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俯瞰甲午
——甲午战争全景概述

远因

公元1894年至1895年，东亚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战争，由日本侵略朝鲜、中国而挑起的这场战争，战火波及朝鲜半岛和中国的辽东半岛、辽河平原、山东半岛、澎湖列岛以及台湾岛。因为战争爆发的189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午年，这场战争在中国约定俗成的称法是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在战争爆发的当时，中国社会曾称这场战争为中东战争 、中倭战役等。在日本，因为战争持续的1894年和1895年是日本年号中的明治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日本战后即将这场战争称为廿七八年战役、廿七八年日清战争等，在战争爆发当时，日本还有称其为日清战争、清日战争、征清战役的情况。站在西方世界的角度，1894年至1895年发生的中日战争，是他们所认知的中、日两国间的第一次全面战争，于是西方将这场战争命名为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第一次中日战争），此后1931年至1945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则被西方世界依序称为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第二次中日战争）。

甲午战争直接影响了东亚中、日、朝三个国家在近代的命运。在中国，这场战争和中国此前遭遇过的外敌入侵都有所不同，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极为特别的影响，成为将近代中国社会从蒙昧麻木中惊醒的一声警钟，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分水岭。遭遇日本突然发起的侵略，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惊慌失措，指挥调度招招落后、处处被动，最后落得全方位的彻底失败，其战败的惨痛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战败后中国所遭遇的列强勒索欺凌更是空前酷烈。这次战争使中国人从曾经自诩的天朝大国人彻底变成了“东亚病夫”，坠入痛苦黑暗的深渊，也使中国人开始思索应该如何应对世界潮流、如何挽救国家的命运。

这场战争的挑起国日本以及被卷入这场战争的朝鲜，其国家、民族命运也都因为这场战争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甲午战争侵略胜利的日本得意自大，视侵略为国家崛起、发展之道，利用勒索得到的战争赔款疯狂扩军，此后彻底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不归之途。处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朝鲜李氏王朝，则在这场战争后从原本的中国藩属国变成了被日本玩弄的傀儡，进而在1910年彻底被日本吞并，遭遇亡国的悲惨命运。

这场影响了东亚三国近代命运的战争因何而爆发？其历史的远因可以上溯到战争爆发的近百年之前。

从甲午战争向前回退百年时光，正值18世纪的末叶，当时英国发生了一项革命性的科技巨变，实用型蒸汽机在英国走上了历史舞台。其所迸发出的惊人能力随即得到重视和广泛运用，开启了以机器力代替自然力的历史性变革。这场改变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被后世称作工业革命，人类世界从此迈步走向通往未来的近代化（The Modern Theory，又可译为现代化）之路。当喧闹的工业革命在遥远的欧洲凯歌高进时，身处高山大漠和瀚海环绕中的东亚世界，因为自然地理条件的界隔，依然还处在千年不变的旧有文化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中，对万里之外发生的霹雳惊雷般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直到西方世界因为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了扩大商贸，攫取资源以及拓展政治、军事和殖民利益，实施全球性的势力扩张，开始全面闯入东亚时，中国、日本以及朝鲜这才先后感受到了咄咄逼人的西力东渐大潮，感受到了自身正处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在工业革命大潮袭来之前，东亚世界生活在自我、独特的文化环境中，维持着流传千年的国家秩序、生活方式、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当一个强大的西洋世界从原本被东方认为属于不可知的地球的那一端气势汹汹地出现在眼前时，原有的以中华为世界中心的传统天下观面临崩塌的危机。遭遇这种江河倒悬式的巨变，习惯了东方世界秩序法则的中、日、朝三国面对着艰难和苦涩的应变选择，三个国家面对世界大变局所采取的不同应变态度和措施，渐渐埋下了未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

19世纪来临时，中国处在清王朝统治下，对外部世界主要采取封闭政策，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制度基本沿袭清王朝开国以来的大致模式。当时的中国身为东亚世界的传统领袖，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央之国，骄傲自大。1840年，英国为了彻底打开中国的通商门户，从海上而来，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面对英军的坚船利炮，装备落后、制度陈旧的清王朝水陆军队完全不堪一击，万里海疆陷入失防的境地，最终被迫在南京和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近代中国通过屈辱惨痛的经历，感知了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然而面对这一巨变，清王朝朝野并没有太多人去思考和探寻自身落后失败的原因，甚至并不愿意去承认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战争结束之后，危机感渐渐散去，整个国家又恢复到酣睡的故态。此后到了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烽烟再起，英法联军不仅侵袭东南沿海，甚至北上攻陷了首都北京，焚掠皇家园林圆明园，酿成清王朝诞生以来前所未遇的大劫难。在此之后，国内外出现巨大压力，皇朝面临统治危机，清王朝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开明派官员为了救亡图存，开始正视当时中国和西方已然存在的差距，尝试学习西法进行自强，启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即后世所称的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

由于中国数千年悠久文化所积累的自负以及清王朝主事者们的目光局限，在当时，国人所认识到的中西差距仅仅聚焦至军事层面上，即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只在军事、器物方面，只需要设法改变这一点，便能使中国不再受西方的打扰。这类似于只想从西方搬来一扇坚实的近代化大门，让自己的藩篱重新巩固，从而可以继续关上门不再与外界接触，实际并没有兴趣去真正地改变自身。

在这样的认识导引下，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洋务运动虽然表面看起来仿佛是一场近代化改革，实则只是小范围的军事近代化运动，其基本的出发点和目标并不是想要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国家社会制度以适应近代化，而是希望巩固国家的疆土和皇朝的统治。其具体的手段方法，则是根据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场上的实践经验，选择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军事装备，实现国防的自强，尤其是海防的自强。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开创综合性的海防近代化机构船政，彻底拉开了洋务运动的大幕。此后，建造和购买近代化的蒸汽动力军舰、钢铁枪炮，编练近代化的舰队，成为洋务运动最主要的内容。与此同步，中国社会上也出现了诸如官办采矿、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线以及官督商办轮船航运等近代化事业，但是究其本质，大多都是因为军事近代化的需要而开展的配套设施。除一味着手军事近代化、海防近代化，导致中国的近代化存在畸形的缺陷外，清政府开展的洋务运动还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端和隐患，个中最为严重的就是缺乏顶层设计和全盘战略。洋务运动虽然得到清王朝中央的部分政治人物支持，但主要仍是由地方的总督、巡抚等官员推动建设，并没有来自国家层面的统筹布局，其建设内容、实施办法，多由各地自我筹谋，而各省份之间又常常囿于地域、政治派系之别，不通声息，互相提防，缺乏相互的协调与配合，堕入各自重复建设的怪圈，甚至为了争夺有限的国家资源支持，互相攻讦排挤，总体上呈现出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态势。

和中国同处于中华文化圈的日本，在19世纪到来时只是东亚的一个落后小国，其内部实际处在德川幕府政权的统治之下——幕府将军挟天子以令诸侯，天皇只是被幕府玩弄的傀儡。德川幕府在对外政策的选择上和中国清王朝采取的措施相似，即实施锁国政策，封闭保守。当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后，德川幕府大为震惊，开始认真思考东亚老大帝国——中国失败的原因，检讨自身的对外国策。1853年，美国海军舰队到达日本江户湾，以军事恫吓要求日本开放通商时，德川幕府选择了主动打开国门，和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向美国开放通商口岸。此事史称“黑船事件”，后来被日本视作其近代“开国”的起始。

幕府政权的开国政策，随后换来了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勒索利益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中下级武士乃至平民百姓对此感到不解和愤怒，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情绪。因不满幕府的对外开放政策，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日本西南强藩联合发起“尊王攘夷”行动，旨在通过拥戴天皇，打击与西洋勾结的幕府分子，重新实施强硬的锁国排外政策，希望以此改变遭西洋欺凌的命运。然而这样的举动立刻遭遇西方列强当头棒喝式的报复：1863年，英国舰队炮轰鹿儿岛挑起萨英战争，日本萨摩藩被击败；1864年，英、法、美、荷四国联军发动下关战争，日本长州藩大败。两大强藩先后败在西方列强手下，引起日本全社会震惊。原本“尊王攘夷”的强藩开始意识到世界大势的变化，最终决定改弦易辙，变保守锁国为彻底学习西方，开始了拥戴天皇，推翻幕府，同时实行彻底的西化改革来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运动。

1867年，长期充当幕府傀儡的日本孝明天皇去世，萨摩、长州等藩抓住良机，借着拥戴新君睦仁即位的机会向幕府政权全面宣战。1868年，日本取《易传·说卦传》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的典故，改年号为“明治”，同时将全面近代化作为日本的国策，日本从此进入了西化革新的明治时代，日本的近代化运动又称“明治维新”。和清政府洋务运动的目标不同，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仅仅着力于建设近代化的军队，还包括对社会各方面的近代化革命。小到人民的发式、衣着、一日三餐、生活习惯，大到日本政府的组成模式、日本社会的思想和教育、民众的国家意识，无一不在学习西方进行近代化的变革。在举国近代化开始后，日本政府开始思考日本如何迅速富强，参考西方列强侵略、欺压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手段，萌生了通过向外侵略、扩张让国家快速崛起的恶念。日本由此从一个东亚落后国家渐渐露出了快速近代化的蓬勃朝气，同时也流露出了腾腾杀气。

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位于东亚大陆桥头堡位置的朝鲜半岛，在19世纪来临时处在李氏王朝的统治下。自明代以来，朝鲜长期是中国的传统藩属国，向清王朝称臣纳贡。当近代化的大潮拍打着东亚海岸时，朝鲜并没有做出类似中国和日本那样的避害反应，而是置身于宗主国中国的羽翼之下昏昏酣睡。

当时的朝鲜王朝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李氏王朝开国后对内采取特权阶层统治，由两班（“两班”原意是官员觐见时分成的文、武两班，后代指朝鲜的官员阶层）贵族专权。随着这一阶层的不断繁衍，19世纪60年代，两班贵族及其家庭的人口数量几乎占到朝鲜人口总数的六成以上，实际控制着朝鲜的地方各级政权，实施黑暗残酷的压榨统治。占人口少数的平民不仅地位低下，而且要负担养活官员阶层和王室的重责，苦不堪言，成为朝鲜国内政局的重要不稳定因素。在两班阶层之外，朝鲜王朝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潜在危机。1863年，朝鲜哲宗去世，因为无嗣，经大王大妃（类似中国的皇太后）决定，选兴宣君李昰应的儿子李熙继位，是为朝鲜高宗。在李熙成年大婚之前，由大王大妃垂帘听政，李熙生父李昰应作为大院君襄赞国事。1866年，李熙大婚，娶闵氏为妃，大王大妃遂宣布撤帘，但是其生父大院君仍然把持朝政大权。而后性格懦弱的李熙被闵妃左右，闵姓外戚集团开始占据政府高位，并在1873年发动政变将大院君逐出汉城，此后朝鲜王廷便陷入了公媳争权的乱局。

朝鲜半岛连接着东亚大陆，又和海中的日本列岛隔岸相望，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中国明末时期，日本枭雄丰臣秀吉为称霸东亚发动侵略战争时，就以朝鲜半岛为登上大陆的跳板。身处如此紧要的地缘位置的国家，国力孱弱，国内政局不安，难免会给抱着侵略扩张野心的外来者以可乘之机。

面对世界近代化大潮，中、日、朝三国所选择的不同的应对态度，直接决定了各自的命运，也为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近代中日两国的博弈

在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世界行为法则，有每一个时代的道德观、价值观。19世纪的世界，是一个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占据着世界话语权的残酷丛林世界，很多在后世看来属于欺凌弱小的野蛮强盗行径，在当时却是列强之间通行的残忍处世之道。那是一个在不违反主要列强利益的前提下，侵略弱小国家和民族不会遭到谴责，而畏缩保守会变成他人鱼肉的暴力蛮横的野蛮生长时代，生存危机感强烈的日本对此的领悟远早于衣食无忧的中国。

幕府末年，目睹西方列强通过扩张海外殖民地快速崛起的现实，一些日本思想家就提出了具有浓厚扩张主义色彩的“海外雄飞”等理论，认为日本应当学习英、法等西方列强的“成功模式”，趁着东亚势力范围尚未被列强划分干净的时机，迅速向海外扩张，吞并朝鲜和中国，实现日本的崛起，跻身列强之林，彻底摆脱被西方列强奴役的命运。其中被誉为日本明治维新精神领袖和理论奠基人的思想家吉田松阴对这一观点曾有十分露骨的解释：他认为日本对欧洲列强应该“严守国境，厉行条约”，“断不可毁约以失信夷狄”，实行唯命是从的韬光养晦政策；而对待同处在东亚，尚未近代化的中国、朝鲜等邻国，则应采取毫不留情的侵略并吞政策，“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通过掠夺落后的邻邦来壮大日本的国力，以待未来和西洋列强相争高下。

明治维新开始后，随着自身国家近代化的不断推进，日本自觉国力和近代化程度已经日益超越中国等东亚邻邦，便开始将侵略落后国家和民族以实现自身自强的策略上升为国策，并跃跃欲试。在日本近代化蒸蒸日上时，面对国家未来之路的选择，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曾有过这样一段话：“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待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邻邦而稍有顾虑，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

这样的观点其实正是日本后来挑起甲午战争的思想原点：古老的东亚世界在西方列强侵略下岌岌可危，如何才能不变成列强下一个目标？中国选择了封闭保守，不惹是生非，日本则选择蚕食同类以壮大自身。

1874年，因为对中国属国琉球和中国领土台湾的觊觎，日本凭借建设小有所成的海陆军出兵侵略台湾，正式吹响了对外扩张的号角。对于日本的侵略，只求力保和局的清政府采取息事宁人的忍让态度，经外交谈判和武力抗衡最终换得日本从台湾撤兵，但留下的祸根直接导致了中国属国琉球于1879年被日本灭国，进而被日本改为冲绳县的悲惨事件。

紧随其后，被日本视作登上亚洲大陆的桥梁的朝鲜也被谋算。1875年，日本军舰“云扬”号故意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实施挑衅，引发江华岛事件。日本模仿昔日西方列强欺侮日本的做法，在1876年逼迫朝鲜王朝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朝修好条规》，要求朝鲜向日本开放元山、仁川为通商城市。日本势力借此全面进入朝鲜半岛，直接剑指中国和朝鲜之间旧有的传统宗藩关系，准备蚕食、控制朝鲜。为了遏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保住朝鲜这一传统藩属，清王朝在1879年将对朝鲜的管理权从礼部移交给北洋通商大臣，本质上属于将朝鲜事务纳入中国本国的外交与海防建设中一体管理，开始采取积极介入朝鲜事务的战略，此后中日两国开始了围绕朝鲜的连续交锋。

1882年，朝鲜因为长期欠发军饷酿成兵变，史称“壬午事变”。7月23日，起义士兵不满闵氏外戚的亲日政策，包围王宫，袭击日本驻朝使馆，大院君李昰应借此发动政变，重掌政权。事发后，日本出兵朝鲜问罪，意图借机挑起更大事端。清政府迅速派海陆军队入朝，拘捕大院君，将其押送回中国，抢在日本全面生事之前快速平息了事端，并在朝鲜留驻重兵震慑日本。

两年后的1884年，正值中法战争，日本认为中国自顾不暇，怂恿朝鲜亲日的开化党发动政变，史称“甲申政变”。驻扎朝鲜的中国军队在驻朝总理通商交涉事务大臣袁世凯的指挥下处置果断，立即出兵攻入王宫，迅速镇压了开化党政变。

借朝鲜亲日派发动政变建立傀儡政权的阴谋被挫败后，日本与中国就朝鲜问题展开外交交涉。188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在天津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又称《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都不在朝鲜留驻军队。也是这个条约，埋下了数年后甲午战争的重要祸根。

在一系列外交、军事争锋的同时，清王朝并没有能够认真深入思考日本敢于挑战东亚旧有国际秩序的底气何在，没有看到日本通过实施国家全面近代化使得综合国力获得增长、膨胀才是其扩张国策的基础，而是短视且一厢情愿地认为，日本是因为海军装备超越了中国才敢于如此的野心勃勃，于是将从海军装备建设上压制日本视作遏制日本的主要策略。

就在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事件发生之后，清廷决定加快筹建北洋海军，由此19世纪70—80年代在东亚出现了一场中、日两国你追我赶的海军装备建设竞赛，至1888年清廷宣布批准北洋海军成军，中国针对日本的海军装备建设竞赛取得暂时的胜利。然而因日本入侵台湾而起的这轮中日博弈，中国只是建成了一支装备有大型铁甲舰的海军舰队，其背后的国家、社会、陆军的近代化情况都不值一提。对于日本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勃勃野心，清王朝明显估计不足。就在北洋海军成军后不久，自觉海军建设有成，自以为已经压制住日本的清王朝开始志得意满，逐渐放慢了北洋海军的发展速度，直到最后完全停止。

尽管在海军建设方面一度被中国超越，但日本在举国近代化的努力下国力日益壮大，针对中国、朝鲜的扩张侵略图谋丝毫没有停止。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日本国内经济活跃，在政府的推动下，铁路、矿业、造船、兵工、电报、航运业发展方兴未艾，为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提供了潜力，而自明治维新后开始的日本近代化教育也已经培育出了具有高度爱国热忱和组织性的第一代新国民。在日本政府的教养和宣传鼓动下，这一代日本人被刻意培植成日本侵略国策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在军事领域，除了大力发展近代化的海军，日本还建设起了完全近代化的陆军，并且开始实施近代化的义务兵制度和总参谋部制度，整体的军事实力已经超越中国。

就在清王朝自认为克制住日本之后，1888年，长州藩出身、曾是吉田松阴门生的日本内务卿山县有朋陆军中将向明治政府提交了《军事意见书》，建议进一步加大军备建设力度，为实现扩张霸权做准备，同时建议：鉴于当时俄、英两国在亚洲交恶，日本应做好抢在俄、英之前动手夺取朝鲜之准备。次年，山县有朋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明治政府首位陆军军人出身的总理。就任不久，山县有朋即提出《外交政略论》，强调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将吞并朝鲜、侵略中国明确为国策，而此时日本军队已经为此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准备。

在中日两国海军军备竞赛白热化的1878年，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系统掌握中国军力情况的命令，于1880年汇总完成了《邻邦兵备略》，对中国海陆军的军制以及全国各地的驻军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统计。1887年，曾经在1880年和1887年两度秘密深入中国实地侦察的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完成了《征讨清国策案》的编写，对侵略中国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处理、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以及战争之后的善后办法做了详细规划，从参谋作业上完成了入侵中国的准备。

在中国北洋海军成军的1888年，日本海军为克制中国“定远”“镇远”铁甲舰专门设计的“松岛”“严岛”“桥立”三艘同型巡洋舰陆续在法国和日本开始建造，装备了火力超过“定远”的320毫米口径巨炮以及密布舰舷的阿姆斯特朗式速射炮。1891年，志得意满的清王朝停止了北洋海军的新装备引进，日本海军则抓住机会迎头赶上，购买、建造了“秋津洲”“吉野”等一系列新式军舰。日本海军的实力开始反超中国海军，清王朝用以克制日本的唯一法宝已经不复存在。

1893年，日本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亲自到朝鲜、中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游历，暗中为入侵中国实施前期实地调查——此时日本只需要等待一个挑起侵略战争的借口。

开战

19世纪中叶之后，崔济愚为对抗西学（基督教），糅合儒、释、道诸说创立的名为东学（东学道）的秘密宗教团体，在朝鲜底层民众中极具影响力。东学道认为，朝鲜近代遭遇任人欺凌的悲惨命运根源在于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官僚的腐败，主张以儒家传统的“东学”来抵制邪恶的“西学”，恢复古代历史上强大的朝鲜。

在古代，我们光荣的执政者的著名大臣和参事们，为了逐渐发展仁爱和爱国的各项原则，而建立了神学校和普通学校，到处都有廉洁的吏治。现在外来宗教象蛛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国家，迷妄和谣言象野草一样生长起来。到处都是劣政与纷乱。你们是这些大臣和参事的后裔，你们使你们光荣的祖先蒙受耻辱，难道这不卑鄙吗，难道这不是令人厌弃的实际情况吗？……请你们遵奉伟大的教义吧！请做你们同胞的真正的人吧！……

1893年，朝鲜大旱，饿殍遍野，而政府的压榨有增无减，导致民不聊生，各地东学道信众纷纷开始骚动。春秋交替之后的1894年，朝鲜依旧大旱，贪得无厌的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强征水税，引起民变。在当地东学道首领全琫准率领下，此民变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攻占城市，打击贪官，开仓放粮，投奔者越来越多，声势日益浩大。“吾辈举义于此，绝非他故。所望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

1894年是个不平静的年份。就在朝鲜国内东学党起义（也称甲午农民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大海对岸的中国黄浦江边也发生了重大事变。1894年3月28日下午2点，上海美租界铁马路大桥北堍的日商东和洋行二楼一号房间内突然传出枪声，闻讯赶到的巡捕在房间内发现一具日本人的尸体，又赶往吴淞口抓获了凶手。而后经租界移交给上海县进行审讯后，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身中数枪毙命的日本人岩田三和竟然是1885年政变失败后潜逃日本的朝鲜亲日派领袖金玉均，而凶手洪钟宇则是朝鲜政府派出的刺客。

……金玉均是前为本国权臣，因在朝廷大逆不道，杀死几百人，我亲友也被他杀害，国王恨他有十年了。他逃在东洋，改名岩田周作。我与朋友前在东洋大阪，奉国王命，叫我们忠心下去，把金玉均杀死，以安王心……今我与他相遇来沪，他改名岩田三和，我今用六门响的手枪（可以装六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把他轰死，旋即走至吴淞，被巡捕追获的，手枪已掉弃在吴淞江内。我为国家大事起见，如将把他轰伤身死情形求电本国，自有回电来的。（洪钟宇口供）

根据朝鲜请求，金玉均的尸体以及刺客洪钟宇都送还朝鲜，朝鲜政府将金玉均的尸体进行凌迟、暴尸，以示惩戒。看到亲日派领袖落得如此下场，日本国内激起强烈不满情绪，认为中国和朝鲜的举动是对日本的极大侮辱，日本政府所想得到的侵略中国、朝鲜的国内舆论空气已经在渐渐成形。

与此同时，朝鲜东学党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前往镇压的朝鲜官军一败涂地。5月31日，起义军攻占重镇全州，引起朝鲜举国震惊。在中国驻朝特使袁世凯的积极主张下，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请求清廷派兵帮助戡乱。因为认为代属国平乱是宗主国义不容辞的责任，5日，光绪皇帝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派出军队入朝。日本等待多时的良机就此到来。

由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原驻防在直隶（行政范围包括今天的天津以及河北大部、内蒙古一部）周边的山海关、古北口、芦台、正定等地的淮军2 465人陆续渡海，在朝鲜牙山湾登陆。听闻中国军队就要到来，加之夏收农忙季节临近，东学党很快退出全州，偃旗息鼓。初到朝鲜的中国军队，顿时失去了对手，整天忙于怜恤孤苦，很有一番天朝上国天兵降临的做派，然而更大的变局就此开始。

就在中国军队应邀进入朝鲜几天后，6月9日深夜，由420人组成的日本先头军队在朝鲜仁川港登陆。不请自来，而且直接进据朝鲜京城汉城。紧接着，16日，日本第五师团第九旅团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率领的7 000余人混成旅团全部到达朝鲜，并迅速占领汉城周边的所有要地以及仁川港，日本海军以优势舰只驻泊朝鲜，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兵力对比天平出现严重失衡。

对突然出兵朝鲜的理由，日本曲解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将来朝鲜国如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出兵，应先互行文知照”的条文，称该条款赋予了日本同等的出兵权，日本派兵进入朝鲜是为了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安全。在亲日派领袖金玉均被凌迟示众后不久，日本军队突然大兵临境，引起中、朝政府极度不安。朝鲜立刻与日本展开旨在使中、日两国从朝鲜同时撤兵的谈判。

突然出兵，成功迈出争夺东亚战略要地第一步后，日本政府显然不会就此停手。对中国提出的撤兵方案，日本反将一军，称朝鲜内政腐败，乱局未定，“若不彻底改革弊政，将来绝无长久之安宁，故若眼下施以姑息之策，也只能求得夹缝中短暂的和平。对此，作为近邻友邦，我政府一刻亦不能安然处之，帝国政府在不到完全和平之前，无论发生何种事情，绝不可能从朝鲜撤兵”。 随之抛出一个中、日两国联合改革朝鲜内政的议案，按照这一方案，只要朝鲜内政改革一天不成功，日本就将继续在朝鲜驻军，这种近似蛮横无理的要求无非就是为了霸占这座东亚大陆桥头堡。

面对日本的讹诈，清政府在外交谈判中并未让步，但也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程度，加上清廷内部意见分歧，导致决策步步滞后。对驻扎在朝鲜已经处于弱势的清军，清政府既不增援以制衡日军，又不果断下令单方面撤军，陷日本于外交被动。相反，清政府抱着传统的宗藩关系，与虎谋皮，幻想以此说服日本，并寄极大希望于西方列强从中调停。

看到外交讹诈无法使清政府就范，几年前就为此扩军备战的日本决定挑起对中国的战争。深谙国际法的日本政府，为寻找开战的借口，于7月3日单方面向朝鲜政府提交改革内政的纲领；威逼之下，朝鲜国王李熙被迫表态，将进行内政改革。旋即，日本一面逼迫朝鲜接受日本制定的一揽子旨在全面控制朝鲜的具体改革计划，一面向中国发出不要干预朝鲜内政的威胁。

7月14日，收到日本声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的“外交绝交书”后，清政府开始意识到事态之严重。15日，军机处会议后，清政府命令李鸿章向朝鲜增派军队。17日，日本在为了适应发动战争需要而建立的战时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向中国开战，并根据战局发展态势不同而拟定三套应对方案。19日，日本海军改为战时体制，编组成联合舰队。20日，日本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在22日前与中国断交、驱逐在朝的中国军队。

当最后通牒期满时，日本并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于是立刻按照预定计划发难，于23日0时30分挥兵攻入汉城朝鲜王宫，俘虏朝鲜国王李熙和闵妃，培植了以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

25日，在日本授意下，朝鲜傀儡政权发布文告，授权日本军队帮助驱逐在朝的中国军队。同一天上午，受命在牙山湾守卫援朝陆军登陆场的北洋海军“济远”舰和“广乙”舰，因得知朝鲜王宫被占的重大事变，没有坚持等到最后一批运兵船到来，就在队长方伯谦指挥下返航威海，中途在牙山湾外的丰岛海面与前来寻衅的日本军舰“吉野”“浪速”“秋津洲”遭遇。7时43分30秒，日舰不宣而战，炮击中国军舰，挑起丰岛海战。突遭优势敌舰攻击，“济远”舰稍作还击便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亡命逃跑，“广乙”舰力战不屈，舰体遭重创后退往朝鲜海岸搁浅自焚。海战中途误入战场的运兵船“高升”被日舰野蛮击沉，船上陆军官兵近千人遇难。另一艘误入战场的运输舰“操江”被俘虏。

与海上偷袭中国舰船几乎同步，7月29日凌晨，日本混成旅团向驻扎成欢、牙山的清军叶志超、聂士成部发起进攻。因寡不敌众，叶、聂二部相继败退，成欢、牙山落入日军之手。

1894年8月1日，震怒不已的清政府正式发布谕旨对日宣战，责成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调度北洋地区的海陆军对日作战，言辞之间仍然迂腐地坚持并不被当时的国际法承认的藩属关系。

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近十数年来，该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叠次派兵前往戡定，并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该国王请兵援剿，情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擅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逾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同一天，日本政府也正式对中国宣战，宣战诏书里处处可见对国际法的利用。

为保全天佑万世一系之皇祚，大日本帝国皇帝示尔忠实勇武之有众：朕兹对清国宣战，望文武百官仰体朕意，于陆海从事对清交战，以期努力实现国家之目的。苟限于不违国际法，各应职能，尽一切手段，必期周全。惟朕即位以来，于兹二十余年，坚信为求文明之化，和平之治而决不干涉外国。故使文武常努力于友邦之笃谊，幸与列国之交往逐年亲密。孰料清国之于朝鲜事件，对我有节节破坏邻交、丧失信义之举。朝鲜乃最初受帝国之启导与列国为伍，成为独立之国。然而，清国每每自称朝鲜为其属邦，或明或暗干涉其内政。当其内乱之时，借口拯难于属邦，出兵朝鲜。朕依明治十五年之条约出兵防变，更为使朝鲜永免祸乱，保持将来治安，以维护东亚全局之和平，首先劝告清国协同从事，清国反设词相拒。于是帝国劝说朝鲜改革弊政，内固治安之基，外保独立之权，朝鲜遂允诺之。但清国始终暗施百计妨碍其目的，左右托词延缓时机以整其水陆兵备。一旦告成，即以其力达其所欲，以大军派往韩土，击我舰于韩海；明则转嫁于朝鲜国治安之责。如是，则帝国率先使之与诸独立国为伍之朝鲜地位，同为此表示之条约均将因之而蒙晦，帝国之权利将为之损伤，东亚之和平将为之难保长久。就其所为，深揣其计谋之所在，实不得不谓自始以牺牲和平，而遂其奢望者。事已至此，朕与和平相始终，宣扬帝国之荣誉于中外，不得不公开宣战。赖尔忠实勇武之有众，迅速恢复永久和平，以全帝国之荣誉。

尴尬的是，原本应朝鲜政府请求而来的中国军队，因为朝鲜傀儡政府给日军的一纸授权，已成为不受欢迎的非法滞留者，而日军则摇身一变，成了代朝鲜政府驱逐中国军队的“仗义”之师。日本政府玩弄国际法的伎俩，不由得令人咋舌称叹。而由两国对当时世界通行规则的掌握、利用程度的不一来看，似乎不难预见战事的结局。

得悉中日因朝鲜问题正式开战，英、法、德、美等列强立即宣布中立，唯独俄国不做任何表态，犹如一只坐山猛虎在观望着什么。

海陆危机

牙山、丰岛海陆两次败绩，使得淮系陆军和北洋海军在朝廷内遭到猛烈抨击。

统率北洋淮系海陆军的李鸿章虽然有宰相的尊称，但因清代沿袭明制，实际并不设宰相，皇帝之下的高等枢密机构是军机处，所谓宰相不过是虚名而已。李鸿章的职务仅是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北洋各通商口岸的对外交涉以及海防，直隶总督职权则仅限于直隶一省，属于地方官员。驻地在天津和保定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不仅无法直接参与中央讨论，甚至未经皇帝召见，都不得擅自入京。

此刻对李鸿章统率的北洋海陆军队进行抨击的，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支极有权势的力量——清流党。不同于今天人们对党派的理解，清流党实际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纲领，甚至很多时候和被他们视为“敌寇”的“洋务浊流”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派力量以清廷中枢的京官为主，大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传统科举出仕的官员，是举国知识分子的标杆。他们平时以儒家经典为理论基础，以奏章为工具，议论时政，参劾官员。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时，这些缺乏国际全局观念、实务经验不足的书斋官员，往往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仅仅凭着道德标准，本能地主张对外采取毫不退缩的盲目强硬态度。倘若有官员主张对外妥协，则通常会成为他们抨击的对象，甚而被诋毁为汉奸。

甲午战事发生之前，深知中国军力底细的地方主管官员李鸿章主张以外交手段来避免冲突，不要贸然言战，这在清流党眼中显然属于畏缩的举动，引起好几位御史、言官的奏参。以军机大臣、帝师翁同龢为领袖的清流党，背后倚仗光绪帝，早就对经手洋务、多与外国人交涉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心存不满。海陆初战皆告败北，清流党即对战局的不利大感愤怒，认定原因是李鸿章心存畏葸、调度无方、用人不当，各种弹劾、奏参犹如潮水般涌向李鸿章和淮系海陆军。

中日正式宣战后，清廷以开战上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以驻扎在北洋海防线上的淮系海陆军作为与日军作战的主力，由李鸿章直接负责指挥、调遣。其他各省则没有得到任何具体任务，大都持观望态度。甲午战争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以北洋一隅搏击日本一国的奇特局面。

战前，李鸿章乃至很多西方人士都估计装备已近代化的中国陆军与日本陆军实力不相上下，即使一开始偶然遭遇挫折，也有可能凭着兵力、装备方面的优势扳回局面。而中国北洋海军虽然训练较佳，但装备过于落后，加上后勤保障存在严重问题，倘若与当时亚洲排名第一的日本海军决战，后果难以预料。李鸿章的战略部署，就在这一对己方实力的判断下展开。

陆路方面，早在7月15日，李鸿章就受命抽调北洋淮军，准备增援驻扎朝鲜的叶志超、聂士成部。牙山失守，朝鲜南方尽被日军控制，面对迅速恶化的局势，李鸿章制定了以朝鲜北方的重镇平壤为战略要点，紧急增兵守住平壤，以此力挽狂澜的策略。他希望在朝鲜平壤一带集结大型兵团，守住北朝鲜半壁河山，与日军形成陆上南北对峙的局面，从而实现决战于境外，防止战火进入中国的战略意图。

7月16日，经李鸿章陆续调派，前往朝鲜的军队共分南、北两个方向。南路方向，李鸿章抽调直隶淮军精锐2 500人，由记名总兵江自康率领，计划分三批乘坐雇用的外国商船“爱仁”“高升”“飞鲸”登陆牙山，加强身处仁川附近的叶志超部。除乘坐“高升”的那批遭遇偷袭，几乎全军覆没外，剩余两船所载援军先后登陆，与叶志超部会合。经历成欢、牙山之败后，这支牙山军退避在朝鲜的崇山峻岭间，不知所终。李鸿章命令派出探骑，寻找这支军队，令其退往平壤。

北路方向，包括直隶淮军中兵力最雄厚的宁夏镇总兵卫汝贵部盛军12营6 000人，分统太原镇总兵马玉昆率领的长期驻防旅顺的淮军精锐毅军四营2 100人，两部均用商船分别从山海关、旅顺运输到大东沟、营口等地上岸，再步行进入朝鲜。另外，还从东北征发了高州镇总兵左宝贵部奉军、靖边军八营3 500余人，副都统丰升阿部盛字练军1 500人，直接由陆路行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当天，李鸿章紧急电令上述部队，从速向平壤集结，其中卫汝贵部盛军派出前哨骑兵，于2日抢先抵达平壤，控制住了这座朝鲜北方重镇。剩余北路各军的大部随后陆续进入平壤，不久，北撤的牙山军也辗转到达平壤。以各将领中官阶最高的提督叶志超为诸军总统，平壤城内集结起了兵力约15 000人的兵团，依托城墙和城外的大同江天险布置防务，预备抗击日军北犯。

海上战场方面，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实力不济，而且因为海军自身的特殊性，一旦遭受舰船损失，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弥补，于是制定了“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的存在舰队战略。 即尽量避免与优势敌军决战，而将北洋海军作为一种战略威慑力量保持存在，保存实力（即威慑力），牵制敌手，寻机攻击敌方弱势舰船，使日方的海上活动始终存在顾忌。

从7月26日开始，奉李鸿章的指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舰队主力数次出巡，意图寻找劣势的日舰加以歼除，但一无所获。北洋海军是清廷花费重金和十余年努力建起来的新式武装，在整个中国军队系统里是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一支部队。清流言官不关心北洋海军的舰船装备实力如何，而只是关心建设和维护这支军队所费不赀，认为此刻这支花了大本钱的军队必须立刻给国家以回报。从8月1日宣战起，每一次海军巡敌不遇，都会立刻招来朝中一阵高过一阵的责骂。8月10日，为了保护己方向朝鲜运兵的船队的安全，始终摸不透北洋海军行踪的日本联合舰队，采用弱舰佯攻、优势主力舰在后埋伏的方式进攻威海，意图引诱北洋海军决战。此举虽然最终因北洋海军不在威海而宣告失败，但日本海军出现在作为京畿门户的渤海，立刻在清政府中引起震动。

8月23日，光绪帝直接干涉前敌的军事部署，严令“……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往来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 本来根据李鸿章的谋略，多少还带有出海寻歼弱势敌舰希望的北洋海军，就此被死死锁在了渤海湾内。

中日开战后，日本陆军很快编成了由第三、第五师团组成的作战兵团第一军，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伯爵任军司令官，预备将陆军经海运投入朝鲜，从速扫除在朝的中国军队。开战初期，日本联合舰队也和中国北洋海军一样，很多时候都在忙于护送陆军运输船队。

随着抵达朝鲜的军队日益增多，从9月1日开始，日本第一军以野津道贯中将指挥的第五师团作为主力，朝北方中国军队主力所在的平壤城前进。侦获这一紧急军情，平壤守将叶志超担心日军会包抄平壤后路，威胁平壤中国军队的补给线，立即发电报向李鸿章请求增派援军以加强平壤后路防御。9月15日，原驻守大连湾炮台的淮系铭军抽调出4 000名精锐士兵，由总兵刘盛休率领登上招商局轮船，在北洋舰队主力护卫下开往大东沟，准备登陆并进扎平壤后路。

未曾料想，就在北洋海军护送刘盛休部铭军船队航行在茫茫大海上时，平壤大战已经决出胜负。依照预定计划，日军第五师团和第三师团一部，分四路进发，集结16 000余人的兵力在9月14日午夜如期抵达平壤城下，15日拂晓4时27分开始总攻。大同江对岸，马玉昆毅军和卫汝贵盛军各一部2 200余人英勇奋战，抵御前来进攻的日军第九旅团3 600余人，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发起反冲锋，连夺日军两道战壕。平壤西南，日军第五师团主力5 400余人与守卫该处的卫汝贵部盛军激战，盛军首先发起前仆后继的冲锋，遭遇重大伤亡后退回坚守阵地，战至午后，该方向日军毫无进展。平壤城北部玄武门外的牡丹台是俯瞰全城的制高点，日军在此投入重兵，包括第五师团朔宁支队和第三师团一部7 800余人，而防守该处险要位置的中国军队仅有左宝贵奉军和江自康牙山军残部2 900余人。恶战至上午8时30分，牡丹台高地失守。午后，玄武门被攻破，奉军统领左宝贵在恶战中以身殉国。有鉴于平壤防御已被突破一个缺口，而且守军补给即将告罄，总统领叶志超于是下令各军于当晚放弃平壤后撤。

1894年9月16日午后，当北洋舰队护送刘盛休部铭军抵达大东沟并登陆时，远方的平壤实际上已经落入日军手中。根据北洋舰队出发时驻华间谍的报告，并综合进攻平壤过程中缴获的一份清军重要文件，日军得知中国陆军将在大东沟一带有大规模登陆行动，因此日本联合舰队集结了12艘舰船，急驶黄海、渤海巡弋。9月17日中午，日本军舰在大东沟外海和正在警戒登陆场的北洋舰队主力遭遇，爆发激战，史称黄海大东沟海战。历时近五个小时的罕见鏖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凭借火力和舰船机动性能优势，占取了绝对的上风，北洋舰队广大将士虽然浴血奋战，毫无惧色，但终究无法抵消武器装备性能上的巨大差距，最终己方付出战沉四艘军舰的惨重代价，而只获得重创敌舰四艘的战果。

战火烧过鸭绿江

平壤、大东沟海陆两场大会战，因为海军作战较有声色，且成功掩护了刘盛休部铭军安全登陆，清政府普遍认为虽然损失了军舰，但海战仍属于胜仗，清流言官对海军的指责也出现暂停。但平壤陆战场的溃败，令大多数事前看好陆军的人大感意外，平壤城内集结了北洋淮系陆军上万兵力，竟然只防御了不到一天就宣告失守。中国陆军的作战力究竟怎么样？日本军队到底有多强大？……一连串的问号让事前主战的清流言官也不禁感到心虚不安。

兵败平壤，犹如一道分水岭，不仅使得世人对中国陆军战斗力的评估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同时使清军在朝鲜北部的战略布局因此失去维系，陆战场的格局随之发生巨变。

发源自长白山麓的鸭绿江，是中朝两国间的界河，左岸的白山黑水，就是清政府的发祥之地，陪都奉天（今辽宁省沈阳市）也在国境之内不远处。随着在朝军队陆续退到鸭绿江沿线，清政府的龙兴重地已经处在日军兵锋的直接威胁下，陆战场的战略从与日军在朝鲜抗衡，改为此刻的严防日军攻入国境。9月20日，清政府降旨，同意李鸿章制定的“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的战略，任命以善战著称的老将毅军统领、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赶赴鸭绿江畔，直接到前线统率诸军，组织防御。

两鬓斑白的老将宋庆“轻骑趱程”，从原驻地旅顺出发，在亲军小队护卫下急行，10月8日匆匆赶到了鸭绿江前敌接掌军务。随即，原先在鸭绿江畔忙于整顿残军、构筑工事的淮军将领叶志超、卫汝贵因连日来清流言官针对平壤战败的参劾被革职查办。

此时，集结在鸭绿江畔的中国军队，包括从平壤撤回的盛军、毅军、奉军以及东北盛军等败兵，还有由北洋海军护送登陆不久的刘盛休部铭军以及宋庆新调来的四营毅军。不久，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领的十三营镇边军抵达鸭绿江畔，也加入守军队伍中。清军各部兵力总计23 750人。宋庆、依克唐阿以九连城（今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两座城市为支撑点，在北起长甸河口、南至大孤山的鸭绿江沿线散布兵力，构筑防御线；又根据对日军攻击方向的判断，在被认为将是日军主攻方向的九连城—虎山一带防线右翼，集结了大部分从朝鲜撤回的部队和新增援的铭军、毅军，由宋庆亲自指挥；北方的防线左翼，被认为受攻击的可能性较弱，因此部署了战斗力较弱的东北旗人部队驻防，由依克唐阿指挥。

虽然义州对岸的九连城一带几乎集结了直隶辖境内所有可调的淮系陆军精锐，但就是这么一支当时全中国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与日本陆军相比，在近代化训练程度上还处于幼稚阶段。而且这支军队要么是自前敌败归的惊弓之鸟，要么是久经和平、暮气日深的队伍，大战未起，败绩已现。

中方的防御布置初定，山县有朋指挥的日本第一军主力约30 000人于10月22日运动至中朝边境地带。经过侦察，24日上午11时10分，日军从清军防御薄弱的左翼安平河口最先发起攻势，涉渡鸭绿江，驻守该地的依克唐阿部军队很快溃退，鸭绿江防线的左翼首先被突破。24日深夜，日军在右翼方向的鸭绿江江面偷偷架起舟桥，于25日发起总攻，清军指挥混乱，勇怯不一，战至中午全线崩溃，重镇九连城、安东全部失陷。

鸭绿江防线全局崩溃后，清军分三个方向败退，日军则紧随其后追击，战火开始在辽东大地蔓延。宋庆率盛军、毅军、铭军、奉军、牙山军等主力部队退往凤凰城（今辽宁省凤城市），随即又借口无险可守，放弃凤凰城，退向辽阳方向的摩天岭。依克唐阿率靖边军残部从鸭绿江边败退后逃往宽甸，后又放弃宽甸，逃至赛马集一带。丰升阿和聂桂林分别统率东北盛军和奉军残部从安东败逃，狂奔至岫岩。当1894年冬季到来之时，连连败退的宋庆、依克唐阿军团和步步进逼的日本第一军，大致在今天辽宁的辽阳、鞍山、本溪外围一带形成对峙局面。

辽东之战

为实现夺取中国首都北京，逼迫清政府认输媾和的战略目标，除派出第一军意图破山海关进入直隶平原作战外，日本大本营还准备另派一支军队直接登陆渤海湾，在天津一带上陆，和第一军形成对北京的夹击之势。鉴于中国东北的冬季即将来临，第一军在冬季到来之前不太可能攻入山海关，因而日本大本营决定：第一军在冬季到来后转入休整状态，为来年的行动做准备；冬季作战的重点则转为歼灭北洋舰队，扫清日军自海上运兵至渤海湾的威胁。

黄海大东沟海战后，日本联合舰队除个别受重创的军舰迟迟未能修复外，总体上很快恢复了战斗力，而退往维修基地旅顺的北洋舰队，几乎所有军舰都存在重大伤情。旅顺维修设施缺乏，加上大批工人听闻战事逼近而逃跑，修理工作十分迟缓。清政府内的清流言官不顾北洋舰队恶战过后需要维护修理的实情，本着拔除李鸿章信任的海军提督丁汝昌，将海军指挥权从李鸿章手中夺过的目标，终日以听不到海军出海寻敌作战为辞，对丁汝昌进行连番弹劾。而就在这时，为了遂行歼灭北洋海军的计划，日本陆军组成了一个新的军团——第二军，由亲历过普法战争、富有近代战争经验的陆军大将大山岩担任司令官。

第二军兵锋首先指向北洋海军维修基地旅顺，经地形勘查选定位于旅顺东北方向花园口一带的一片荒滩（今辽宁省庄河市）作为登陆场。10月24日，即第一军在鸭绿江畔发起攻势的同一天，第二军首批登陆部队在联合舰队护卫下，没有遇到任何阻击，顺利登上辽东海岸。27日，第二军大部登陆完毕，登陆兵力约24 000人。

由于兵力被大量抽调赴朝鲜作战，在大连湾、旅顺一带防御的清军不仅兵力单薄，而且大都属于匆匆招募不久、未经训练的新兵。面对大举登陆的日军，旅顺、大连湾守军自守不暇，未能组织兵力邀击日军于中途。北洋海军因为舰只迟迟未能修复，加之日本联合舰队优势舰只在大连湾一线形成警戒线，也处于无力回天的局面。

11月4日，日本第二军开始向旅顺外围的重镇金州进攻。金州守军仅有徐邦道部拱卫军2 250人、八旗捷胜营583人，完全不是日军敌手。6日，金州城即被攻破。金州城附近的大连湾炮台群，原先由淮军精锐的铭军驻防，平壤决战前铭军主力被抽调往大东沟，大连湾炮台群防务由铭军分统总兵赵怀业通过新募扩编起来的3 012名怀军担当。大连湾炮台群是一连串炮位对向海面的炮台的总称，3 000余人分防各炮台内，兵力本就不够，面对日本联合舰队军舰在大连湾外徘徊的情势，赵怀业担心日军会从海岸登陆，更不敢抽调兵力参与金州防御。当金州外围战打响，日军主攻方向明确时，赵怀业紧急率领三营精锐驰援，然而到达时金州已经失守，只得随金州败军退往旅顺。群龙无首的大连湾炮台群剩余守军，得知金州失守的消息后则全部逃散。7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大连湾炮台群。

北洋海军维修基地旅顺建有陆地和海岸炮台群，总计防御兵力15 200余人。为守住这座由无数金钱和心血打造的军港，李鸿章殚尽心力。得知日军登陆花园口，一方面，李鸿章急调驻扎山东胶州湾的总兵章高元部嵩武军渡海增援旅顺，因遭到山东巡抚李秉衡的反对，直至11月16日才得以登船出发。另一方面，李鸿章致电集结在辽阳外围一带的宋庆军，希望其派出兵力出击金州，掐断日本第二军的后方补给线，迫使第二军分兵回援，由此实施围城打援。18日，宋庆部军团在普兰店以北集结兵力，而同一天旅顺外围战已经打响。

当天上午，日军先头侦察骑兵200余人到达旅顺外围土城子附近时，与前出到此设防的清军姜桂题、程允和、卫汝成、徐邦道等部3 000余人遭遇，清军获得小胜后，就立刻退回旅顺方向。20日，旅顺守军集结5 000余人在石嘴子一带向日军集结地主动发起进攻，结果因被日军压制而退却。

21日清晨，利用从国内运来的重型攻城炮助威，日军向旅顺发起总攻，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的方式，将中国陆地炮台各个击破。尽管炮台守军顽强还击，甚至在椅子山炮台里发起了惨烈的白刃战，但是每个炮台的驻防兵力过少，完全不是日军敌手，而且火炮所使用的炮弹多为实心弹，对日方并不能造成多少威胁。午后，旅顺外围陆地防御崩溃，日军攻入市街，海岸炮台也相继失守，无路可退的清军转入巷战，和日军搏杀。此后至25日间，日军在旅顺屠杀中国军民两万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旅顺大屠杀惨案。除总兵姜桂题、程允和、徐邦道、张光前等趁夜幕率一部军队突围而出外，其余旅顺守军大都惨遭毒手。

威海卫陷落

旅顺失守之前，鉴于旅顺港入口航道狭窄，舰队如果停留在港内，很容易陷入被敌方封堵港口的困境。北洋海军在11月13日最后一次巡视了旅顺基地后，就退往位于山东半岛的停泊基地威海。

山东在清代属于极为特殊的省份，不设总督，而由巡抚辖治。山东巡抚在职权上和直隶总督李鸿章属于平级，李鸿章凭借北洋大臣管理北洋海防事务的权力，可以指挥山东省威海、蓬莱等地的海防军队，但对山东其他军队的调动都要商请山东巡抚的支持。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清流言官为了分解李鸿章的权力，派出与李鸿章有宿怨的安徽巡抚李秉衡出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到任后，阳奉阴违，处处与淮系军队掣肘。当时驻防威海的陆军包括淮系戴宗骞、刘超佩部绥军、巩军5 000余人以及总兵张文宣部护军2 000余人，主要负责威海南北岸炮台、刘公岛炮台的守卫，至于威海东部沿海的荣成一带，威海陆军根本无力分兵防御。在李鸿章的反复电商和清政府的催促下，山东巡抚李秉衡仅派出五营河防军前往驻扎应付。

12月初，日本大本营决定继续实现歼灭北洋海军的目标，将第二军重编为由第二、第三师团组成的山东作战军，总兵力30 000余人，仍然由大山岩担任军司令官。

1895年1月20日，日本山东作战军首批部队在山东荣成湾成功登陆，当晚就击溃了五营河防军，占领荣成县城，随即联合舰队以主力封锁威海湾出口，防范北洋舰队出港，以图全歼。

得知战事爆发，威海绥军、巩军抽调兵力和应急赶来的山东省军队千余人试图在荣成通往威海方向的桥头集构筑阵地阻击日军，结果仅仅发生几场接触战后就宣告解体。1月30日凌晨，日军首先向威海南帮炮台群发起攻击，集合优势兵力，对炮台逐一拔除。战斗到下午，南岸炮台群全部失守。激战中，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军舰冒险驶近岸边，发炮支援陆军，取得了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的重大战果，但最终无法挽回陆军败退的颓势。南帮炮台群陆续失守后，为免日军使用炮台火炮轰击北洋海军，丁汝昌派出敢死队登陆南岸，炸毁了南帮炮台群中威力最大的赵北嘴炮台火炮；同时还派出数百人组成的北洋海军水兵部队登陆，意图夺回丢失的其他炮台。尽管这支部队曾一度杀入日军前线司令部，最后还是被优势敌军包围，在龙庙嘴炮台附近全军覆没。北洋海军水兵的鲜血染红大海，成为南帮炮台保卫战的终曲。

南岸激战时，因为相信山东巡抚会派出军队前来接防的承诺，原驻守北岸炮台的守军大部赶到南岸参与战斗，全军尽覆。海军提督丁汝昌担心缺乏兵力驻守的北岸炮台火炮被日军利用，忍痛下令自行炸毁北岸全部火炮。负责威海陆地防务的绥军、巩军统领戴宗骞内疚于未能守住威海陆地，退入刘公岛后自杀。

攻占了威海南北岸炮台，日本军队形成对北洋舰队和海中的刘公岛海陆合围的态势。山东巡抚李秉衡不仅不发援兵解威海之围，甚至对朝廷调往山东解救北洋海军的军队也做了挪用处理。在外无援兵、粮弹将绝的艰难处境下，北洋舰队以战伤未修复的军舰顽强地击退了日本联合舰队七次海上大规模进攻。随着包括主力舰“定远”在内的大量作战舰只受日军鱼雷艇偷袭而几乎损耗殆尽，1895年2月11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刘公岛陆军统将张文宣、海军将领刘步蟾和杨用霖也在保卫战期间先后自杀殉国。

1895年2月14日，《威海降约》签署。2月17日，日军占领威海湾和刘公岛，清政府耗费几十年心血缔造起来的北洋海军全军尽覆。

辽河平原战场

日本第二军入侵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时，原计划应该准备转入冬季休整的第一军部队不愿白白让第二军抢占风头，也在辽河平原进行攻击作战。

鸭绿江防线全面崩溃的败报传到清廷，引起极大震动。鉴于淮军主力已调用一空，大部分已经在东北前线，清政府开始陆续征发其他各地军队赶往辽阳一带，加强宋庆部残军，以防日军进犯奉天和山海关。经清政府电令，奉天将军裕禄积极招募百姓组成新奉军、靖边军、镇东军等部赶往辽阳外围一带。吉林将军长顺调动靖边军、吉字军等部开往奉天一带。已经在前敌的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从黑龙江催调新编的敌忾军、齐字军赶往前线。除去这些东三省当地应急招募的军队外，一方面由于淮军已经无兵可调，一方面受清流言官对淮军参劾的影响，清政府决定起用湘军出关作战，采取以湘代淮的策略。陆续从内地出关的军队里，有程之伟大同军、蒋尚钧河南军这些各地派来“勤王”的零散部队，其他更多的是湘军，计有魏光焘部武威军、江苏按察使陈湜部福寿军、湖北提督程文炳部武靖军、甘肃宿州镇总兵田在田部乾字军、湖北提督吴凤柱部凤字军、浙江道员李光久部老湘军等军队。这批军队实际大都是紧急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枪械弹药装备不足，又未经近代化的军事训练。

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率军攻入中国东北后，并不愿意遵循冬季扎营休整的命令而坐视第二军攻城略地，喊出要夺取奉天过年的口号。从鸭绿江边境重镇九连城通往奉天有东、西两条道路，分别是沿九连城—凤凰城—草河口—连山关—摩天岭—辽阳—奉天的东路正道，以及从九连城往西折向大东沟，再北上岫岩—赛马集—海城，最后经辽阳到奉天的西路。日本军队因为从朝鲜参战开始连战连胜，过于骄横自大，只派出少量部队分两路向辽阳、奉天方向攻击前进，先后在东、西路攻占连山关、岫岩等战略要地。而不断溃退的中国军队终于凭借地势和天候优势，在东、西路的摩天岭、赛马集一带先后挫败日军前锋。

由于冻伤严重，且担心补给线被切断，东线日军遂放弃连山关，回撤至凤凰城。清军统将宋庆一度率部追击，意图收复凤凰城而未果。山县有朋不顾冬季作战的不利因素以及日本大本营勒令其转入冬季扎营休整的命令，转而在奉天西路发起攻势。11月29日，日本大本营撤销山县有朋的职务，改由野津道贯继任第一军司令。由于第一军司令换将时，进攻奉天西路的军队已经出动，西路战斗事实上未能被制止。日军在西路方向投入第一军第三师团主力，从岫岩出发，首先击溃了清军在析木城构筑的防御线，于12月13日攻占西路重要城市海城。

海城失守，辽阳、奉天门户洞开，东北战场统帅宋庆无计可施，只得将东北战场军队主力向海城周边的牛庄、田庄台等要地集中，以保证关内湘军援兵的安全抵达，但清军随即又在缸瓦寨、盖平两地接连被日军击败。东北战场混乱不堪的战局，使清政府中枢又对宋庆失去信任，命湘军旧将、两江总督刘坤一出关督师。1895年1月17日至2月21日间，清军调集东北战场上残存的军队以及陆续抵达的湘军，先后四次反攻海城，均以失败告终。

看到清军在海城及周边聚集重兵不断出击，为保证冬季扎营休整的安全，日本大本营又命令前线日军暂缓转入冬营，继续攻击、削弱清军兵团，发起“辽河平原扫荡战”。第二军编组成山东作战军登陆山东半岛后，留下驻防旅顺的第一师团从盖平向牛庄方向发起攻击，2月24日在大平山重创了宋庆部。同时，日本第一军主力也从海城出击，分两路击溃了清军在海城周围构筑的包围圈，并攻占鞍山，直逼辽阳。

3月4日，日本第一军突然改变作战路线，绕道占领牛庄。6日，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又攻占营口。9日凌晨，日本第一军第三师团向屯扎在田庄台的东北战场清军主力两万余人发起进攻，展开了决定性的会战。在东北战场兵败如山倒的这支清军兵团经历恶战，全面崩溃，宋庆率残军一路逃至锦州一带。至此，成规模的清军在辽东绝迹。日军的兵锋直指山海关，京津大震。

战败

山东战场失败，清政府丧失了对日作战主力的海军；东北战场雪崩，清政府又几乎丧失了全国能战的陆军。至此甲午败局已定。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召到达北京，奉派准备前往日本议和。此时，满朝文武中主战的声音已经绝迹。当天，光绪皇帝在养心殿召见李鸿章等人，讨论与日本议和一事。李鸿章对割地、赔款都表现出十分为难，称“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翁同龢对答“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此前已经去过日本，与日本人略有接触的孙毓汶、徐用仪则说得十分坦率，“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议和特使，从天津乘船东渡日本马关。一周左右的谈判中，李鸿章苦苦相争，日本则寸步不让，并威胁要继续用兵。4月17日，经清政府允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草签，主要约文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两亿两银军费。5月3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宣布承认《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就此结束。

……自去岁仓猝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纭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至今日而关内情势更迫，北则竟逼辽沈，南则直犯京畿，皆现前意中之事。陪都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廿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一朝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用是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熟权，而后幡然定计。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者奏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兹当批准定约，特将前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态，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

中日战争居然出现如此胜负悬殊的结局，大大出乎始终旁观的俄国政府的意料。日本从中国勒索到巨款，尤其是占领了与俄国接壤的辽东地域，对俄国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很快，俄国联合在远东有利益索求的德国、法国，三国一起向日本提出交涉，要求将辽东归还中国。最终清政府以多支付3 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辽东，俄国则借机向中国渗透政治影响，逐步通过强租的形式控制中国东北，埋下了日后日俄决战的伏笔。

《马关条约》提出的两亿两银赔款以及赎辽费3 000万两，完全超出了每年财政盈余不过百万两的清政府的承受能力，俄、法、英、德等国借此趁火打劫，向中国出借以中国海关、税收等权力为担保的高利贷。为了支付甲午战争战败赔款，清政府总共承担了71 748万两白银的本息债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这笔巨额外债仍然是中国政府的梦魇。

孤岛悲歌

台湾岛地处大陆东南海上，清末设省治辖。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加上矿产丰富，自1874年台湾事件时，日本政府就暴露了霸占这块土地的野心。甲午战争中，尽管战火并未涉及台湾，日本仍然极为蛮横无理地要求割占。

得知清政府签字割让台湾的消息，台湾岛内怨声一片，福建台湾巡抚唐景崧也发出了言辞极为尖锐的反对意见：“祖宗缔造之艰，史册具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共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又谓：“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

面对台民的呼声，清政府莫筹一策，无动于衷，于1895年5月20日下旨命令台湾官员返回大陆，准备和日方正式签署交割台湾协议。群情激愤的台湾绅民于25日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选巡抚唐景崧为总统，希望以这种假独立的方式，可以从国际法角度上不承认清政府对台湾的割让，等将来时机转变后再回归母国。

早在辽东战场作战的同时，日本就已攻占台湾外岛澎湖列岛，预作入侵台湾准备，因此并没有被“台湾民主国”的成立束住手脚。1895年5月29日，日本近卫师团先头部队抵达台湾，在台湾北部基隆附近的三貂角一带登陆，于6月3日攻占北部重镇基隆，主持台湾保卫战的唐景崧以及刘永福等此后陆续离开台湾返回大陆。11日，日军占领台北，不久宣告成立殖民统治机构台湾总督府，桦山资纪担任首任总督。

6月22日，日本攻占台北附近的新竹，随后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下令向台湾南部全面进军。驻扎台湾的刘永福部黑旗军和楚军两支清军部队，在台湾百姓自发组成的义军支持下，利用台湾地形复杂的特点，不断迟滞日军的进攻。但是由于军械不足，缺乏训练以及人数有限等，战至10月21日，以日军攻占台南为标志，全台成规模的抗击作战以失败告终，台湾全境沦入日本控制。

台湾全境沦陷的消息传来时，李鸿章正在北京奉命与俄国办理交涉。甲午战争战事初定，俄国又借着帮助中国赎回辽东的“功劳”，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为名，向中国索取土地。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洋务运动三十年的成果付诸东流，清政府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形象被人揭穿，列强瓜分狂潮时代来临。此刻，不知李鸿章有没有想起，甲午战争爆发之初，同文馆的学生翻译提交的一份英国报纸上的社论。

窃观中国近百余年来国势日衰，如北之伊犁，南之暹罗、缅甸各藩属，相继而为强邻蚕食将尽。现在朝鲜势又岌岌可危。若不及时设法治之，则将来恐更坏于今日。考其致病之由，盖因中国向来之法，其官员以及士子，夙昔仅系诵读古时所载区区列国等书，其于近时欧洲各国情形毫未研究。且至今官宪百姓，究未能与外国真心和好。朝廷虽明知而不能改。故有一种人云：中国之害，系因五十年来与外国交涉并赔偿之款，发捻（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骚扰，加以洋药（鸦片）遍行，银钱全行外漏，而传教者又复各处惑乱人心之故。又有一种人云：现在清国情形全凭贿赂人情，一切皆循旧习，不效新法。若欲整顿，非另改政治不可……中国曾惧外患频来，亟思有以防御，如设同文馆翻译书籍，操练海军，建造厂坞等事。而迄未能强者，皆因所办并非实意力行，以期自振，不过藉此防备外侮，以毒攻毒耳。今日本乃一极小之国，地不及中国十分之一，而一经革故鼎新，居然强盛若此，竟敢与大国动兵，且能水陆致胜。然究其兴起之由，亦不待外人辩论，中国试自思之可矣…… RF91ja+i6X4mUkDR8f5bJQVvNhDcLraSYeMG8Fe7ANZgAajwUKQyNM89GfuS26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