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驱虎吞狼”
——李鸿章朝鲜战略大败局

1882年1月20日，中历光绪八年十二月初一，保定直隶总督衙门当天正午设宴待客。12时开始的宴席一直持续到下午2时才散，“盛设酒馔，易鼎味者凡九次” ，宾客们的中心话题只有一个，即中华属国朝鲜。作为主人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当天最重要的来宾、朝鲜领选使金允植，通过翻译的中介曾有过一番内容生动的对话。李鸿章似对朝鲜事务满怀热情，竭力想要帮助朝鲜思考出拯救民生、振作国计的高招，金允植的态度却显得有几分冷淡消沉，似是并无迎合巴结的意思，这一热一冷，恰似当时的中、朝两国关系。

中堂使通词问：贵国有何土产否？

答：土陋民贫，别无所产，惟衣食所需，仅支自给而已。

问：人参为贵国上货，何不多种，售卖他国？

答：人参多则价随以贱。

问：东国亦养蚕织帛乎？

答：然。

问：多种桑树乎？

答：然。

问：以绵丝卖他国，则可得厚利，贵国绵丝一斤价钱几何？

答：一两银子有余。

问：比中国价太高，卖买无利。棉布如何？

答：国中衣服皆藉于是。

问：棉花颇贱否？

答：然。

问：纸属如何？

答：三南种楮造纸。

问：亦行卖于中国民否？

答：然。

李：此外又有何土产否？

答：别无。

问：贵国所产真个稀少，产茶叶否？

答：全罗道沿海或产茶。

问：国中首富货产几何？

答：贮银十万两为最饶之人。

李：若此者几？

答：无几。

……

介入危局

朝鲜半岛在14世纪末进入李氏王朝统治时期，也在这一时期向中国的明王朝俯首称臣，接受中国中央政府的册封，就此成为中国的藩属。清代沿袭明制，中、朝之间仍然维系着传统的宗藩关系，清王朝在很长时间里对朝鲜依然采取类似无为而治的管理策略，即不主动介入、干涉其国内政治，朝鲜李氏王朝在国内事务方面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中国对朝鲜这个属国的羁縻，更多的是依靠着文化、经济等纽带。也由此，有关对朝鲜的事务，清王朝长期交由礼部负责，主要工作不过多是处理进贡、赏赐、分封等仪式性的事务而已。

19世纪到来之后，西力东渐，近代化的大潮开始侵袭东方，东亚世界传统的政治格局、生存模式在外力刺激下发生巨变，原本清静无为的朝鲜由于在地缘、区位上所处的独特位置，重要性日渐上升。

1879年，通过明治维新改革快速成长、崛起的日本夷灭了曾经的中国属国琉球，改置冲绳县，日本对中国的刺激、威胁进一步增加。也就是在这一年，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清王朝改变祖宗成法，将对朝鲜的管理权从礼部移出，指令由北洋大臣直接监督管理朝鲜事务。这一决策的重要前提就是担心琉球之事在朝鲜重演，为此清王朝同时还命令驻日本公使协助北洋大臣处理朝鲜事务，显现了对朝鲜事务管辖权的调整主要是为了针对、反制日本。

其时担任北洋大臣一职的官员，就是淮系军政集团的首领李鸿章。就此，朝鲜事务正式成为李鸿章政治、外交生涯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某种意义上，也直接影响了李鸿章一生的勋业声名。

李鸿章所担任的北洋大臣一职，全称是办理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其前身是清王朝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61年设置的三口通商大臣——当时中国北方沿海的牛庄、天津、登州被定为对外开放通商口岸，为处理对外通商城市的涉外事务而专设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三口通商大臣改称北洋通商大臣，其权限也随之得到扩大，不仅负责处理北洋通商口岸城市的涉外事务，北洋地区非通商口岸发生的涉外问题也归其管辖，甚至涉及日本、俄国的外交事务，北洋大臣也负有一定的具体处理之责。

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的事件发生之后，清王朝决定着力建设南洋、北洋海防，北洋大臣又被赋予了管理北洋地区海军建设和海防事务的军事职权——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北洋大臣是中国北方的外交、海防事务主管官员，兼顾对日本的交涉。三口通商大臣原为专任职务，设衙门于天津。此后考虑到外交、海防都必须调用地方军政资源，北洋大臣遂作为直隶总督的兼差。

李鸿章，号少荃，182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1847年中进士，担任翰林院、武英殿编修等职。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他申请回籍练兵，1859年被湘军大帅曾国藩揽入幕中。1860年为救援被太平军围困的上海，李鸿章奉命招抚合肥一带的乡勇团练武装组建淮军，并率淮勇子弟挺进江南，建立殊勋，李鸿章本人也因功擢升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晚清著名的淮系军政集团就此成形。

1870年，李鸿章被召至天津处理天津教案，事定后改任直隶总督，就任伊始，同时肩负起北洋大臣之职，由此开始了其把守畿辅重镇二十余年的不凡历程。

尽管直隶总督的职守驻地是在保定府，但为了处理外交、海防事务方便，直隶总督李鸿章每年仍会有很长的时间专门驻节于设在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交替在保定和天津两地处理公务，便成为李鸿章日常工作中的常态。1879年，清王朝将对属国朝鲜的管理权移交给北洋大臣，本质上属于将朝鲜事务纳入到中国本国的外交与海防建设中一体管理，标志着清王朝就此结束对朝鲜无为而治式的放任自流管理，开始采取积极介入朝鲜事务的全新战略。

朝鲜李氏王朝以朱子之学立国，统治上维护特权垄断阶层的利益，以此作为政权巩固的基石。李氏王朝的王族亲贵之下，由两班阶层专权。虽然朝鲜也有科举取士制度，但几乎为两班阶层的子弟所垄断，平民子弟尽管理论上也可投考科举，但由此中试而改变命运的概率微乎其微。最终，两班阶层的子弟代代传承，永为官员，纵使不做官而退居乡里，也会成为具有特权的乡绅。为了防止两班阶层占人口比例太大，李氏王朝在1413年曾经下令“庶孽子孙勿叙论”，即只有正房夫人的嫡系子孙才能继承两班官身，但随着时间推移，两班人口不断繁殖增长，到了19世纪60年代，两班阶层及其家庭几乎已经占朝鲜人口总数的六成以上。占人口少数的平民是社会地位低下的“贱民”，却负担养活官员阶层和王室的重责，占人口多数的两班阶层实际控制着朝鲜的地方政权，向下实施黑暗残酷的压榨统治，向上则对李氏王朝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当时甚至在两班阶层中有一句流行语，即“国王不过是吃我们的剩饭而已”。这种头重脚轻式的社会结构，成为朝鲜国内政局的重要不稳定因素。

两班阶层之上，朝鲜王朝当时还面临着一个同样严重的潜在危机。1863年，朝鲜哲宗去世，因为无嗣，经大王大妃决定，选兴宣君李昰应的儿子李熙继位，是为朝鲜高宗。在李熙成年大婚之前，由大王大妃垂帘听政，李熙的生父李昰应作为大院君襄赞国事。1866年，李熙大婚，娶闵氏为妃，大王大妃遂宣布撤帘，但是大院君仍然把持朝政大权。随后不久，闵妃凭借娘家闵氏外戚的力量，影响高宗李熙，从政治上打压大院君，在1873年成功发动政变将大院君逐出京城，此后朝鲜王廷便陷入了公媳争权的明争暗斗乱局。此时，无论是亲中、亲日、亲俄，以及采取近代化或保守政策，都只不过是闵氏和大院君借以攻击对手的政治道具而已。

除此，清政府不得不出手直接干涉朝鲜内政外交，还因为朝鲜已经面临险恶的外部国际环境。

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列强势力侵入东亚世界后，朝鲜一度并未受到多少影响，仅仅是曾有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进入朝鲜，引起一番风波而已。然而随着日本试图效法西方列强采取野蛮扩张的崛起之路，与日本一海之隔，形如日本登上大陆的天然跳板的朝鲜，日益被日本加以谋算。1873年，日本政府内出现了旨在征服朝鲜的“征韩论”。1874年，日本入侵中国台湾。不久，日本军舰“云扬”号在1875年故意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挑起江华岛事件，日本政府就此直接剑指中国和朝鲜间的宗藩关系。1876年逼迫朝鲜王朝与日本签订《日朝修好条规》，要求朝鲜向日本开放元山、仁川为通商城市。

1879年，北洋大臣李鸿章接过对朝鲜事务的管辖权之际，摆在其面前的就是这样令人倍感棘手的局面。

“以毒攻毒”

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正式向朝鲜方向发力，试图撬散中朝间的传统联系，从而获得踏上东亚大陆的跳板、桥梁。当时日本介入朝鲜国内政治，直切其要害，利用了闵妃和大院君两派的政争。根据大院君保守、亲华的特点，日本全力支持高宗、闵妃一派，获取其信任，表面上做出帮助朝鲜推行近代化、改革积弊、改变朝鲜落后面貌的样子。这在一些思想开明的朝鲜两班青年官员中颇受好评。在国际观瞻上，日本主动“帮助”落后的朝鲜，似乎也是各方乐见的好事。

面对日本此种咄咄逼人的形势，需要以何种对策来反制，李鸿章在正式受命主管朝鲜事务时已在思考，并逐渐形成了具有李鸿章自身风格的对朝外交策略，而且颇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在朝鲜问题的思考上，不仅针对已露峥嵘的日本，也在思考如何提防同样对朝鲜虎视眈眈的沙俄。

李鸿章对朝策略的要点主要分为两层：首先，确保中国和朝鲜之间自古就有的传统宗藩关系必须牢不可破，必须确保朝鲜继续充当中国东北边境的屏障藩篱；其次，要尽快设法稀释、抵消日本已经在朝鲜产生的影响，防止日本蚕食、控制朝鲜。李鸿章的策略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努力维持朝鲜旧貌的守势措施，为了实现以上两层目标，他在具体的手段上归为一律，即利用列强牵制日本、沙俄，也即李鸿章在外交方面惯用的驱虎吞狼、以夷制夷之术。其手段看似并不咄咄逼人，实则流露出绵里藏针的老辣。

根据日本借着从《日朝修好条规》中得到的特权，以国际法权利开始涉足朝鲜国内政治的现状，李鸿章决定以牙还牙，即干脆将列强势力全部引入朝鲜，使各列强在朝鲜都有其利益可图，从而达到列强在朝鲜互相牵掣，无法一家独大，而中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的目的。

1879年8月26日，李鸿章致信朝鲜领议政（类似首相）李裕元，试探性地向朝鲜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意图。由于这封信内容详细，阐释颇多，甚至可以视为李鸿章对朝策略的说明性文件。

信中，李鸿章首先阐述了自己对日本政府所持扩张战略的清晰判断。李鸿章认为日本对朝鲜和中国台湾抱有勃勃野心，“北则贵国，南则中国之台湾，尤所注意”“近察日本行事乖谬，居心叵测，亟应早为之防”。进而李鸿章从军力方面进行粗略比较，得出了中国军力“自忖尚可勉支”的判断。言外之意是，对通过军事对抗来防御日本入侵朝鲜并不很有信心。据此，李鸿章提出应当采用外交技巧来遏制日本的策略。李鸿章根据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之策以及自己对国际法的理解，认为应该防备日本和列强结盟，使日本以及列强形成分化之势，不让日本或任何一家列强在朝鲜坐大，“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李鸿章举出的具体措施则是：“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贵国亦宜于交接远人之道，逐事讲求，务使刚柔得中，操纵悉协。则所以钤制日本之术，莫善于此；即所以备御俄人之策，亦莫先于此矣。”

自觉这一策略成熟可行，1879年8月31日，李鸿章正式就此方略上奏清廷，请求批准“密劝朝鲜与泰西各国立约通商” ，在获准后即立刻开始设法实施，此后几乎由中国北洋大臣手把手操纵，朝鲜与各列强建交缔约的工作陆续展开。

李鸿章引列强势力进入朝鲜“以毒攻毒”，首先选中美国，准备从西方列强中相对实力较弱的美国开始试水。

1880年，针对当时美国对朝鲜利益存在兴趣的情况，李鸿章邀请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舒菲尔特（R.W.Shufeldt）到天津会晤，撮合美方与朝鲜签约通商。

对李鸿章这一举措，时任清朝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得知后曾表示了担忧，认为朝鲜是中国的属国，并不是独立的国家，之前听任其和日本签订《日朝修好条规》已经属于严重失计，此时更不应该错上加错再让朝鲜直接和西方列强签订通商条约。何如璋建议干脆由中国包办朝鲜的外交，由中国直接和美国签订朝鲜通商条约。

李鸿章则担心如果采取这种直接践踏朝鲜主权的强硬姿态，可能会诱发日本或俄国借机挑事，导致节外生枝，转而采用其在外交上惯常使用的绵里藏针、工于小算计的方式作为对朝鲜直接和外国签约这一形式的补救。李鸿章在拟定美朝通商条约时，在其中的第一条就列入“朝鲜为中国属国”字样，寄希望通过美国在这份条约上签字画押，不仅使得美国成为中国对日本“以毒攻毒”的工具，还一并将美国拉到赞同朝鲜是中国属国的立场上。

对李鸿章外交上的算计，美方立即窥破，坚决不同意在条约中加入这样的内容。几经争论，最后双方形成了奇怪的折中，即在条约的正文中不列入有关“朝鲜为中国属国”的文字，而是在条约正文之后以朝鲜国王声明的形式注上相应内容。

对此，李鸿章自认为达到了在美朝通商条约中出现“朝鲜为中国属国”字样的目的，而在美国方面的理解中，因为朝鲜国王的声明并不列在条约的正文之内，不属于条约内容，不具有国际法效力，所以并不表示美国承认此点，美国也不会就此为中国和朝鲜进行担保。这种认识上截然不同的分歧，双方似乎存有默契一般，竟然都没有道破。令人奇怪的是，当时在李鸿章幕府中实际有多名曾经留学欧洲的国际法专才，诸如马建忠、罗丰禄等，他们对于这一简单的国际法常识，似乎都没有对李鸿章说明、道破，这或许与李鸿章平时对属下不容置喙的强悍作风有关。据时人称，李鸿章每发一意见，属下有异议者，常会遭呵斥，久而久之，在李鸿章主导的北洋幕府之中，各种策略多出于李鸿章一人，鲜有敢于主动襄赞讨论者。

1882年5月22日，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幕僚中的马建忠等国际法人才拟定，由中方和美国谈判确定的不平等条约——《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经中国要求朝鲜王朝签署认可，中华属国朝鲜和美国建交，美国成为第一个“落入”李鸿章算计中的西方国家。在此之后，自以为得计的李鸿章，又根据此条约的条文内容，手把手指导朝鲜相继和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签署了多个不平等的通商条约。

李鸿章将列强势力引入朝鲜，以实现对日本“以毒攻毒”的布局看似初步完成，而事实上可谓大败。

正如美朝通商条约中并没将“朝鲜为中国属国”字样列入正式约文中一般，朝鲜与其他列强签署的条约也都是如此，此举所导致的后果极为严重。签约行动非但没能哄骗列强为中朝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背书，反而令朝鲜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法主体和主要列强国家签约，从国际法上加强了朝鲜是个独立国家的定义，而这正中日本的下怀。日本此前逼迫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的一大用意，正是为了通过符合国际法原则的条约来证明朝鲜是独立国，从而瓦解中朝之间不具有现代国际法依据的传统宗藩关系，达到操控朝鲜政府的目的。

李鸿章还想要通过让列强在朝鲜都获得通商利益，达到使列强在朝鲜互相牵扯以成相互平衡之势的目的，但这招实际上也大大落空。相比较而言，朝鲜口岸的商贸利益远不如中国以及日本沿海通商口岸，是否能引起西方列强为保护在朝利益而大动干戈尚是未知数。另外，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扩张采取的是帮助朝鲜近代化、影响和控制朝鲜政府的形式，并没有侵害到其他列强在朝的商业利益，除类似沙俄那样对控制全朝鲜具有兴趣的国家外，其他西方列强对日本在朝的举动基本持听之任之的态度。

更出乎李鸿章意料的是，中国指导朝鲜和外国签订的条约，本质上都是出让朝鲜利益的不平等条约，直接造成了列强势力大量侵入朝鲜，既在朝鲜底层社会产生了愤懑的排外、不满情绪，同时也使一些有志于复兴朝鲜的两班阶层对中国失望，反而认为帮助朝鲜厘革旧制的日本较为可亲。一些年轻气盛的朝鲜官员经过比较后，甚至认为追随日本才是朝鲜自救的可靠途径。

授人以柄

就在李鸿章“以毒攻毒”的对朝政策开始实施后不久，朝鲜国内局势突然发生巨变。大院君李昰应与儿媳闵氏的权争，是加剧朝鲜国内局势动荡的重要因素。

1882年7月23日，因为对闵氏外戚集团的腐败统治和对当时由日本训练的新军可以拿到较优报酬感到不满，朝鲜京军部分官兵发动暴乱，史称“壬午事变”。在大院君李昰应的暗中唆使下，暴动很快变成了一场夺权政变。连续几天时间里，起义士兵占领王宫，杀戮新军中的日本教官，焚毁日本驻朝公使馆，拥戴大院君执掌政权。此后朝鲜王朝一改之前闵氏集团采取的亲日态度，重新恢复排外保守政策，朝鲜国王李熙被软禁，闵氏遭到追杀，逃出京城。

由于事发时李鸿章因母亲故去而回到安徽原籍为母守制，直隶总督一职当时由淮军武将出身的张树声署理。张树声就朝鲜突发政治剧变一事上奏清廷，随后奉命调动淮军吴长庆部，由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率军舰护送海运入朝火速平叛。8月20日，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和庆军营务处（营务处为清代军队中临时设立的机构，主要负责军队的后勤供应以及行营管理等工作）会办袁世凯亲自踏勘、选择了登陆点，大帅吴长庆率领的淮系庆军在朝鲜西海岸的马山浦登陆，而后诱捕大院君，诛杀为首的暴动朝鲜士兵，并恢复高宗李熙的权位，迎逃难在外的闵妃回宫，快速平息了壬午事变。由于出兵果决迅速，抢在日本政府做出全面反应前就平息了事变，因此清王朝在对朝外交政策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淮军小试牛刀就平息了朝鲜的国内变乱，且似乎使得日本望而却步，清政府朝野对中国军力的情况产生了很多过于乐观的判断。很多人认为对待朝鲜和日本问题不用再拘泥于外交形式，不如采取直截了当的武力高压，甚至有人提议中国应当在朝鲜设置监国一职，将朝鲜彻底变为中国的傀儡附庸。当时风头强健的清流言官张佩纶就曾密奏清廷，请求干脆趁热打铁，制定东征之策，简任东征大臣，集结军队加以训练，直接征服日本：“……迅练水陆各军，增置铁船，慎选将领，以备进规日本……”

对这类信心满满的意见，清廷谕示“日本蕞尔，包藏祸心，已吞琉球，复窥朝鲜，此不可不密防也。尔其慎之，毋忽” 。对处理壬午事变所取得的成绩，李鸿章同样也谨慎乐观，并不认为淮军在朝鲜取得的成功就标志着中国军力已经凌驾于日本之上，但李鸿章同时发现如果在朝鲜事务上采取一些强硬手段，也颇能奏效，完全可以文武并举，双管齐下。此后，李鸿章对待朝鲜的外交策略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逐渐加上军事力量这一砝码。

平息朝鲜此次政变后，直接肇事者大院君被中方认定为祸首。中方认为其思想保守排外，可能会危及中国在朝鲜引西方列强对日本、沙俄“以毒攻毒”的大战略。最终，本质上属于亲华派的大院君被李鸿章当作朝鲜局势的不稳定因素，奏请清廷批准后押送到保定软禁收管。入朝平叛的庆军则继续在朝鲜驻扎，对朝鲜王朝形成监管之势，同时也震慑日本，成为有清以来罕见的在属国常驻大规模军队的特例。

除这一文一武的两手措施外，李鸿章明显注意到此前日本协助朝鲜改革新政的措施很受朝鲜年轻官员欢迎，于是也开始在此方面进行努力。李鸿章一方面以淮系庆军取代此前的日本教官，训练朝鲜新军，另一方面接纳朝鲜留学生到天津学习陆海军、火炮和机器制造等洋务学问，并且向朝鲜王朝赠送新式的枪炮和轮船。只是中国这种从器物层面向朝鲜灌输猛药的做法似乎并不得章法，非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甚至还出现了朝鲜留学生在天津学习西学期间，因为实在无法快速转变思想学习西学，以致癫狂发疯的怪事，这让中朝双方都略感尴尬。

作为李鸿章在对朝鲜外交策略上一连串新动作中的重要一环，壬午事变之后，中朝两国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李鸿章在指导朝鲜和列强签订条约时，逐渐意识到中国也应该通过和朝鲜订立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来确定相互间的关系。壬午事变后的这一条约就是基于此种认识订立的。该条约属于明显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依据条约从朝鲜获得大量特权，诸如朝鲜向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中国在通商口岸拥有治外法权等，这一条约是清政府破天荒地用国际法形式来确定和属国关系的尝试。不过条约中反复做了强调，即尽管清王朝和朝鲜以国际法形式建交，但并不意味着朝鲜和中国的地位对等，朝鲜仍然是中国的藩属。

通过在朝鲜驻军、签订条约以及软禁大院君等措施，李鸿章的对朝策略初见成效，日本一时偃旗息鼓，而朝鲜王朝对中国则表现得俯首帖耳，“事大”政策成为主流。

然而壬午事变发生后，日本也与朝鲜签订了一个处置善后的条约，即《济物浦条约》。该条约文字内容看似简单，但其中的含义深远，尤其是其中的第五条规定“日本公使馆备兵员若干备警事。设置修缮兵营，朝鲜国任之”，事实上授予了日本在朝鲜的派兵、驻军权，为日本军事介入朝鲜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同时，朝鲜国内以金玉均等为首的一些两班官员，经对比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建设情况，认为清王朝落后颟顸，跟随中国将没有希望，遂成立以追求朝鲜国家独立自由、实现近代化为目的的开化党。开化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抱着炽烈的民族热情，认为追随日本能够改变朝鲜的命运，但他们并不清楚，其实他们在日本政府眼中只不过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而已。身处大国夹缝中的小国，其自身命运的决定权往往并不完全操控在自己手中。

1884年，中法战争时，日本认为中国专注中法战事，无暇东顾，暗中操纵朝鲜开化党人在当年12月4日发动政变，意在清除亲华的闵氏外戚重臣，建立由开化党人主导的亲日政府，史称“甲申政变”。出乎日本意料的是，清军再度采取火爆果决的措施干预，驻扎朝鲜京城的庆军在营务处官员袁世凯等人的指挥下，攻剿叛党和协助政变的日本人，迅速平息了政变。为防范日本政府派兵登陆朝鲜支援开化党，北洋水师还将原本驰援闽台的新锐巡洋舰“超勇”“扬威”全部调至朝鲜仁川停泊，向日本示威。

甲申政变平息后，1885年4月，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为特命全权大使。他抵达天津后，和李鸿章围绕善后进行谈判。日方的诉求旨在“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 ，为此，伊藤博文拟撰了五条约文，经双方谈判缩减到两条。其中，日方主要希望约定中日双方都从朝鲜撤出军队，以后也不在朝鲜驻军。

在李鸿章看来，日本主动表态不在朝鲜驻军，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如日方能够保证，那么中国已驻在朝鲜的淮军大可撤回。不过李鸿章担忧，“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预。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即他担心清军从朝鲜撤军后，日本将来会以朝鲜是自主之国为名，反对中国再向朝鲜派兵。如此，一旦朝鲜未来发生特殊事态，中国就失去了向朝鲜派兵干预的权力。

考虑及此，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辩商，希望在约文中加入未来朝鲜发生叛乱，中国可以派兵一条。伊藤博文则坚持不允，双方的谈判陷入僵局。4月15日，清廷指示李鸿章，要求在条约中增加一项条文，即未来朝鲜若发生重大事变，不仅中国可以向朝鲜派兵，日本也可以向朝鲜派兵。 对此提议，伊藤博文表示同意。双方最终在天津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又称《中日约款三条》或《天津条约》。

天津会议专条

大清国特派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

大日本国特派全权大臣参议兼宫内卿勋一等伯爵伊藤；

各遵所奉谕旨，公同会议，订立专条，以敦和谊。所有约款胪列于左：

一、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限，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

一、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无派员在朝鲜教练。

一、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大清光绪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大日本国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根据《天津会议专条》的第三条，倘若朝鲜发生内乱等重大事变，中国、日本可以联合出兵，也可以单独出兵干涉，只要完成“先互行文知照”的程序。这一条由清政府方面主动要求加入的条文，正是1894年日本出兵朝鲜的国际法依据之一，后世很少有人注意到，此条竟然是由中方主动提出的。

在签约的当时，李鸿章对这一条文的自我理解令人吃惊。他非但不认为此条不妥，反而认为日本接受此条是重要的外交胜利。

在李鸿章看来，此条不仅是给日本套上了笼头，而且还将日本拖上了中国的战车。李鸿章认为：因为该条有互相知照的设定，这就使得将来日本要出兵朝鲜生事前，必须先照会中国，可以使中国获得反制的准备时间。在这种制约设定下，日本显然就不敢轻易对朝鲜动武。此外，如果发生了沙俄等第三国入侵朝鲜的情况，中国又可以援引此条，约日本一同出兵朝鲜，让日本为保护中国的属国而战。

今既有先互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

这样的外交思路，是极为典型的小聪明式外交伎俩。只是李鸿章在算计中忘记了一事，万一将来是中国首先出兵朝鲜的话，这一条约规定将会引起怎样的后果？

得知《天津会议专条》签署，清政府表示满意，谕旨赞扬李鸿章办事得力，“该督等办理此事，相机因应，迅速完结，甚为得体”。

而在日本一方，对这一条文的理解和清王朝迥异。日本认为，清王朝签订《天津会议专条》，丧失了在朝鲜的驻军权，而且给予日本和中国同等的处置朝鲜突发情况的权力。这是日本外交的一大胜利，大大贬损了清王朝一直坚持的对朝的宗藩关系。

清国政府依照条约，不得已从自己一贯称为属邦的朝鲜撤回诸军，且此后无论何时，若欲向该国出兵，首先必须向日本政府发出照会。签署了具有此种条款的条约，对清国政府乃一大打击。毫无疑问，这大大降低了清国一直以来所主张的属邦论的威力……

属国沦失

1885年4月18日，《天津会议专条》签订，随后清军如约撤出朝鲜，中日之间围绕朝鲜的外交博弈看似暂告终止。为了在没有驻军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强力控制朝鲜政府的政策，李鸿章看中了一位青年才俊。壬午事变和甲申政变中，庆军官员袁世凯表现积极、果决，手腕强硬；此前在朝鲜协助训练朝鲜新军时，他也以心狠手辣著名；而且袁世凯还是李鸿章重要幕僚袁保龄的侄儿，别有一层特殊的亲密之情。李鸿章遂推荐袁世凯出任几乎相当于清政府朝鲜总监的驻朝通商事务总办一职。这一选任，并不是因为袁世凯有过人的外交能力，而是李鸿章看重袁世凯飞扬跋扈和心狠手辣的性格特点，想用袁世凯以一当千，震慑、控制朝鲜王朝。因注意到当时朝鲜闵妃又有亲俄的迹象，李鸿章又奏请清廷，将与闵妃不共戴天的大院君放归朝鲜，“以毒攻毒”，以之作为制衡、警诫闵妃的王牌。

不负李鸿章的期望，袁世凯带着大院君一起回到朝鲜后，立刻给朝鲜王室施以下马威，逼迫朝鲜国王李熙亲自出汉城迎接。在大煞了李熙和闵妃的威风后，袁世凯同时又立即给大院君一记当头棒喝，将大院君的几名亲信以乱党之名处死，以此举告诫大院君，清政府之所以放其回国，无非是利用其在朝鲜守旧派中的影响以及与闵氏的宿怨，让闵氏始终有芒刺在背之感，而并不表示支持其夺权。

从此，袁世凯俨然以太上皇的模样驻留朝鲜，对朝鲜一切内政外交事务予以监控干涉，飞扬跋扈，极大地强化和巩固了中国对朝鲜王朝的影响。李鸿章对朝外交战略似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各国和朝鲜缔约，在朝鲜形成列强互为牵制之势；中国和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国际法的形式确定中朝间具有宗藩关系；中国和日本签订《天津会议专条》，完成了杜绝日本出兵谋取朝鲜的预防措施；命袁世凯坐镇汉城，监管朝鲜李氏王朝，使其无法三心二意，强化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地位。只是这些“胜利”的取得，大多是凭借李鸿章对国际法的一知半解以及其自认为取巧的外交手段。

1885年后，李鸿章多管齐下将朝鲜局势控制住，朝鲜半岛进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表面平静状态。然而李鸿章以袁世凯压制朝鲜政府，以列强蚕食朝鲜商务利益，单单忘记了朝鲜国家和民族自身的生存发展。李氏王朝政府的国内统治越发黑暗、腐败，底层社会生计艰难，民众怒火蓄势待发，危机随时可能出现。此外，北洋大臣李鸿章仍然寻找不到良方让朝鲜走上近代化道路，在清王朝尚不知如何进行近代化改革的情况下，朝鲜更是越发落后于世界。这加剧了朝鲜改革派两班官绅对中国的不满。

1885年后，对于看似偃旗息鼓的日本，李鸿章倒是有着较为清醒的判断，认为“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将日本视作中国的远患。事实上，就在1882年清政府以火爆的军事干涉快速平息朝鲜壬午事变后，日本政府就开始自我检讨，认为军力不及中国。1884年甲申政变后，日本更是全面展开了针对中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其直接的目标就是要借着军力的提升，首先在朝鲜争锋中压倒中国，进而直接将矛头对准中国。

从1885年至1894年的近十年间，朝鲜局势看似波澜不兴。自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之后，清廷就志得意满，放缓了军事近代化的步伐，1890年后更是彻底停止了外购海军军火的活动；而日本则后来居上，十年积聚，无论是军力、国力，都逐渐超越中国。就在李鸿章预估的“十年内外”，日本果然富强可观，而李鸿章在朝鲜外交策略上的基石不牢的隐患，也在1894年全面爆发。

1894年3月，流亡日本的朝鲜开化党人金玉均秘密来到上海，据称是李鸿章秘密安排接见。经历1884年甲申政变后近十年的流亡生涯，金玉均决定改弦易辙，希望向中国高层官员求得谅解，进而重返祖国，重展使朝鲜走上近代化之路的政治抱负。然而就在上海期间，金玉均被朝鲜政府派出的刺客洪钟宇刺杀，此后清政府又毫无政治策略地将金玉均的尸体交给朝鲜政府，结果朝鲜王朝对这个亲日派领袖人物的尸体施以肢解辱尸，极大地刺激了日本。

紧随其后，当年春天，被李氏王朝黑暗统治压榨得民不聊生的朝鲜底层社会爆发东学党起义，遂致一发不可收。袁世凯、李鸿章均错误判断了此时日本的外交战略，认为还可以继续让壬午事变往事重现。当清军应朝鲜王朝请求入朝平乱后，日本凭着《天津会议专条》和《济物浦条约》中约定的权力，也同时出兵朝鲜，局势遂致无法收拾。

当李鸿章开始设法央求列强调停中日关于朝鲜的争端时，突然发现列强对于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竟然并无认同，当年条约中的漏洞全面暴露。此时的日本则借机生事，以中国破坏朝鲜的国家独立、阻碍朝鲜的近代化为由挑起了甲午战争。

1894年7月23日，即1882年淮系庆军意气如云地登陆朝鲜平息壬午兵变的12周年纪念日，日本在朝陆军攻入朝鲜王宫，迎奉原亲华派领袖大院君入宫，使其成为日本的傀儡。

此后，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7月29日牙山之战爆发，中国在朝海陆军双双失利，8月1日中日两国互相宣战。8月26日，日本与朝鲜签订《日朝攻守同盟条约》，以驱逐清军、巩固朝鲜独立自主为由，约定“日本国承担对清国的攻守战事，朝鲜国对日军的进退和粮草准备提供尽可能的协助” 。在朝鲜的清军成了国际法上的非法滞留者，李鸿章在朝鲜的外交布局化为乌有。

曾经负责朝鲜外交方略的李鸿章，成为督办北洋军务大臣，总管朝鲜方向的对日作战。9月间，淮系陆军精锐兵溃平壤，北洋海军兵败黄海，清军就此全线退出了朝鲜半岛，中华属国朝鲜彻底落入日本的掌握中。

只用了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军事、政治、经济全方面落后的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彻底撕下了老大帝国的画皮，在前线的哀鸿遍野之中，最终被迫决定向日本乞和。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花押。在这份空前屈辱的条约里，日本并没有逼迫中国就朝鲜问题做出表态，因为此时，中华属国朝鲜早已化为过去的历史，日本已经无须考虑中国的态度了。 qni7jQqh+F2yfXy9LTSvhd2T3hEWtB9kFuCILfaXbYNw43z/bUNv/HHzzYN9aB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