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有关叔向的生平事迹，除了《说苑》之外，我们主要从《左传》《国语》《韩非子》《史记》中，汇集了有关叔向其人其事的史料60余则，对叔向这个人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根据对诸条史料的分析研究，进而对老子学说的产生背景、《老子》五千言的成书过程，也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时空判断，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与认知。
《左传》对叔向的记载首见于《鲁襄公十一年》：“晋侯使叔肸告于诸侯。”
公元前558年，50岁左右的叔向，继续担任晋平公 （公元前557—532年） 的太傅 （《左传·襄公十六年》） ，在晋平公姬彪还是太子的时候，叔向就已经是他的师傅了。
太傅位列三公，始于西周，位尊职虚，是君王及太子的辅佐大臣与老师，掌管礼法的制定与颁行，处于核心位置，是天子统治天下的高级代言人。
叔向究竟凭借什么资格担任如此重任呢？在《国语·司马侯荐叔向》中有明确的答案。
当初，年仅29岁的晋悼公 （公元前573—前558年） 与大臣司马侯一起登上高台眺望。
晋悼公说：“你让我开阔眼界，真是快乐啊！”
司马侯说：“哪里？享受居高临下、眺望景色的快乐，的确是快乐。不过，‘德义’带来的快乐，却还说不上。”
悼公问道：“什么叫做‘德义’？”
司马侯说：“天天在国君的旁边，帮助国君行善戒恶，这就叫‘德义’。”
悼公追问：“谁能做到呢？”
司马侯说：“叔向精通史书典籍，他能。”
于是，晋悼公召见了叔向，叫他辅导太子姬彪，做他的老师。
由此可见，熟读历史、习于“春秋”，尤其是其中有关“德义”的典籍，正是叔向的特长。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推荐叔向的人，名字叫做司马侯。
据司马迁自述，他的祖先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 （公元前676—前619年） ，司马氏去周适晋”。
那么，这位司马侯是否就是“世典周史”的周太史司马氏之后？如果是的话，那就更加证明，叔向与“习于‘春秋’”的司马世家，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
不仅如此，向家老、耇老以及史官等人征求意见，也是叔向的多年习惯。
在《国语·羊舌肸聘于周》里，叔向对“单之‘老’”也曾提及，“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借“史佚之言”夸赞单子的盛德，可见叔向对史官们的著述同样深感兴趣，因为这也是太傅职责的一部分。
以上事例相互印证，不难看出，叔向能够接触到同样身为史官的老聃之“言”，并且研修不辍、加以引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左传》中最后一次记载叔向的生前活动，是在《鲁昭公十五年》。
公元前527年12月，晋国派使臣到成周，参加安葬穆后的葬礼，大臣荀跞担任正使，籍谈担任副使。
葬礼完毕，周景王立刻宴请晋国使臣。
宴席上，景王举着鲁国进贡的酒壶，问道：“无论同姓还是异姓诸侯，参加葬礼都带来贡品，为什么唯独晋国没有呢？”
荀跞不知如何回答，便请籍谈回答。
籍谈的回答很勉强，结果让景王好一顿驳斥。最后，景王又指桑骂槐，借籍谈世掌典籍的出身，嘲笑籍谈是个“数典忘祖”之人，同时也讥讽晋国数典忘祖。
籍谈回国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叔向。
率直的叔向说：“大王恐怕不得善终呀。”
叔向认为，国家一年当中有两次国丧，这才是最值得担忧的。守丧三年是周礼，大王不遵守倒也罢了，国丧刚刚结束，大王就又是宾宴，又是索礼，这是“非礼”。
“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忘经而多言举典，将焉用之”？比“数典忘祖”更可怕的，是“数典忘经”。
叔向不幸而言中，七年后，周王室爆发了“子朝之乱”。
籍谈是在该年12月赴成周参加葬礼的，也许是当月即归，也许是第二年才归。按时间推算，无论籍谈是当月回国还是之后回国，都应该是公元前526年的事了。
《国语》中，最后一次记载叔向的生前活动是在《叔向对赵简子》一文。赵简子就是赵鞅。
公元前525年，年轻的赵鞅代父上朝，担任晋国六卿之末的下军佐一职。
赵鞅说：“鲁国的孟献子有五位勇士辅佐，我怎么连一位也没有呢？”
叔向打趣说：“那有什么难的。你现在是不想要，要是想要，我老头子正等着给你当勇士呢。”
虽说叔向说的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更可见他对赵简子的爱护与器重。
这段对话，可能发生在赵简子担任下军佐之初，更可能发生在赵简子即将担任下军佐之前，所以叔向才有了“子不欲也”的说法，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一老一少，一个是年轻气盛、意气风发、摩拳擦掌、求贤若渴；一个是垂暮之年、老当益壮、谈吐风趣、舐犊情深，以致叔向死后多年，赵简子还念念不忘叔向的教诲。
值得注意的，也正是这位赵简子，曾经在公元前510年向晋国太史史墨讨教。
史墨有“物生有两，有三，……”之言、“各有配耦”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之说，间接证明，引数字为术语，入哲学之表述，其时已见，绝非偶然。
由此可证，老聃之“大道”，此时已具雏形，老聃的哲学表述，或已成熟。此时的老聃，正值61岁。
总之，叔向何时去世？以上提供了三个可供参照的时间点，公元前527年、公元前526年和公元前525年；以此判断，叔向卒于公元前526年左右的三年之间，应该是较为合理的推测。
在此之时或之前，叔向已有“老聃有‘言’”之说。
据此，以公元前526年或公元前527年为《道·德（老子）》成型之上限，已经留有较宽松的余地，也应该是较为合理的推测。其时，老子正值45岁左右。
在此期间，老聃之“言”，已经形成文字并开始流传，至少是在晋国流传。三家分晋前的韩家、魏家甚至赵家，也可能多有所学。
综上所述，虽说晋国叔向直接引用“老聃之‘言’”的资料确实有可议之处，但是，从他的年纪、言行以及交往的种种迹象表明，叔向的晚年，“老聃之‘言’”已经形成文字，开始流传于各国上层贵族，为人所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