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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变量，最后，我们还要再认识一对父子，因为很多先秦古籍都与他们有直接关系，他们就是西汉后期的刘向与刘歆父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大中华终于实现了大一统。
为了统一思想，秦始皇采纳了荀子的弟子、丞相李斯的建议，立“挟书之法”，对战国后期学术文化的“真伪纷争”“纷然淆乱”的局面拨乱反正，甚至矫枉过正。
对文化教育加强管理，其直接结果，就是秦法所规定的诸多禁书在民间的公开场合几乎绝迹。
汉初，“黄老”之学盛行，在文化复兴上，官府“广开献书之路”，收集了大量散落到民间、私家的古籍甚至残篇，五经、诸子、传说应有尽有。
鉴于很多都是“书缺简脱”，需要下大气力整理，所以汉武帝下令，制定了“藏书之策”，设置了“写书之官”，修建了“秘府”，先对所有书籍，包括既有的、已收集的、正在收集的，统统做了有效管理。
到了汉成帝即位，一方面继续“求遗书于天下”，一方面打算组成强而有力的校书班子，系统整理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谁最适合担此重任呢？汉成帝想到了皇族中的长辈刘向。
刘向 （公元前77年—前5年） ，原名更生，是汉高祖刘邦的异母少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
刘向家学渊源，父亲刘德“修黄老术”，“常持《老子》知足之计”，被汉武帝赞为“千里驹”。
刘向12岁就当上了“辇郎”。幼年时代，刘向从父亲那里看到一本专讲神仙方术的奇书，是父亲审理淮南王案时得来的，刘向一下子就迷上了，甚至向汉宣帝推荐，按照书上所说的方法冶炼黄金以充国库，结果浪费了很多钱财，以失败收场。刘向为此蹲了大狱，父亲与兄长也受到连累。
刘向最终死里逃生。他因祸得福，其聪明好学以及忠于皇室的作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成年后，刘向钻研《易经》，后又受命专攻《谷梁春秋》。公元前51年 （宣帝甘露三年） ，刘向有幸参加朝廷举办的《五经》研讨辩论会。会上，刘向高谈阔论，阐述见解，积极参与各项学术专题，研究今文经学，历数神仙方术之事，甚至文辞赋颂，无所不能。
汉成帝重视教育，更重视师资，即位以后，广召人才，“充博士位”。
汉成帝认为，“儒林之官”之所以称为“博士”，是因为他们“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所以一定要有真才实学，“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让人看不起。
于是，刘向作《洪范五行传论》，细数历代的灾异祸福，比类占验，献给成帝，深得赏识。
刘向潜心学术，又作《说老子》，对老子学说深入研究，自成一家。
几十年的砥砺，使刘向对儒、道以及诸子之学多有所得，终成西汉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校对“秘书”的工作，非同小可，既要博学洽闻、学风正派，又要不失“秘书”之真，更要维护皇家的威权，刘向正是领导校书班子的最佳人选。
《刘向传》中，多言“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校秘书”“共校经传”等。
这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中”者，“宫中秘室”之谓，或称“中秘”。“中书”或称“中秘书”，或称“秘书”，就是“宫中秘室所藏之书”。
公元前26年 （成帝河平三年） ，由光禄大夫刘向总负责，儿子刘歆协助，对这些“藏于秘府，伏而未发”的群书，正式开始一一校对整理，前后持续了20余年。
刘向享年72岁，“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刘向死后，儿子刘歆 （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 接班领导，终于完成这一历史伟业。
刘歆多年跟随父亲左右，学识不亚于乃父，王莽篡汉称帝，刘歆就是他的国师。
关于两父子的事迹，在《汉书》的《成帝纪》《刘向传 （楚元王传） 》以及《五行志》《艺文志》 （简称《汉志》） 中，都有详细记载。
群书总称“七略”，也就是七大类别，计有13269卷。如果按形式区分，“七略”又可以分成三大类，即检校、辑录与编著。
所谓“检校”，就是将相关专著的各种古籍版本放到一起校对、整理、勘定，如《左传》《仪礼》《管子》《文子》《列子》《荀子》等。
所谓“辑录”，就是按内容将一些残篇汇集到一起，校对、整理、勘定后成为一部新的古籍专著；如《国语》《战国策》等。
《战国策》是将战国时期各国游士的策谋集中辑录，汇编成书 （刘向《战国策序奏》） 。
所谓“编著”，班固称之为“序”和“著”，就是从宫中秘藏的先秦典籍中辑录编写的历史资料集，如《汉志》所说的“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是也”；“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 （《说苑校证·说苑序奏》） 。
其中，《新序》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来源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晏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百家传记”，其二，“不少故事的结尾部分，有刘向所加的按语式文字，系原本诸书所无” （《新序校释·整理说明》） 。
《说苑》的内容有三个来源：中秘之书 （皇家所藏之书） ，刘向所藏之书，民间所藏之书。《说苑》所选取的事迹，以“说话”为主，多为对话体，颇具故事性。也正因为如此，某些事迹中难免会掺有虚构成分，但属旁枝末节，于主干无亏。
用古人的得失成败作为镜鉴，是臣下上书言事所常用的方式之一，所以说，刘向编著这些类书的目的，是在“条别篇目”的同时借古喻今、古为今用，“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缺”，“以戒天子”，所以大多重“故事”而轻“史实”，考据不是重点，以致很多史实中的破绽显而易见，所以宋代的曾巩说，“令读其书者，知考而择之也” （《说苑校证·说苑序》） 。这在后面的具体章节中会分别详细论述。
总之，我们引用考证先秦古籍时，这些变量因素一定要考虑在内。
老聃的时代，王室之外最早向老聃求教学习的，都是些什么人？
对目前所掌握的文史古籍资料，经过比较分析我们找出了四位与老子有关的、相对的“第一人”，叔向、孔子、关尹子、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