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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6年，前推200年，就是春秋末期的公元前516年。
还记得公元前516年“子朝奔楚”的故事吗？
王子朝既然是“奔楚”，而且简书《老子》三策又是出土于楚墓，这里就有必要再说说与之有关的楚昭王 （约公元前523年—前489年） 。上节提及的包山二号墓的墓主昭坨，正是楚昭王的直系后代。
公元前516年，楚平王郁郁而死，不满10岁的太子珍 （壬） 即位，就是楚昭王。
十余年的吴楚之战，楚国先后两次大败。到了公元前506年，吴国再次攻伐楚国，昭王被迫逃往随国，驻足近一年。
随国就是古代的曾国，始封国君叫南宫括，他跟随王子朝的内史南宫嚚，与随国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公元前505年，王子朝被杀。同年，楚昭王复国，在随国等诸侯国的帮助下回到郢都 （《左传·定公五年》） 。近年出土的随州编钟上的铭文，忠实地记录了这段史实。
公元前504年，昭王决定迁都，从郢都向北，迁到鄀地 （湖北宜城） ，仍称之为“郢”或“载郢” （《史记·楚世家》） ，以示不忘其旧。
公元前489年的春天，吴国攻打陈国，陈国向楚昭王求救。
楚昭王有病在身，依旧信守盟约，亲自率领楚国大军驻扎城父 （河南许昌襄 城县，一说安徽亳州城父镇） ，准备打仗。
昭王让卜筮人员预测战果，得出的结果是：战也不吉，退也不吉。
昭王想了想，激励众人说：“那么，就让我们下定必死的决心吧。如果再被吴国打败，丢人现眼，生不如死；如果怯敌而不去援救陈国，背信弃义，同样生不如死。既然怎么都是死，只有誓死杀敌，才能闯出一条活路。”
两军对垒，楚军斗志昂扬，吴军见无机可乘，只好解围而去。
昭王终于松了一口气，只是，他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军帐外，满天的红色云霞，就好像赤鸟一样在阳光下飞来飞去，一连三天，都是这种奇异景象。
楚昭王请来周太史，询问吉凶。
周太史说：“这可是不吉之相啊，很可能应在大王您的身上。不过，如果举行除去凶灾的禜祭，就可以把灾害转移到令尹、司马他们的身上。”
大臣们一听，争相替昭王受害。
昭王不同意，说：“一体相连，你们都是我的手足呀。你们想想，如果把内脏的病痛转移到手足上，又能怎么样？治好了内脏，却伤害了手足，到头来还不是伤在自身？我自认为，一生没有什么大过错，老天爷怎么忍心惩罚我呢？如果老天爷认为我有罪过，我就甘愿受罚，又何必躲躲闪闪呢？”
几天后，楚昭王病逝于军中，在位27年。
当初，昭王刚得病时，卜筮人员就曾预测说：“大王的病因，是由于河神在作祟。”于是，大夫们请求祭祷黄河之神。
昭王不同意，说：“能给楚人带来祸福的，是流经咱们境内的长江与汉水，如果需要祭祷的话，对象应该是它们。至于黄河之神，远在境外，我再怎么有错，也从没有得罪过它。”
孔子听到楚昭王的这些事迹，赞叹说：“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云云。
楚昭王的故事，至少让我们得出三个判断。
第一，从随州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以及时间判断，当初，楚昭王与王子朝等人，一定有过密切交往。王子朝之所以突然被暗杀，也许就与此有关。
第二，楚昭王与周太史有过交集。这位周太史的观点偏“筮”，也许是来自王城，更可能是当初跟随王子朝出奔留在当地的原周太史。城父在南阳之北、王城之南，无论来自哪里，以其身份都有可能掌握老子的著作。
第三，“知‘大道’”，《史记》作“通‘大道’”，也就是说，楚昭王学习知晓老子有关“大道”的论述，融会贯通。
“大道”一词，是老子首创 （《老子·18·53》） ，孔子最先公开使用。
什么是“大道”？
“有无相生” （《老子·2》） ，“三者不可至计，故混而为‘一’” （《老子·14》） ，“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 （《老子·25》） 。
“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大一’。” （《庄子·天下》）
“大道”就是“大一之道”，《庄子》对《老子》经文的浓缩表述，理解正确。
与前面的理由相对照，这里用在对楚昭王的评价上，“知‘大道’”的意思极有可能是说楚昭王听过甚至读过老子有关“大道”的论述。
公元前489年，孔子62岁，老子正值82岁。
最后，就是在这一年，孔子正在陈蔡两国，楚昭王听说后，礼聘孔子前去讲学，却被反对者困于陈蔡之间，最终没能成行。 （《史记·孔子世家》）
所以，孔子对楚昭王的好感可想而知；楚昭王的学习精神可想而知；楚昭王所通的“大道”，并非从孔子那里所“知”，也是可想而知。
还是老问题，王子朝当初带走的那一批周室典籍，最终花落何处？那一批周室典籍之中，究竟有没有老子的著作？跟随王子朝奔楚的那一批人里，究竟有没有老子在内？
楚昭王的故事，可能有助于解开这些谜团。
多事之秋，老聃不可能独善其身。政治观点既然秉持“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 （《老子·14》） ，老聃即使不站在革新一方，也会保持中立。
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老子并没有跟随王子朝出奔，因为王子朝的支持者，主要是“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老聃不当在“丧职秩者”之列。
但是，南阳地区是老子往返家乡沛地的必经之处，王子朝等人定居南阳地区多年，老子也许常与他们中的某些故交保持联系，有所交流，如老子之与关尹一样，这一点也不能排除。
王子朝带走的那批周室典籍中，老聃之“言”极有可能也在其中，甚至已粗成《道·德（老子）》之规模，否则，就很难解释偏远的古楚之地为什么会有简书《老子》三策与两部帛书《老子》的存在。
如果说，公元前489年、公元前516年老子的著述已经存在，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佐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