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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24年的秋天，郯国的国君到鲁国朝见，鲁昭公盛情宴请郯子。
宴席上，鲁昭公向郯子求教，问道：“古代的少皞氏，为什么要用鸟的名字命名百官呢？”
郯子回答说：“少皞氏是我的祖先，这件事我清楚。”
于是，郯子仔细讲解了古代官制的来龙去脉。
孔子那时才27岁，听说后立刻求见郯子，向他学习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学问。
后来，孔子对人感叹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我听说，本来属于王室掌握的官学典籍，一旦流散，并不会消亡，在四方边远小国那里还可以学到。看来，这话还是可信的。”
孔子这里所说的“学”，主要指的就是教育。
孔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感慨，说明了什么？时代发展，世代交替，从来都是天下大势。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小雅·北山》） 。学在官守，私门无书。官舍、官学、官书、教官、贵族子弟，构成唯一的国家文化教育体系。
周平王即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70年，周朝国都由镐 （陕西西安西南） 东迁到洛邑 （河南洛阳） ，开始了东周的历史。
由于种种原因，东周王室需要依赖诸侯国的保护，同时，周王室又先后发生了多起争夺王位的事件，“子颓之乱”“子突之乱”“子朝之乱”，以致周天子的王权不断衰落。
私家势力逐渐壮大，政治权力结构重心转移，“天子失官”“政在私门”，王室、公室陆续失其官守，导致中央王朝专属的中华文化一次又一次大扩散。
大扩散的结果，就是周王室的一些文化官吏失去世袭的职守，不断流落到社会各地寻找各自新的归宿，成为历史上第一批专靠教授文化知识糊口的在野“儒士”，促使私学的兴起。开办私学，正是他们的优选手段之一。
同时，原本专有的文书典籍也大量流散，造成学术上的朝野多元化，为文化学术向民间扩展提供了条件与空间。
从此，由特定官吏世袭职守而独有的图书典籍，不再为官家所垄断，民间终于可以接触到史家的经典古籍，开始有了拥有权和解释权。
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到民间，从“学在官守，私门无书”到“政入私家，学在四夷”，再到“礼失而求诸野” （《汉书·艺文志》） ，后人称之为“文化下移”或“学术下移”。
“学”“书”“师”，从此再也不是官学的专利，“官有其器，而民无器”“惟官有书，而民无书”“惟官有学，而民无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既然意识到从“学在官府”到“学在四夷”已是大势所趋，孔子最终退出仕途，专心开办私学，成为一名职业教育家。
有人说，私学始于孔子。其实不然，在他之前，私学就已经兴起了。
比如，“子产不毁乡校”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被选入中学课文。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542年。这所乡校公学，已经具备了私学的性质、特征与功能。
孔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办私学的？
考证《左传》中的两则史料可以判断，孔子授徒讲学，应该是在其30岁左右，“三十而立”，正当其时。
其一，公元前521年，有位名叫琴张 （琴牢） 的人，准备参加好朋友宗鲁的吊唁活动，被孔子所阻止 （《左传·昭公二十年》） 。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与《孟子·尽心下》记载，琴张是孔子的弟子，很可能这时已进入孔子的私学学习，当时孔子应该是30岁。
其二，当年，鲁国的司空孟僖子 （？—公元前518年） 随同鲁昭公出访楚国，一路上，所到各国都不能用“礼”来处理外交事务。孟僖子深以为耻，于是发奋向懂“礼”的人学习“周礼”。
到了公元前518年，孟僖子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一定要师事“达人”孔子，侍从学“礼”。 （《左传·昭公七年》《史记·孔子世家》）
由此可见，孔子设教授徒，33岁时就被称为“达人”，已经有了相当高的声誉和成就。
孔子开办私学，他的学生，在朝在野的、各行各业的都有，用他的话说，就是“有教无类” （《论语·卫灵公》） 。
孔子使用的教材，采取的是官方的经典与教材。这些经典与教材，浩如烟海、内容庞杂。
孔子主要从六种古代经典文书，也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中，选取、整理、批注了部分文章，写出讲义和心得，教授给学生，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教学风格，用他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颜渊》）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论语·述而》） 。这些讲义，后世最终升格，成为供后人修习的“素王”之经典。
这六种古代经典文书，后人称之为“六经”，其中需要多说一句的是“春秋”。
一般认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由史官撰写。其实，按《墨子》所说，各诸侯国的史书，都叫做《春秋》。
《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后人所谓《春秋》是孔子所著作，是对《孟子》的“作”与“成”字义的误读。作，意为治也，修治之义。成，意为定也，删定之义。
当时所谓的“孔子之学”，还只是“教学”之学，而非“学问”之学、“学术”之学、“学派”之学。
由于孔子开办私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最多，对后世的影响最深远，因而也就最具代表性。
“私学”教什么？谁来教？谁来学？在哪儿教？在哪儿学？都是新时代的新课题。
当时的国学与私学，如同今天的大学，只是官办、民办之分，作为教材的“书”，基本上是一样的，而且教师也是可以兼职的。
有人说，“战国前无私书”，武断了些，需要提供佐证。
公元前549年，孔丘才3岁，朝野就已经有了“三立”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公元前549年，正是处在正统的礼乐开始松动崩坏的时间段，所以说，“三立”之中的“立言”之说，应该既有职务行为之“言”，也一定出现了私家之代“言”。
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会先有一个准备过程与草创阶段。
官学所培养的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于是，私学应运而生，最终形成私学盛行、学术百家争鸣的局面。
私书的产生，很可能首先是由公书 （官书） 流传、转换身份而来，其次才是私家新著。
最早的私书，大都是对公书的解读与注说，依附于公书而存在。
正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所说，“说在宋人之解《书》，与梁人之读《记》也。故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
至于最终成为一家之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书，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有官学，则必有官书、官师相互配套；有私学，则必有私书、私师相互配套。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乎常理的判断：在对国家体制 （“礼”制） 有着严格界定的时代，私学与私书的存在、确切说是合法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时的政治土壤不会允许私学与私书的生存；只有到了“礼崩乐坏”的革新时代，才给了私学与私书兴起的机缘。
在公学与私学、公书与私书之间，必定会有一个“公器私用”的过渡阶段。
就是说，作为“公器”之一的“公书”，逐渐从史官的手中转移到臣下、四夷，甚至学士先生们的手中，为“私”所用，否则，历史的光谱就要缺失一条。
本来属于王室秘府、少为外界所知的老聃之“言”，正是出现于这个阶段，应该就在这些下移的“公书”“秘书”之中。
总之，“政入私门”，直接导致权力的分散与转移，进而导致人才的需求与集中。“学术下移”，直接导致文化的扩散，进而导致文化的普及。
“政入私门”与“学术下移”的结果，使得用人原则从“亲亲”到“贤贤”的转变，顺理成章；而官学与私学、官书与私书相辅相成，正符合老子学说“二而一”的“大一之道”，终于成就了中华民族人才资源的第一次大爆发、思想个性的第一次大解放、文化知识的第一次大爆炸，为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精英治国之路提供了范本与途径。
以上这些事例，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老子》的几组相对确切的时空坐标，逻辑链合理、连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