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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道”
《礼记·礼运》中，孔子三次提及“大道”，也就是后人常常引用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称之为“大同”；“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称之为“小康”。
如果《礼运》对孔子言行的记载属实，那么，“大道”一词，应该是老子首创，孔子最先公开使用；孔子更明确表示，“行大道”是自己的志向。
然而有意思的是，有人并不认同，如《礼运·题注》就明确指出，本篇篇首的“大同”“小康”之说，都不是孔子所言。
有位石梁王氏说得更具体，他认为，“大同”“小康”之说，“有老氏意”，是源于老子的观点，不是儒者的观点，并且引用《老子·38》的“礼”为“忠信之薄”作证；至于所谓“孔子曰”，也不过是文章作者的假借之辞。
还记得“知‘大道’”吗？孔子对楚昭王“知‘大道’”的评价，记载于《左传》与《史记》，应该是孔子言“大道”最有力的佐证。
某些儒家人士的反对之辞，恰恰坐实了孔子与老子在学术上的继承关系。
（2）“大一”
《礼记·礼运》中，孔子提及“大一”一次。“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这正是老子学说的观点。
《老子·38》认为，“道、德、仁、义、礼”这五个层次中，“道”是本，“礼”是末、是“道之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简言之，就是“失礼而后乱”。
“大一”这一哲学表述出自老子的哲学思想，只是在《老子》中尚未联用。
“有无相生”，“三者不可至计，故混而为‘一’”，“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有“大”有“一”有“道”，“异名同谓”。
以《礼记·礼运》判断，“大一”似应是孔子首先公开使用的。
还是那位石梁王氏，又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大一”或“太一”一词是从《易》中的“太极”一词变化而来，属于“诸子语”，而非孔子所言，所谓“礼家见《易》有‘太极’字，翻出一个‘太一’，仍是诸子语”。
然而，他似乎有意无意混淆了《易》与《易传》的区别。“太极”之说，源于《易传》，而《易传》与老子学说的传承关系，后面将有详细论述。
（3）“执两”与“用冲”
《论语》中，孔子提到“中庸”一次，“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 。
《礼记》中，专有“中庸”一章，其中，孔子多次提到“中庸”二字。
《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著，是后世儒家哲学思想的根本所在。
什么叫做“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 （冲） 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庸，用也。“中庸”就是“用‘中’”，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用其冲”，宋代的朱熹称之为“孔门心法” （《礼记·中庸·朱序》） 。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 （《老子·4》）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42》）
阴与阳二而一，经过“冲”，达到“和”为“大一”的境界。
二者相较，孔子的“用其冲”，正是对老子“冲气以为和”的正确理解，道之用，就在
与盈两端之间。《老子》中，“中”与“冲”常常混用。“中”在这里，应该是“冲”的省笔字。
“执”什么，“用”什么？如何“执”，如何“用”？
子思认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 （二） ，则其生物不测”。
“为物”要“二”，就是“大一”，这就是所要“执”的，《老子》称之为“执一”。“物”之“生”，要靠内部的“二”来“测”，这就是所要“用”的，《老子》称之为“混而为一”。
子思进一步解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就是说，“中”就是“大本”，指的就是万物万事的本质，也就是老子学说的“大一之道”，要靠“致中和”来完成。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子思这里所说的“中”，是与“和”对应而言，已经含有引申义“内涵”“本质”的意思。明白了“大本”之义，也就明白了这句话的主要含义。据此，有人将“中庸”理解为“中和”，由“中”到“和”，核心意思不变。
子思所说的“中和”，也是从“冲和”引申而来，“发而皆中节”，正是“冲气以为和”的另类表述。“中节”就是现在常说的“合拍”。
孔子与子思的理解，基本契合老子“大道”的“道本”及“道用”之术，认识到“二而一”的本质及其内部关系。
然而，自从朱熹将“中庸”一章从《礼记》中剥离出来，成为“四书”之一，“中庸”二字才开始变了味道。也正是因为“中”字有各种不同的字义，或强调动作，或强调位置等，才给了后世儒家学者做手脚的空间。
后世儒家学者对“中庸”的理解，受“程朱道学” （或称之为“程朱理学”） 的影响，明显不同。
程颐、朱熹等人或认为，“中”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间”之“中”，所谓“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或认为，“庸”就是“平常”的意思；甚至强解为，“庸”就是“天下之定理”。
两相对照，后世儒家学者对“中庸”的理解，似乎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与孔子、子思的表述相比较，程朱们的解释与发挥别出心裁，过于机械，既不符合孔子的本意，也不符合子思的理解，其主要目的更像是在有意规避“孔门心法”的真正内涵与由来。
朱熹这样解释说，孔子所说的“君子而时中” （《中庸》） ，就是“执中”的意思。而所谓“执中”呢，应该源自“允执厥中” （《尚书·大禹谟》） ，是尧传授给舜的四字真言。也就是说，“执中”之说，孔子是直接从舜帝那里学来的。
这时的“用冲”，经过“时中”，继而“随时以处中”，已经悄悄置换为“执中”、曲解的“执中”了。这时的这个“中”，已与老子学说的“中”不同，不是“大一”之“中”，而是不偏不倚的“中”，四平八稳，一副老学究的模样，呼之欲出。
有意思的是，朱熹在此之后，又加了一句：“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一本正经地抢占学术高地，义正词严地批判老、佛之徒，虽“近理”、却“乱真”，竭力撇清与老子学说的继承关系，可惜越描越黑，以致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赫然并列，表述混乱，前后理解冲突，无法自圆其说，底气明显不足。
创建“道论”的，不是孔子而是老子。至于《大禹谟》是后世的伪作，也早有定论。指鹿为马、鱼目混珠的做法，似乎是朱熹之类所谓儒家之大家者之流的通病。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