壳的木制炮舰）、练习舰、运输舰，以及舰龄过老的“超勇”“扬威”巡洋舰外，北洋海军可以出海作战的主力军舰的确只有八艘。至于当时中国其他三支非经制（经制即有国家正式编制）的舰队，李瀚章总督的两广早已将广东水师主力舰“广甲”“广乙”“广丙”派到北洋随同训练行动，南洋和船政的舰队因为军力不济，根本无从支援北洋海军。
囿于奏章的篇幅，李鸿章只举出军舰数量这一问题，没有更深入地说明这些所谓的主力舰当时的技术状况。实际上，铁甲舰“定远”“镇远”和巡洋舰“济远”的舰龄都将近十年，巡洋舰“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的舰龄已接近七年，舰队中最新加入的船政造军舰“平远”舰龄也已五年。北洋海军日常巡弋任务繁重，每年要执行沿中国海岸的巡防航行，其活动区域最北到海参崴，最南到达南海诸岛以及新加坡等南洋地区。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使得军舰的动力系统老化很快，按当时舰船锅炉使用寿命多为十五年左右的标准，北洋海军的这些军舰大部分已经到了锅炉报废的临界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军舰的航速变慢。李鸿章曾向清政府申请拨款更换锅炉，但没有下文。
比军舰老化更让人忧心的是军舰设计的落伍，蒸汽动力军舰兴起于19世纪50年代，到了90年代，随着舰船技术、海军战术的不断更新，这一阶段的军舰设计推陈出新，一日千里，往往建造时还被认为属于翘楚的军舰，等到下水服役时就已被新的设计、技术或战术理念所淘汰。可以说非常不幸的是，北洋海军的主力军舰几乎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设计建造时，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然而只过了短短几年，就已落伍。
1891年北洋海军应邀访问日本期间，提督丁汝昌已直观地观察到日本海军不同寻常的发展速度。归国后，他就向李鸿章提出购买快船、快炮。1892年，北洋海军再度访问日本。短短几年间，日本海军迅速扩张的势头更令人吃惊。归国后，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也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添购新式装备。1894年初，李鸿章上奏清廷要求为北洋海军更新装备，所得到的回应仅是内容为该衙门知道的朱批指示。
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仅有八艘主力军舰的说法，已经足以令清政府吃惊，如果再知道日本海军此时的实力，会更毛骨悚然。
日本海军巡洋舰“松岛”。“松岛”和姊妹舰“严岛”“桥立”都是用日本著名景观的名字命名的，并称三景舰，是专门为克制中国的“定远”“镇远”而设计建造
日本海军巡洋舰“吉野”，航速快捷，火力强大，建成时是世界上最新式的巡洋舰
近代日本的海军建设几乎和中国同时开始，在日本扩张性国策的指引下，两国海军发展始终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形势。早期，两国争先恐后地从欧洲购买军舰：为制衡日本海军的“龙骧”等老式铁甲舰，中国从英国购买“超勇”级巡洋舰，日本立刻购买同型的“筑紫”舰；旋即中国定造“定远”级铁甲舰和“济远”号巡洋舰，日本则定造从“超勇”级升级而来的“浪速”级巡洋舰；看到日本购买了“浪速”，中国又定造了“致远”级和“经远”级巡洋舰。然而北洋海军成军后，这种竞赛渐渐成了日本的独舞。
与北洋海军只有八艘军舰可用于海战的窘状相比，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共拥有排水量1 000吨以上的军舰31艘，其中可出海作战的主力舰28艘（二等铁甲舰三艘，巡洋舰十艘，炮舰15艘），包括专门为克制“定远”“镇远”铁甲舰而设计建造的三艘“松岛”级军舰，还有同时代世界上火力最猛、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和北洋海军军舰动辄五年以上的舰龄相比，日本海军1891年后服役的全新军舰多达九艘，其中有两艘甚至是1894年刚刚服役的军舰。这些军舰身上，充满了对付既往旧式军舰的撒手锏。
1894年时，东亚第一海军的桂冠已经属于日本，北洋海军无论在舰只数量还是装备的先进程度上都望尘莫及，唯有一点可弈之资，就是人员。视北洋海军为假想敌的日本也早早注意到这点，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1891年版日本海军情报《清国北洋海军实况一斑》中，就有一段重要的评估：
（北洋海军）军纪、训练全部学习英国……从舰上官兵的活动观察，纪律极为严肃，武器保养、舰内配置非常到位……舰队内号令均用英语，舰内的布署表、日程表等文件都是中、英双文，舰上的各种训练虽然难免喧嘈杂扰，但极为迅速活泼，从持枪练习来看，姿势标准、动作敏捷。北洋舰队跨国远航活动不多，但在本国沿海的航行非常频繁，却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1889年旅顺演习时，舰队出港动作迅速、运动中阵型保持良好，这绝对不是可以轻侮的进步。
但是在技术较量很起决定作用的近代化海战中，人是否就一定能胜天呢？这不由得让李鸿章为之担忧。
还是在李鸿章上奏的1894年的7月4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致电李鸿章，申请率领战舰深入日本军舰密布的汉江一带巡弋。李鸿章回电讥讽：“此不过摆架子耳……人皆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
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中国社会，如果说还有少数人对海军实力的估计较为清醒，认识到可能弱于日本，那么在有关陆军的认识方面，则几乎众口一声，都估计中国陆军最终将凭借巨大的人数优势战胜日本。可在李鸿章7月4日的奏折里，看不出这种乐观印象。
沿海陆军，除胶州台工经始未成外，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臣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谓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芦台之武毅两营，皆填扎后路，以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至绿营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创办练军渐收实用。无如直隶地面辽阔，与东、奉、晋、豫接壤，北界多伦、围场，皆盗贼出没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
清代入关以后，以八旗和绿营军队为经制常备军。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全国八旗兵力250 078人（其中148 200人驻扎北京和直隶，45 117人驻扎东三省，余者分散驻扎各处），绿营兵力440 413人（其中直隶40 805人，山东17 667人，其余分布于各处），总计全国常备军69万余人，其中直接处在北洋沿海省份的兵力超过20万人。但李鸿章计算出的北洋陆军数字里，却出现了八旗、绿营根本不在其中的怪事。
怪事的缘由，是清政府官场上几乎尽人皆知但又说不得的秘密。自清王朝入主中原以来，八旗和绿营军队分散驻防全国，由承担军事作战任务的军队渐渐退化成了主要维持地方治安的力量，武器装备缺乏更新，训练废弛。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常备军战斗力早已尽丧。可就是如此一支腐朽无用的军队，因为属于维系清王朝政权稳定的“祖宗旧制”，无法轻言改革，每年清王朝并不宽裕的财政中，还要为这批无法承担国防任务的“国防军”支付2 000万两银上下的粮饷开支，相当于北洋海军建军的全部费用。
以弓马取得天下的八旗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鸿章在奏折里点算出来真正能够派上用处的军队，大都并不在清政府的国家军队编制内。太平天国战争中，八旗、绿营一败涂地，清王朝被迫起用汉族大臣回籍练兵，以称为勇营的地方乡勇武装力挽狂澜。曾国藩一手缔造的湘军，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都是在这样的历史机缘中孕育而生的。
勇营军队系之于乡土，以乡情、亲情为纽带而凝聚，在内战硝烟中，因为战争的实际需要，不断努力获取先进武器来装备自己。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后，勇营军队已然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陆军，自然而然地扮演起国之干城的角色。这些并没有正式编制、粮饷主要依靠地方省份自筹的乡勇军队，滑稽地担负了国防军的责任。
在旅顺的清军（摄于1891年大阅海军时期）。驻防于北洋沿海各地的勇营、练军是当时中国陆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甲午战争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种勇营部队以及模仿勇营的制度挑选绿营精锐改编训练成的练军，总数为459 367人。如果再算上八旗、绿营，清王朝全国的军队规模达到114万人以上，看似十分庞大。然而这上百万的大军中，骨干只有勇营和练军，而勇营、练军中始终保持练军习武，装备较为精良，战斗力较高的，其实又只有驻扎在直隶等北洋沿海省份的一部。
根据李鸿章奏折中的信息，结合日本情报机构资料可知，甲午战争爆发前，驻防在旅顺、大连湾、天津、威海卫等地的淮军等勇营军队，计有毅军、亲庆军、铭军、盛军、武毅军、仁字军、嵩武军等番号，兵力38 642人。另加上奉天的练军部队奉军以及直隶练军中较有战斗力的正定、通永、古北口练军等共14 639人，总计北洋沿海省份的陆军主力为53 281人，这实际就是清王朝全国精锐陆军的总数。
这些军队中，很多人担负着守卫炮台要塞的重任，并不能随意抽调。真正能够用作机动兵力的游击之师，只有驻扎在天津小站等地的卫汝贵部淮系盛军11 384人，叶志超、吴育仁、聂士成等部直隶练军、武毅军10 357人，以及驻扎在奉天、凤凰城等地的左宝贵部奉军、靖边军6 008人，共27 000余人。
在天津接受校阅的北洋淮军。照片中由远及近可以看到淮军部队的三个主要兵种：马队、步队、炮队
在此后的实战中，北洋陆军的机动兵力在第一梯次全部投入朝鲜作战，被人数、重火器装备都优于自己的日军击败。为挽救败局，李鸿章不得已又把驻守炮台要塞的铭军、毅军等守军也投入野战。守军抽调后空下的炮台防务，只得由临时招募的新兵填充，结果在敌军临境时，仓促募集、缺乏训练的新兵根本不足一战，重镇接连失守。随着五万余北洋陆军精锐日益消耗，清政府抽调各省的勇营、练军应付，这些装备、训练较北洋陆军等而下之的军队更不是日军的对手。
同一时代，日本明治政府的陆军已经全面西化，国内推行义务兵制，普及军事院校教育，建立参谋部制度，全面实现了训练、制度、装备、战术的近代化。除去守卫本土的后备队、要塞炮兵队、屯田兵团、对马警备队等部队外，甲午战争前日本陆军的机动兵力为七个师团（近卫师团，以及第一至第六师团），兵力123 047人。
按照日本陆军制度，在战争情况下会临时整合若干师团组成大的兵团，称为军，通常以两个师团为主组成，总兵力在30 000人以上，由此，日军一个军的兵力几乎就相当于清政府全国精锐机动陆军兵力的总和。
兵力不敌日本的同时，清政府陆军的装备和作战能力相比起日军差距更大。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建设近代化的陆军，甲午战争前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包括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等多兵种，建构了由小队、中队、大队、旅团、师团组成的部队建制，陆军军官均为经过专门教育的职业人员，陆军士兵也均具有完整的训练背景。在装备方面，日本陆军实现了统一化和专业化，以口径11毫米的日本国产村田十三式、十八式步枪，以及口径8毫米的村田二二式连发步枪为主要的单兵武器，以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75毫米口径青铜材质的山炮、野炮为主要的炮兵武器。
另外，日军以从欧洲引进的阿拉伯马、混血马作为骑兵、工兵、炮兵、辎重兵所用的乘马、挽马和驮马。（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全国保有马匹1 547 000余匹，军队常备马匹6 770匹，战争动员后通过征用和购买，军用马匹增加至近40 000匹。）
与之相比，包括精锐的北洋淮军在内，清军的勇营、练军部队基本还是沿袭明代戚家军的军制，最大的建制单位仅为营（步兵一营的人数是400~800人，骑兵和炮兵一营的人数是100~300人），没有近代化的参谋指挥系统，战时大兵团调度时，极易出现混乱和失控。至于近代化的后勤供应、医疗卫生，对清军来说更是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
人员方面，清军军官阶层大都没有任何近代陆军指挥、作战知识的教育背景，仅仅是因为自己或长辈在太平天国、捻军战争中立有战功而逐级递升，所掌握的战争知识主要依靠以往内战中的自学摸索，长辈、同僚的言传身教。士兵阶层则更没有任何系统的近代军事知识培训，至多学习一些诸如队列和西式兵器的操法。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结束后，这些军队中的统将和兵士还算有一些实战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成凋谢，这点点经验也早荡然无存。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20年前的1874年，李鸿章在一封写给大哥李瀚章的信中，就曾透露出对这种现象的忧心忡忡：“昨过盛军，问将领皆四十以外人，不觉老将至矣！再遇艰巨，未知尚堪磨淬否？大抵欲官者多官气重，则朴风渐离，如何？！如何？！”
盛军是整个淮军中的佼佼者，情况已经如此，其他军队则可以想见。
淮军装备的克虏伯马拉战车这种构思奇诡的兵器，即使在同时代的欧洲军队中也极为罕见，然而因为缺乏全方位的近代化改革，装备了先进武器的清王朝陆军，其组织制度、战术思想等仍然停留在古代
装备方面，清军更是问题重重。清军的武器由各主管官员、统帅自行选择购置，淮军、庆军、练军等各军并不一致。北洋海防陆军中，仅步枪一类，就包括了毛瑟（Mauser）、哈乞开司（Hotchkiss）、士乃德（Snider）、林明敦（Remington）、斯宾塞（Spencer）、温彻斯特（Winchester）、马提尼·亨利（Martini Henry）、黎意（Remington Lee）等多种型号，口径有14.7毫米、12.5毫米、11毫米、7.9毫米等多种，零件、弹药各不通用，训练操演、后勤供应都极为复杂。行营火炮方面，北洋海防陆军主要装备克虏伯（Krupp）野炮、山炮，口径包括80毫米、75毫米、70毫米、60毫米等多类，另外则还有哈乞开司五管机关炮、格林（Gatling）炮等速射火炮，总体上呈现出总数少、型号五花八门的状况。军马方面，清王朝没有类似日本所建立的近代化马匹育成体系，所用多为矮种的蒙古马或骡子，它们缺乏爆发力，不适用于骑兵，又缺乏拖曳力，也不适用于炮兵。
如果说北洋海军虽然硬件战力不如日本，多少还有训练出色的优势，清军陆军则连这个优势也不具备，兵力、装备、训练、战力都不及日本，白白背负了百万雄师的虚名，充其量不过是一支兵力弱小、部分装备了西式武器，但是制度、管理、军事学术还主要停留在古代状态的军队。
甲午年朝鲜事起，管辖朝鲜外交事务、统率北洋海防军队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首当其冲。根据清王朝的官制，总督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遇有战守事宜，将作为该地区的统帅大员，担负指挥作战的责任。当清王朝中枢出现有关对日战守的意见后，李鸿章和北洋海防军队照此执行属于责无旁贷，后人将当时的这种局面称为以北洋一隅敌日本一国，实际是清王朝制度运作中的必然情况。
因为明白北洋海陆军队的内情，李鸿章从日本介入朝鲜，意图借机生事开始，就始终不想以武力解决问题，寄希望通过外交平定风波。然而外交必须以国力为基础，在日本已经下定开战决心的情况下，李鸿章的外交交涉始终不得要领。
日军不断增兵朝鲜，剑拔弩张，而担负军事、外交职责的李鸿章仍然忙于争取列强调停。对此，以议论时事、监督官员为职责，且多为持有天朝上国传统保守思想的清流言官，自然感到无法容忍。局势渐渐紧张之际，针对李鸿章的弹劾也变得越来越多。
十分微妙的是，李鸿章痛陈北洋海陆军力量不足的苦衷之后，催促李鸿章备战的奏折仿佛不约而同般在言辞和内容上都做了格外精心的设计。
北洋海军之所以发展停滞，是因为清政府以节省支出为名，缩减海军投入，明眼看去，直接的倡议者就是清流领袖、户部尚书翁同龢。由此，言官们之后围绕海上战略的督促、批评，都避开海军的军力本身不谈，只是毫无来由地一味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导致海军士气低落。
陆军方面的情形更可苦笑。作为清政府主力陆军的北洋各省军队，清政府并不负担供养，地方财政又无力维持过多的军队，不得已而一再裁撤，清政府在言官们预防地方督抚拥兵自重的议论中，对此也乐得默认。此刻一朝大敌临头，朝廷供养的常备军置身事外，而要责成地方供应的勇营部队冲锋陷阵，清政府申饬起来并不理直气壮。所以言官们看到李鸿章有关陆军兵力不足的上奏，并没有人敢于指出平日国家不修武备，同样只是空洞虚无地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所以陆军畏敌如虎。
从小受师傅翁同龢等清流思想熏陶的光绪皇帝，深以言官的意见为是，在对日本的外交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7月16日，朝鲜局势恶化，言官们连日力言主战，抨击李鸿章畏缩的攻势在此背景下难以获得成功。当天清廷发上谕申饬李鸿章：“现在日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拖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已不容许李鸿章就军力问题再作辩白，直接催逼他快快把北洋的海陆军队推向前敌，准备作战。
言官们以奏章为武器，不顾军力落后的现实，将国家政策引到主战方向时，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在冠冕堂皇的奏、片等正式文件中，可见到的都是一片忠君爱国之词，然而在私下的书信、会谈中，言官们却不经意地流露出了一些真相。
积极奏参李鸿章的言官文廷式、汪鸣銮等人，以翁同龢马首是瞻，意见、谋略多经翁同龢审核，被称为“翁门六子”，是翁同龢在朝议中制造舆论、互相配合的重要援军。甲午年当科的状元、江苏南通人张謇也名列“翁门六子”之中。他和翁同龢的一封秘密通信中，曾出现了“丁（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须即拔……似可免淮人复据海军”
这样的私房谋略。
甲午战前，翁同龢的小门生王伯恭听到张謇在翁同龢面前大谈“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后，曾向翁同龢建言，认为中国军力其实不足，“力谏主战之非”。对此，翁同龢不以为然，嘲笑王伯恭是胆小书生。王伯恭与其辩论，“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翁同龢回答：“今北洋海陆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王伯恭谓：“知己知彼，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翁同龢对王伯恭的敌我实力判断并不否认，而最后抛出的一句话，终于令王伯恭恍然大悟。“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
（即，我正要借这个机会检验北洋的海陆军队，好以此寻找理由整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