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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孔子立言，孔子列入“世家”类；为什么为老子立言，老子却列入了“列传”类？一直以来，很多学者百思不得其解。
“黄老”的经典地位，不是在汉初就已经得到皇家的确认吗？难道老子的“素王”身份还比不上孔子吗？
读懂第八段，就不难找到答案。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这段结语很有意思，既是司马迁发自肺腑的慨叹，也能从中发现春秋笔法的痕迹。
首先，用“学《老子》者”与“儒学”相对应，证明这里所说的“老子”，指的是《老子》经典，宽泛些，是指老子学说，而不是指“老子”其人。
其次，用“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作结，与首段“李耳档案”相呼应，说明《老子传》的第一主人公是李耳。
“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八个字，脱胎于《老子·57》的经文，“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但与《老子》的本意稍有不合。
经文强调“我”与“民”的对应行为，这里却让李耳一人全占了。
司马迁不是不懂《老子》经文，而是要借此说明，“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不是李耳的“言”，而是李耳的“行”；李耳不是“著《老子》者”，而是“学《老子》者”，这一点，学者自有体会。
谁是“学《老子》者”？
《老子传》中，孔子是“学《老子》者”，老莱子是“学《老子》者”，关尹是“学《老子》者”，李耳是“学《老子》者”，庄子是“学《老子》者”，申子是“学《老子》者”，韩非也是“学《老子》者”；“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实质上，司马迁是在为“学《老子》者”立传，与《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同类。
要想查查某位现代人物的来龙去脉，很容易，自打他一出生，就有了明确的信息记录。上古时期可就难多了，如果再有意隐之，遮遮掩掩，就更是难上加难，比如“老子”。
人们说起孔子的家世，谁都能如数家珍、头头是道，他的户籍档案一清二楚。
可是老子呢？只能靠有限的传说、靠古籍中的蛛丝马迹去推断，去猜测。
既然是传说与猜测，于是，就有了无限想象的空间，在崇敬与景仰的驱使下，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三人成虎、人云亦云，再加上有心人士的有意推波助澜，老子在人间的地位早已不足道，最后不成神成仙才怪呢。如果老子地下有知，想不成神成仙都难。
“自隐无名”，这就是为老子立言的最大难题。
与孔子不同，有关老子的人与事，司马迁所掌握的史料少之又少，而且大多相互矛盾，即使想为老子立言于“世家”类，也不足以成篇。
于是，司马迁采取了折中的办法。
还记得孔子问礼于老子时，老子说的话吗？
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既然老子“自隐无名”，那么，回避“老聃”之名、让老子藏身于其“言”之中、突出老子之“言”、为“学《老子》者”立传（如《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一样），不失为最佳方式。
所以说，《老子韩非列传》其实就是《李耳韩非列传》，就是《学〈老子〉者列传》，也由此证明，“学《老子》者”并非一家一派。
至于为什么将《老子韩非列传》记录于“列传”类的第三篇？猜测很多，或比较倾向于“三立”之义涵。
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公元前549年） 》记载，古人有“三立”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史记·太史公自序》：“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埶 （势） 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第一篇“列传”，记的是伯夷、叔齐，是“立德”的代表；“让，礼之主也” （《左传·襄公十三年》） ，“始教之让” （《礼记·内则》） ，人生自八岁开始，学的第一种“礼”就是“让”。
第二篇“列传”，记的是管仲、晏子，是“立功”的代表；在“华夏第一相”管仲的辅佐下，成就了齐桓公“五霸”之首的伟业。
第三篇“列传”，记的是“学《老子》者”，老子“既殁，其言立”，是“立言”的代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司马迁也明确说出了这一点，“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有两则佐证。
其一，与后面“列传”的司马穰苴 （田穰苴） 、孙子、吴起、伍子胥、仲尼弟子等诸多人物相比，韩非的年龄辈分显然不够，可却偏偏后来居上，列在他们的前面，你不觉得韩非搭车的痕迹十分明显吗？
韩非为什么能与李耳一起，位列第三篇？
因为，第一个较为全面注解《老子》的人，正是韩非。所以，以“文”立“传”，韩非应该是首选。
注解《老子》第一人，本该是文子。但是，韩非确有其人，而文子至今不知何人，以致在《史记》中司马迁对这位“文子”只字未提。
《史记·太史公自序》：“退而深惟曰：‘……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韩非的身上，有司马迁自己的影子，“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司马迁一家几代，崇尚老子学说，“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将此篇传记列为第三篇，韩非、司马迁反倒是沾了“老子”的光。
其二，传说中，老子之所以有多个化身，追究起来，《老子传》脱不了干系，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李耳就是老子的最早化身。
《史记》描写人物籍贯的体例，通常是在国籍、县籍中或写其二，或写其一，如：“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李斯，楚上蔡人”；“颜回，鲁人”；“庄子，蒙人。”
《史记》中，既写国籍、县籍，又详写乡里的，只有三人。他们是：《本纪》中的刘邦，“沛丰邑中阳里”；《世家》中的孔子，“鲁昌平乡陬邑”；《列传》中的李耳，“楚苦县厉乡曲仁里”。
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地位至尊，可以理解；孔子是官方承认的“素王”，地位至尊，也可以理解；李耳呢？李耳是“老子”的化身，是“学《老子》者”的代表。
老子之“言”的背后，毕竟还有老子的真身在，将此篇传记列为第三篇，作为“老子”的化身，李耳反倒是沾了“老子”的光。
刘邦、孔子、李耳三人，一位在《本纪》、一位在《世家》、一位在《列传》，司马迁正是用这种详写户籍的手法，暗示三人都是“第一人”，具有同等历史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的聪明之处。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儒学“绌”什么？“绌”的就是《老子》的经典地位。
“学《老子》者”尊《老子》为最高经典，儒者尊《诗》《书》等“六经”为最高经典，这就是所谓的“道不同”。然而，两套经典本身，真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甚至相互攻讦吗？答案是否定的。 （详述见后）
《史记》全书三次明确记载孔子适周，向老子学习，从而证实了孔子与老子的师承关系，并且借孔子之口，赞之为“龙”，表达了对老子的称颂及崇敬之情。对孔子与老子的师承关系，既然儒、道两家最终也都承认，那么，两家又有什么好争的呢？
实质上，当世的庙堂之争，绝不是学术之争，而是仕途之争、名利之争；不相为谋的“道”，绝不是学术之“道”，而是仕途之“道”、为官之“道”，这样的现状、这样的作为，“岂谓是邪”，难道能说是对的吗！难道是老子、孔子所教导的吗？名利面前，能够不忘初心的又能有几人？
总之，《老子传》确实是一篇煞费苦心之作。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背景，正值汉武帝的态度转变，“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汉书·武帝纪》） 的社会政治氛围，使得老子学说的核心部分，从显学渐退为隐学。
考虑到崇老、崇道的学术归属，以及因言获罪、劫后余生、奉旨记史的自身遭遇，也考虑到道德良心与职业操守之间的平衡，司马迁认为，采取“春秋”曲笔应该是记述“老子”的正确选择。
于是，司马迁只是将搜集到的有关老子的各种记载，如实写成这篇资料汇编式的《老子传》，留待读者去自行比较、判断。其中，极有可能并不包括李广家族提供的有关资料。
《老子传》中，既有大量相互矛盾的资料，也有司马迁的曲笔和故意漏出的破绽，还有后世有心人的有意改动，在没有新的证据之前，很难分清。
掩卷沉思，“谁是老子”真的那么重要吗？《老子》五千言是一个人写的、还是几个人写的，真的那么重要吗？能够让后人做到“校修《五经》之本末、《道德》之真伪，既明其意，而不见其人” （《新语·术事》） ，不是也很好吗？反正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好好继承发扬就是了，何必一定要见“其人”？
人事与经典相比较，最有价值的是《老子》这部经典，以及“老子”名下的各种“老子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