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朝鲜“太上皇”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的袁世凯

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战争为什么爆发？是不是有可能避免这场劫难？自战争末期开始，很多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些问题。限于信息掌握的不足，对战争爆发的原因以及日本谋我的野心，时人很难触及，人们于是就把目光主要放在中国自身因素方面。1894年春，清政府应朝鲜请求派兵入朝镇压东学党，堕入圈套，客观上给了日本可乘之机，日本人布下的导火索，最终借中国人之手点燃。清政府在宣布接受《马关条约》的罪己诏中，也曾写有充满追悔之意的“仓促开衅”之语。朝鲜政府为何在此时请援？又是什么促使了清政府派兵？一连串的问题最后都聚焦到一个人身上，就是当时清政府派驻朝鲜的驻朝通商事务总办袁世凯。

发迹

袁世凯，字慰亭，1859年出生于河南项城。叔爷袁甲三是清廷对太平军、捻军战争中的著名将领，生父袁保中是项城当地豪强。袁世凯自幼过继给无嗣的叔父袁保庆，跟随任官江苏的嗣父寓居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借着父辈的人脉交情，袁世凯少年时代就和刘铭传、吴长庆等淮军名将相熟。袁保庆去世后，袁世凯至北京依附叔父袁保恒、袁保龄。时任内阁中书的袁保龄与淮系领袖李鸿章交情深厚，又是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得意门生，属于在清流、洋务两派间游刃有余的人物。这些特殊的关系，使得袁世凯涉足官场之初，就拥有了很多同代人无法企及的资源。

从袁保龄早期的一些家信中看，他对生性“浮动异常”“不喜章句之学”的侄儿袁世凯并不满意，经常以书信斥责、教育之。根据一些同代人回忆，袁世凯度量狭窄，工于心计，好大喜功，喜欢用金钱解决问题，很有一番纨绔子弟的习气。沿着诗书官宦人家子弟科举出仕的传统道路，在叔父袁保龄、袁保恒的督促下，袁世凯曾两度回河南原籍参加乡试，以博取功名，但都名落孙山。袁氏一族分家后，袁世凯独得嗣父袁保庆名下的丰厚家产，从此更是不思进取，跋扈乡里，“家居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游” 。1881年，因为“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袁世凯被迫离开原籍，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密友淮系庆军将领吴长庆，旋即被吴长庆提拔为庆军营务处会办，从此走上了有别于科举正途的另类出仕之路。

清代官员选拔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参加科举考试逐级拔选出仕，被称为正途；另外，通过继承祖先辈的封荫，或者通过金钱捐官，乃至像袁世凯这样以临时差委的性质先行任职，以待将来通过某种功绩邀得提拔转正，通通视为别途。正途的官员十年寒窗，一朝腾龙，想要在官场上迅速崛起，必然需要依靠亲友、同籍、同乡、同年等各种关系；别途的官员则更是如此。因而清末官员的任用，尤其是临时差委官员的任用，存在大量任人唯亲的问题。由此造成的恶果是，很多官员走上岗位之初，对这一岗位的工作全无头绪、毫无经验，需要在工作中不断揣摩自学，其间不免误打误撞，行政效能低下。

科举考试失败，借着叔父辈的关系，袁世凯在吴长庆军中当上了官，但对于幕府工作没有任何经验，多年始终表现平平。直到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吴长庆、袁保龄奉命率领庆军赴朝鲜平乱，不适合幕府工作的袁世凯显露了其在其他领域的突出才干。为了踏勘、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袁世凯与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赤足履砂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汝昌不由得赞叹：“纨绔少年亦能若是！”

庆军登陆朝鲜后，“以久无战事，纪律稍弛”，袁世凯奉吴长庆命令整顿军纪，“公乃传令各营，有入民居及杂伍者斩。适有犯令者，立斩数人传示”，“有韩绅控奸戮其妇者，公徒步往查，亲督搜捕，竟日夜不食，卒获犯，手刃之”。 甚至一名庆军官员殴伤朝鲜人，吴长庆出面“乞贷其一死”，袁世凯佯装答应，“以案上图书请吴阅，潜出斩之”。 严刑峻法下，庆军军纪一时肃然，袁世凯也因此得到吴长庆赏识，被一举提拔总管前敌营务处。

壬午事变平息后，庆军留防朝鲜，袁世凯因“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获升迁候补同知（五品），赏顶戴花翎。正值朝鲜政府请求清军帮助训练和武装朝鲜新军，袁世凯和朱先民、何增珠三人被吴长庆派遣，帮助分别编练。袁世凯在对所部训练时，进一步展露了在军事方面的擅长，“慰亭使译者传谕五百人云，中国练兵，非汝国儿戏比，苟不听约束者，立刻军法从事，五百人咸股栗听命。每日操演时，王教习（袁世凯调用的王姓教官）持鞭睨其侧，呼曰‘左足起’，五百人悉举左足，高下如一，有参差者即挥鞭痛抽，步伐进退前后左右如之，举枪放响亦如之，教练甫半月，慰亭请国王及吴帅阅操，居然可观，国王大悦”。 从此袁世凯获得了“能军”的声名，“韩人感戴若父母，妇孺亦知敬爱公……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于公。期间吴公（庆军统领吴长庆）屡赴津就李相（李鸿章）议事，常数月不回，留公护诸营……”

1884年，吴长庆部庆军三营从朝鲜调回国内，驻防辽东金州、旅顺，在朝鲜只留下三营军队，北洋大臣李鸿章举荐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朝王外虽感德，内则趋向不专，阴有择强自庇之意……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 。年仅26岁的袁世凯，少年得志，一跃成为清政府在朝军队中的领袖级人物。

这一年的年末，以金玉均为首的朝鲜亲日派开化党人，借着中法龃龉的时机，发动政变。得悉开化党人闯入王宫，挟持国王，袁世凯当机立断，率领庆军攻入朝鲜王宫，击退开化党人和驻守宫中的日本人，日本使馆被焚毁。这是清末中日交涉史上至为火爆的一幕。

事发后，袁世凯还曾禀报李鸿章，颇有野心地提出在朝鲜设立监国，“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 对于中日间的外交政策，袁世凯认为“朝鲜非琉球、安南可比，如资他人，中原焉能安枕，伏乞先派兵轮十数只、陆军数千，先入屯扎。日人见人心不附，又有我兵先入重戍，必可翻然乞和。否则，日兵先至，中国落后，尤难措手”。 这些提议总体上与他多年后在甲午战争前夕的主张如出一辙，属于以兵力慑服日本的强硬策略，从中不难觉察到袁世凯的张扬性格。

如果抛开时代背景，袁世凯的谋略似乎很有章法，但是回到那个时代，这个谋略无疑是欠冷静和缺乏深虑的。

首先，朝鲜甲申政变发生时，中法战事尚未平息，日本正试图联络法国，借机对朝鲜、中国下手，此时使用简单粗暴的武力方式来解决朝鲜问题，极易被日本寻找到干涉朝鲜内政的借口，外交局势将更加不堪。

其次，袁世凯认为增加军队进驻朝鲜，就能吓得日本立刻改变对朝政策，显然低估了日本的军力和对朝扩张的野心。凭借在治军经武方面的心狠手辣，同时倚仗叔父辈的人际关系而一路升迁的袁世凯，对近代国际外交事务完全没有经验，任用这样的官员作为独当一面的外交大员，不能不说存在极大的盲目性。

清廷的朝堂上很快便有人参劾袁世凯“擅启边衅”，处事不冷静，激化了中日矛盾。有关袁世凯在朝鲜期间豢养官妓、贩卖鸦片以及挪用军饷等各种传闻也纷至沓来，袁世凯被迫请假离开朝鲜，回籍“隐居”。中日两国就甲申政变进行善后谈判时，日本谈判代表也极力要求中方惩治袁世凯。北洋大臣李鸿章却对冒失的袁世凯青眼有加，从中不难感受到李鸿章对袁世凯的鲁莽举动有几分欣赏，想要罗致这位特殊的人才，利用袁世凯身上的某些特质。同时，与李鸿章私交甚好的袁保龄也致信袁世凯，告知李鸿章从中极力转圜、保护的情形，要袁世凯感恩戴德。至此，袁世凯彻底投入李鸿章幕下。

经过甲申政变，根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的协定，中国军队完全撤出朝鲜。此时，朝鲜政府认为日本与中国都不可靠，王妃闵氏有与俄国联系的倾向，俄国政府也有将朝鲜变成其保护国的野心。觉察到这一不利形势，李鸿章奏请将壬午事变中被拘捕软禁在保定的朝鲜大院君释放回国，以抵消闵氏的影响力；并申请将袁世凯重新派回朝鲜，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意图用这位手段泼辣的人物来震慑朝鲜政府。

1886年8月10—11日，袁世凯路过天津，准备转道赴朝鲜上任。李鸿章看到这位年少气盛、略显轻狂的少年官员，笑称“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请增派著名大员赴朝鲜主持，李鸿章则笑道，“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悉无所用，兵亦不须遣，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语近戏谑，但不难看出火爆的甲申政变处置活动后，李鸿章对袁世凯产生的“拼命三郎”印象。

不负李鸿章的期望，袁世凯带着大院君一起回到朝鲜时，立刻给朝鲜王室以下马威。袁世凯携大院君抵达朝鲜仁川时，闵妃深忌这位国王的本生父大院君，明白清政府将与自己不共戴天的大院君放回的用意，于是左右国王，不准派出官员到仁川迎接。袁世凯遂一面大张旗鼓与各国在朝鲜的使节拜会，营造咄咄逼人的外交氛围，一面致信朝鲜政府兴师问罪：“某奉朝廷命送尔王父，似此简亵何以对君父？”逼迫朝鲜国王亲自出汉城迎接。大煞了国王和闵妃的威风后，袁世凯又立即给大院君服了一剂“清醒药”，将大院君的几名亲信以乱党为名处死，让大院君明白，清政府之所以将他释放回国，无非是利用他在朝鲜守旧派中的影响以及他与闵妃的宿怨，让闵妃始终有芒刺在背之感，平衡朝鲜的权力天平，而不是要支持他重夺大权。

从此，袁世凯俨然以“太上皇”的模样驻留朝鲜，对朝鲜一切内政、外交事务予以监督和干涉，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任意侮辱韩廷君臣”。“袁某性情急躁，办事过火，殊欠和平，与韩官及各国公使不睦。韩王每作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 利用泼辣手段、纨绔习气和痞子腔调来对付胆战心惊的属国，自然无往而不利，但对觊觎朝鲜半岛的外国列强，仅仅凭着这样的本事，是否也能够游刃自如？

失招

1894年春天，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古阜郡被起义军占领后，朝鲜政府又派遣京军壮卫营前往镇压。壮卫营，就是当年袁世凯随庆军入朝时负责编练的朝鲜新军。意在展露自己的训练成果，袁世凯特别电报李鸿章，请求派出停泊在朝鲜仁川的北洋海军军舰“平远”协同作战，重启中国军队介入朝鲜内务的事端。

得到袁世凯的奏请，也想在属国面前展露一番上国军力的威势，李鸿章当即批准，电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照办。5月8日，“平远”舰携同朝鲜政府的轮船“苍龙”“汉阳”装运朝鲜京军壮卫营南下至群山浦登陆，镇压东学党起义。 5月12日，袁世凯报告李鸿章“‘平远’初五到群山卸兵，韩乱党闻兵到即瓦解……饥寇负隅，似不能久支” ，李鸿章当即将这一喜报转奏清廷。然而十几天过后的2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理衙门”）突然致电李鸿章，告知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处得到了“韩兵大败”这一截然不同的消息，询问“赫言与袁道电互异，究竟情形如何”。同时，总理衙门还得到了“倭以‘平远’船有华兵四十名，亦欲派兵前往”的突发消息，要求李鸿章予以查证。

针对总理衙门的问询，袁世凯回复称由“平远”等舰护送的朝鲜京军尚未和东学党起义军发生战斗，“江华兵尚未接仗”，至于日本准备派兵前往朝鲜这一敏感话题，袁世凯一口予以否认，称“未闻日有派兵说” 。

按照处理涉外问题的习惯，袁世凯发回的所有报告，李鸿章都当即转电总理衙门或者军机处，以供高层决策参考。5月26日中午，“未闻日有派兵说”的消息顺着电报线从天津传向了北京。几个小时后，袁世凯又向李鸿章发来了进一步的消息，电文中的内容显得极不寻常。

电报称，“平远”舰运送朝鲜军队从仁川出发后，日本驻朝公使曾派人询问朝鲜政府“‘平’去何为”，朝方回答“借送韩兵”，日人追问“华兵下岸否”，在得知中国没有水兵登岸后，日方提醒“倘下岸须按乙酉约知照”。

“按乙酉约知照”，即按照1885年中日两国签署的《天津会议专条》中第三条的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根据该条约，日本和中国具有同等的向朝鲜出兵的权力。日方此时提出这一条文的举动，颇值得引起足够重视，如果稍具外交头脑，应当立刻会同日本政府积极协商，以文本形式对两国在当前形势下的举措做出具体约定，杜绝患害。然而派在朝鲜担负外交使命的袁世凯，并没有任何近代国际法知识的系统训练，对国与国之间的折冲完全懵懵懂懂，仅仅停留在控制住朝鲜朝廷就满足的层面。对日本方面提出《天津会议专条》的情况，袁世凯竟判断为“倭人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 。

基于对日本全无警惕的心态，袁世凯在朝鲜朝廷内仍然以“太上皇”的姿态大包大揽。

针对当时朝鲜朝廷内出现的向中国乞兵镇压东学党的声音，5月26日，袁世凯与力主此议的朝鲜权臣、闵氏外戚内务府督办、兵曹判书闵泳骏秘密商谈。袁世凯首先发出“朝鲜文武官员无人！”的言论，闵泳骏不解何意，袁世凯进一步解释，“方今东学党跳梁逞凶，韩廷无能制之，招讨重任仅委洪启薰孺子，怎不误国……余谓朝鲜无人即为此”，闵即问“大人可否向我国派一队兵援助剿匪”。这话正中袁世凯下怀，遂异常兴奋地表示，“倘若让我来谋划指挥，不出十日，必将讨灭之”。

就在第二天，率军前往镇压东学党起义军的朝鲜京军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传来败报，官军在黄龙村大败，“彼徒（东学党起义军）万余名，肆役猋炽，忘生冒死，奔突赶前，追逐三十余里，而彼众我寡之致，我军困疲颠倒，苍黄还阵……” 5月31日，起义军占领了重镇全州，朝鲜朝野震动。

在这一背景下，拿到袁世凯保证的闵泳骏极力游说国王李熙向清政府求援。6月1日，朝鲜群臣会议，李熙担心如果中国出兵，日本也会派兵前来，到时局势无法收拾。与袁世凯密议多日的闵泳骏为极力促成此事，以图尽快清除东学党威胁，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言之凿凿的袁世凯身上，称袁世凯自会有办法，在东学党局势日炽的压迫下，朝鲜政府当天决定正式行文向中国求援。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始终针对中国进行扩军备战，寻找机会挑起事端。朝鲜东学党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即敏锐地觉察到可能会寻找到开战的良机。得悉朝鲜政府这一举措，6月2日当天，密切关注中朝动作的日本驻朝代办公使杉村浚派遣书记员郑永邦拜访袁世凯，向其散播外交迷雾，以促成中国派兵，从而为日军也进入朝鲜铺平道路。

精通中文的郑永邦，此后在关于朝鲜的中日交涉中扮演了很有分量的角色。鲜为人知的是，他流利的中文得自他独特的身世。郑永邦的先祖其实是明末将领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的亲弟弟田川七左卫门。清初，他在日本为台湾郑氏集团提供海外供应，此后其家族渐渐融入日本社会，成为地道的日本人。

谈话间，郑永邦以言辞诱导，“倭译员郑永邦以其使令来询匪情，并谓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云”。 袁世凯愚憨地表示“虽然还没有接到公文，但双方已内定，作好了一旦接到公文便可急速出兵的准备”。 同日，袁世凯接二连三向国内发回报告，称朝鲜准备向中国求援兵，日本政府没有他意。

6月3日清晨，杉村浚亲自出马，访谈间以半开玩笑的形式通告袁世凯“如果贵国即将出兵，我国也迫于形势不得不出兵了”。袁世凯当场面色大变，称日本不应出兵。 当天夜间，朝鲜政府向袁世凯递交正式请援文件，袁世凯对杉村浚的话只当作是玩笑，没有引起重视，立刻将朝鲜请援全文电报给李鸿章：

……敝邦全罗道所辖之泰仁、古阜等县，民习凶悍，性情险谲，素称难治。近月来附串东学教匪，聚众万余人，攻陷县邑十数处，今又北窜，陷全州省治。前经遣练军前往剿抚，该匪竟敢拚死拒战，致练军败挫，失去炮械多件。似此凶顽久扰，殊为可虑，况距汉城仅四百数十里，如任其再为北窜，恐畿辅骚动，所损匪细。而敝邦新练各军，现数仅可护卫都会，且未经战阵，殊难用以殄除凶寇。倘滋蔓日久，其所以贻忧于中朝者实多。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兹拟援案请烦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使敝邦各兵将随习军务，为将来捍卫之计。一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自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也。并请贵总理妥速筹助，以济急迫，至切盼待……

细读这份文件，不难看出其中的良苦用心。首先，朝鲜仔细陈明了请兵外国的急迫性，而后解释之所以向中国请兵，是因为壬午、甲申都有先例，最后声明的“一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自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也”，更是纯粹写给日本看的条款，以示这次请兵仅仅是为了剿匪，并不牵涉中国军队常驻的问题。如此符合“规矩”的请兵文件，自然容易让清政府产生安全感，从而答应派兵。整件事中，想要积极促成援兵来朝的“太上皇”袁世凯参与拟稿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借助清军大举来朝，平定东学党的机会，“太上皇”的声威进一步隆盛，显然是意料中的事。

为了促成清政府决策出兵来朝，袁世凯还另外发了一份电报给李鸿章，报告与杉村浚的谈话情况，“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至于杉村浚那句若中国出兵，日本也会出兵的通告，袁世凯只字不提。

收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李鸿章未做更多思索，将朝鲜请援一事正式上奏，同时决定调动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部陆军赴朝平乱。外交经验比袁世凯大为丰富的李鸿章，对错综复杂的朝鲜问题竟然不做更多思考，如此匆忙做出决定，这一方面是受袁世凯的日本“似无他意”报告的误导，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如果东学党事变越演越烈，导致各国以保护使馆、侨民为由出兵朝鲜，届时事态将无法收拾。尽管他是当时中国最富外交经验的官员，在近代国际交涉领域也不过是个外行而已。尽管他手下不乏专门学习国际法的人才，但推举、任用驻外大员时，他眼见的标准不过是亲疏关系和传统的胆气、权谋如何，在涉及国际法运用的此刻，他手下那些落寞的专业人才似乎集体失声了。

日本政府期待已久的战争借口，就这么来到了。

误打误撞

1894年6月6日下午6时，天津塘沽码头人潮如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古北口练军、武毅军等部910人登上轮船招商局的“图南”号商船，踏上了援朝的征程。 同一天，遵照李鸿章的指示，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向日本政府通报，“派兵援助乃我天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李鸿章根据袁世凯此前报告的日本必不会多事的判断，认为在向日本政府通报，完成1885年《天津会议专条》规定的“知照”义务后，日本就不会旁生枝节。

但是，照会发出不久，仿佛是这次派兵举措过于仓促、草率而连带的后果，一连串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6日早晨电告完驻日公使汪凤藻后，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很快到达天津，汪凤藻报告日本派回国述职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带领20名警察前往朝鲜。下午，汪凤藻又致电，告知听说日本将要向朝鲜派出军队。突然听到这些消息，李鸿章预感事态有变，但仍故作镇定，回电汪凤藻加以抚慰，“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有限”。

实际上，早在6月1日，日本驻朝公使馆书记员郑永邦从袁世凯口中得知清政府有意派兵开始，日本政府就已经将之作为挑起战争的借口，预先着手进行各项准备。2日，日本内阁即召开会议，决定如果中国出兵，日本就以保护使馆为名首先派遣一个旅团规模的兵力到达朝鲜，同时命令分散在各地的海军常备舰队舰只向朝鲜仁川、釜山等重要口岸集中。3日，朝鲜政府正式发出向中国求援的文件。4日，杉村浚从朝鲜发回报告，“袁氏派其书记官通知我，昨夜朝鲜政府已就请求援兵一事发出公文……据我推测，援兵可能有一千五百名左右，即将由威海卫派来。对此，我政府是否也要立即出兵”。 日本政府遂下定战争决心，为适应战时指挥的需要，于5日在广岛成立了以明治天皇为核心的战时大本营。6日，中国公使递送照会时，日本陆军混成旅团实际上已经在动员集结中。

和日方设计缜密、环环相扣的布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东学党事变开始，为巩固自己在朝鲜的地位，加强清政府对朝鲜的藩属控制，积极促成朝鲜向中国乞援的袁世凯，对日本将会就此事有何反应，完全没有考虑。连朝鲜国内事态发展动向、形势判断都完全得自袁世凯的李鸿章，更是两眼一抹黑。

得到李鸿章转告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将要带领武装警察返回朝鲜的消息，正在为中国军队已经出发赴朝而欢欣鼓舞的袁世凯，这时才感觉到一丝不妙，流露出“大鸟来，虑生事”的担忧。紧接着，6月7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告知日本遵照《天津会议专条》的约定，也将派兵进入朝鲜。同日，日本外务省照会驻日公使汪凤藻，对中国派兵照会中提及的“天朝保护属邦”等文字表示异议，认为中朝间的所谓藩属关系不被国际法承认，朝鲜属于独立国家。

日方数管齐下，袁世凯、李鸿章步步被动，在朝鲜以往的几次变乱中，表现得异常勇武敢为的袁世凯，以匹夫之勇面对错综复杂的外交军政关系，显得力不从心。

6月8日上午，袁世凯致电李鸿章，称东学党起义军溃不成军，援朝清军“似即可撤兵，庶得体而免生枝节”。 紧接着，李鸿章又收到一份袁世凯来电，称刚刚收到日本驻朝使馆代办的密信，告知日本派兵入朝目的是“调护使馆，无他意”。 得到日本驻朝公使馆的保证，袁世凯又立刻胆壮气扬。朝鲜国王因为听闻日本将要出兵，派人告知袁世凯，“请华兵毋遽下岸，尤毋须进兵”。袁世凯则信心满满地称中国自有办法通过外交阻止日军派兵。如果不能阻止，中国会增兵与日军抗衡。同时，袁世凯电报李鸿章称“华进兵与否，惟视全匪存亡，不能因倭调兵遽停进”。

此时，运送中国派朝军首批部队的“图南”轮船刚刚抵达袁世凯确定的登陆点——牙山湾，尚未实施登陆。如果此时果断处置，留在海面上静观时局变化，必然会让借口因中国出兵而出兵的日本陷入被动。但是袁世凯对局势的错误判断，致使局势迅速恶化。

9日，聂士成率领的援朝清军先头部队在牙山登陆。同一天夜间10时，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领武装警察和海军水兵队数百人登陆仁川。听闻日军登陆的消息，袁世凯寄希望于朝鲜政府和列强驻朝外交官帮助劝阻，但全部无效。10日下午6时，大鸟圭介率领日军冒雨进入朝鲜首都汉城。

清政府派兵是凭着属国的正式邀请，但这种宗藩关系并不被国际法所承认。日本军队不请自来属于无理举动，但因为《天津会议专条》约文不严，反而拥有国际法依据。这一事前完全没有料到的局面，在清政府内迅速提升到高层决策领域进行讨论，总理衙门讨论得出的大致意见是“日乘韩乱，以兵胁议，又托言由华照会兵出，阴鸷极矣”，命令袁世凯就地在朝鲜与日方进行会商，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

面对日方不顾朝鲜政府拦阻，强行进兵汉城的举动，身处汉城使馆的袁世凯仍未引起警觉，一厢情愿地认为日军是因为东学党占领全州，韩乱未平，所以如此。“倭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倭自息。”

此前日本进入汉城的只是警察和军舰上的海军官兵，人数只有数百人，因此尚可以理解为保护使馆。12日，日本陆军正规军——混成旅团的先头部队第十一联队一大队及工兵小队在仁川登陆。 而就在前一天，东学党因为和政府签署了休战协定，已经撤出全州。此时日本还继续派来军队，显示出其增兵的目的已不是保卫使馆、商民这么简单。

然而袁世凯对此并不在意。6月13日，正在筹划是否要向朝鲜增兵的李鸿章，突然收到袁世凯的来电，报告日本派兵朝鲜的事端已经顺利解决了。袁世凯取得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外交胜利”，实际源自当天他和来访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一些谈话。

会谈中，在袁世凯一番“华、倭睦，亚局可保；倘生嫌，徒自害。我辈奉使，应统筹全局以利国，岂可效武夫幸多事”的高谈阔论后，大鸟圭介首先回答，“甚是，适有同见。我廷视韩匪太重，骤遣大兵。我年逾六旬，讵愿生事，即电阻后来各船兵”。紧接着便抛出了此次来访的真实用意，称“接津电，闻华发兵两千来汉（汉城）”。袁世凯未解其中深意，顺势打包票“果汝能阻续来兵，我亦可电止加派”。大鸟圭介原本担心混成旅团全部登陆前，中国派出大军抢先进驻汉城，可能会造成日军登陆困难的危险，于是采取了这招缓兵之计，没有想到袁世凯如此头脑简单地中招。会谈最后，大鸟抛出“我除八百（指当时日军已经到达朝鲜的800人）外尽阻之，尔亦电止华加兵，我二人在此必可推诚商办”的约定，令袁世凯大喜过望，恍如谈笑间化解了一场危机。

借着叔父的关系当上官，又凭着心狠手辣和办事火爆得到李鸿章重用，以朝鲜“太上皇”跋扈自居的袁世凯完全不知道，坐在他对面这个面似和善的老人，是个如何厉害的对手。

大鸟圭介1833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代先后学习汉学、医学和近代炮兵学，成为德川幕府的陆军军官。日本戊辰内战时，大鸟圭介为对抗明治政府的虾夷共和国陆军司令，虾夷共和国败亡后被捕入狱。1872年出狱后，大鸟圭介赴欧美各国考察政治，回国后任官工部省，投身工业建设，颇有建树。此后大鸟圭介历任工部大学校长、元老院议官、华族女学校校长、学习院院长等职，1889年开始出任驻中国、朝鲜公使，以工于谋略、遇事镇定闻名。

根据东学党已散，派兵援朝前提条件已无的情况，袁世凯决定由朝鲜政府出面，提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军。对这接连到来的“捷报”，李鸿章喜出望外，当即终止向朝鲜增派军队的计划，电告在朝中国军队统领叶志超、聂士成立刻停止所有军事行动。

6月14日，总理衙门又收到李鸿章转递的袁世凯喜讯。袁世凯称已经和大鸟圭介商妥，“华撤兵伊即同撤”。阅历深厚的李鸿章，此时似乎觉察到了一点儿什么，回电给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袁世凯，“大鸟既与汝约定，日兵究何时必撤，是否尽撤，须取伊信函或回文为据”。 对此，袁世凯并不以为意，报告“日信谣防华，遣兵太率，徒足贻笑，鸟甚急”。

然而到了15日，李鸿章突然从驻日公使汪凤藻处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汪凤藻报告，朝鲜驻日外交官赴日本外务省，以朝鲜东学党已经剿平，中日两国应撤兵之事相告，而日本外务省的回复是未从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处得到任何这类报告。李鸿章急忙致电袁世凯，要求“确查电复”。连日电报不断的袁世凯，瞬间没了声音。16日，汪凤藻再度向李鸿章报告了一则在日本得到的消息，“日派兵增至五千余，意叵测”。 就在这天中午，大岛义昌少将率领的日本混成旅团主力2 673人全部登陆朝鲜仁川，日本政府一并向中国提出了极具挑衅性质的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17日，混成旅团另一部登陆釜山。至此，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军力对比天平出现严重倾斜。

大鸟圭介与袁世凯的所谓约定完全撕毁，颜面极度无光的袁世凯急忙与大鸟圭介磋商，仍然想抓住这根他认为十分和善的救命稻草。看到日军大举临境，屯兵在牙山的清军统帅叶志超也坐卧不宁，向袁世凯发出电报，决定乘日军大部刚刚登陆仁川、釜山之际，急速率领清军进据朝鲜首都汉城。仍然幻想中日同时撤兵的袁世凯对此持反对意见，立即致电李鸿章，要求制止叶志超的行动。

袁世凯与大鸟圭介谈判时，大鸟圭介态度和善，有议必应；但在和谈室外，日本军队挺进的脚步丝毫没有停滞。至此，袁世凯感到难以自圆其说，以他的知识和本领已经无法收局，决定尽快自找退路，电禀李鸿章，“是在此谈商无济事，可否乞电汪星使（汪凤藻）在倭商办”。

回朝

对袁世凯在此重要时刻竟然想要抽身事外的表现，李鸿章在回电时言辞间已透露出不快，命令“汝须力阻大鸟勿调新到兵赴汉为要”。

此后，借着重兵临境，日本对华交涉步步威胁，丝毫不让，意图割裂中朝间的藩属联系，改组朝鲜现政府，成立亲日政府。清政府主要以总理衙门、驻日公使为主与日方谈判，袁世凯在朝鲜事实上处于消极怠工状态，只是虚无缥缈地称自己在联络外国驻朝外交官谴责、劝说日本，再就是不断要求李鸿章派重兵赴朝，震慑日本。

6月30日，中、日围绕朝鲜问题的交涉逐渐陷入僵局，日本借着强大军力不断威逼朝鲜政府单方面接受日本提出的废除与中国藩属关系，朝鲜境内局势日益紧张。当天，袁世凯连发数封电报给李鸿章。先是以日军到朝已近万人，“各处布置，待与华寻衅”为由，申请回国；而后又称朝鲜与日本密谋，决定不认和中国的藩属关系，日军可能会用兵押送自己出境，“果尔辱甚”，申请先回国。李鸿章于第二天回电，“倭允不先与华开衅，岂能拘送使臣，要坚贞，勿怯退”。 7月3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单方面向朝鲜提出改革内政纲领。4日，袁世凯又搬出不知真假的“韩廷犒赏日兵米肉甚多，韩喜日”故事，申请“应下旗回”。 李鸿章将其请求转奏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回复日本政府当时只是坚持要朝鲜承认为自主之国，并没有直接剑指中朝宗藩关系的文字。此时如果袁世凯从朝鲜撤旗回国，反而显得中国与朝鲜失和，“办法匆遽失体”，要求“万勿轻动”。

7月5日，针对日本要求改革内政的最后通牒，朝鲜政府请求日本宽限两天回复。当天中午，袁世凯显得惊慌不已，致电李鸿章，坚决要求立刻回国，“日在韩专忤华意，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胁陵，具何面目。如大举（指清政府如准备与日本战争），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暂不举，亦应调回”。 下午时分，袁世凯再度电报李鸿章，“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倘蒙允即行，以唐守暂代”，提出可以让属员唐绍仪在朝鲜代理自己的职务。

6日，总理衙门做出指示，因俄国驻朝代理公使韦贝即将赴朝，有望帮助调停中日朝矛盾，要求袁世凯在“势不可挽”之前，必须在朝鲜“静候”，等待与韦贝会商。归意已决的袁世凯不得已继续留在朝鲜，但对外交事务全无心思。7日，日本给予朝鲜答复的最后通牒到期，朝鲜国王下令成立名为“改革调查委员会”的虚无机构，企图以此蒙混日本。日方对此极为不满，在其威逼下，朝鲜国王李熙于8日颁布罪己诏，原则上同意进行日本主张的内政改革。10日，日朝代表在汉城南山的老人亭会商，日方抛出直接干涉朝鲜军队、国体、外交等大政的所谓改革具体方案，共计二十六条，逼迫朝鲜政府于15日做出明确答复。

预感朝鲜局势即将发生剧变，7月11日袁世凯突然称病，“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至害事”，随即先斩后奏，以“未便晷刻废事”为辞，直接将职任交给属员唐绍仪代理。

7月15日，朝鲜政府以日本大兵压境，又限定日期，要求朝鲜改革内政，有干涉朝鲜内政嫌疑为由，婉拒日本要求。当天李鸿章接到报告，不过汇报人已经不再是袁世凯，而成了唐绍仪。唐绍仪在汇报中还进一步为袁世凯的病况做证。袁世凯则通过唐绍仪在电报中不露声色的“俟袁道至津稍痊面禀”等注明，准备一旦李鸿章、总理衙门对此不做公开表态，就当成是默认批准而立即返回天津。出乎袁世凯的预料，16日总理衙门突然转发上谕，清政府以皇帝上谕的最高命令形式，命令“袁道前奉谕旨，毋庸调回。切不可径自赴津，如必须令其面禀情形，仍应请旨遵行”。

看到这一命令，如同突然痊愈一般的袁世凯立刻电报李鸿章。为了回国，袁世凯经历多年宦海生涯，似乎已被磨灭的纨绔本性完全展露出来：“凯病至此，何可得保（不）辱国” ，“凯病如此，惟有死，然虽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代理袁世凯职务的唐绍仪也及时佐证：“袁道病日重，烧剧，心跳，左肢痛不可耐。韩事危极，医药并乏，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韩事以袁道为最熟，调回尚可就近商办一切，无论和战，当可图效。若弃置不顾，可惜。”

7月18日，袁世凯期望已久的命令来到，“本日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 ，旋即登轮回国，于22日夜抵达天津。 日军攻入朝鲜王宫，战事爆发时，袁世凯已然身处事外。袁世凯在朝鲜见难而退，不肯担负责任，尤其是最后时刻为了回国而上演的活剧，令李鸿章感到异常不满，很快以其熟悉朝鲜情事为由，勒令其返回朝鲜，到平壤前线任事。

近一个月后，8月16日，军机大臣翁同龢的府上来了一位年轻人——袁世凯的堂弟袁世勋。受袁世凯所托，他前来说情。“袁世勋（敏孙）为袁慰廷事来见，慰廷奉使高丽，颇得人望，今来津不得入国门（李相保令赴平壤），欲求高阳（李鸿藻）主持，因作一札予高阳，即令敏孙持去。” 当局者迷的袁世凯，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何在对日交涉中输给了日本人，也不愿再去思考这个问题，而是看到伴随着战局的恶化，淮系日薄西山，且对李鸿章将自己又派上前线的举动感到不满，借着叔父袁保龄曾是清流领袖李鸿藻门生的关系，私下里悄悄投向清流，寻找其他升迁的道路。

对袁世凯在朝的表现，甲午战争结束后，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回忆往事，曾不无愤然地说道：

合肥（李鸿章）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独袁以罪魁祸首，而公论以为奇才，直不可解。花房之役（壬午事件），攘吴长庆功，此不足论。虽曰欲尊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如奴，并视日本如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土匪之起，即倭所使。电禀日数十至，请兵往剿。彼岂不知亲家翁之约者？（指中日1885年签订的《天津会议专条》）无乃太疏！

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末期入都。战后一天，恭亲王也问及此事，李鸿章的回答则耐人寻味。

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嘿然而罢。 TGI7sg1dh8bcivDdyzfIHM0E5yWA/lDHEfY3ojMO8bIsk+xX2NuA/bgakWBVVa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