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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除了对以上诸多明显的错误与漏洞听之任之而未加改正外，从第四段起，“或曰”“或言”“盖”等疑辞一共使用了五次，意思就是“据说”“据传说”“大概”，云云。明、暗两种笔法，司马迁运用得出神入化。
表面上看，司马迁只是对他掌握的各种资料做忠实记录，而不去理会它们之间的异同之处，似乎只是要借此明证，《老子传》是由各种来源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资料罗列而成，充满传奇色彩；但是，深层次的原因似乎并非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五处使用疑辞，全部指向第一段的李耳档案，是要借此对“老聃”与“李耳”这两位人物做一截然不同的区隔，暗示“李耳不是老聃”这一论断。
五处疑辞中，以第一处最有深意，“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有人说，有位叫老莱子的，也是楚国人，留下15篇著作，讲道家之“道用”；这位老莱子，与孔子同时代。
如前所述，老莱子与老聃不是同一个人，但是都与孔子同时代，这一点无庸置辩。
既然不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司马迁还要在《老子传》里“或曰”这一段呢？
关键在于“亦楚人”三字，值得玩味；“与孔子同时”的界定，也值得推敲。
“老莱子亦楚人”，是在间接强调李耳的楚人身份。李耳是楚人，老莱子也是楚人，而老聃则是宋人或陈人，在这里，司马迁似乎是在暗示，李耳与老聃毫不沾边。
“与孔子同时”，是在间接强调李耳与孔子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一点，在“太史儋”的段落说得更具体，“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
至于“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则是在间接暗示不知李耳有无著作。
老莱子虽然复姓“老莱”，但也可以简称为“老子”，比如，《荀子·天论》里所说，“有见于屈，无见于伸”的“老子”，指的就是“老莱子”或“老成子”。
老子著书，言“道德之意”，讲的是“道本”；老莱子也著书，言“道家之用”，讲的是“道数”，司马迁其实已经将两个人区分得很清楚。
同时，司马迁也区分了“道德家”与“道家”的关系，这也可以算是对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具体例证。 （详述见后）
有一点必须注意，司马迁始终采用“春秋笔法”“乱笔手法”反映其真实观点。
《史记》问世之后，某些特定人士对司马迁的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如果不能把李耳与《老子》这部大作明确联系到一起，那还得了？！
“高远其所从来” （《淮南子·修务训》） ，从来就是一件让很多人士乐此不疲的大事。
既然司马迁都可以“或”来“盖”去，于是，有些人便也悄悄改动了版本中的某些要害之处，以符合某些人物或某些团体的需要。
千百年来，中国的文献典籍，都是靠着手抄的形式流传，除了技术性的失误之外，也给了后人“夹带私货”的机会。
不同版本并存于世的现象，渐渐成为常态，于是，就有了“外字老聃”“号伯阳父”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出现；“外字老聃”之说，又变成了人们所需要的“字伯阳，谥曰聃” （文徵明《老子列传》） ，信息混乱得一塌糊涂。
“字伯阳”三字，首见于东汉边韶的《老子铭》。
其时，道教兴起并正式得到最高当局的首肯，篡改《老子传》的初衷，很可能出于有关高层人士神化老子的需要。
唐代人所做的《索隐》已经明确指出，“有本‘字伯阳’，非正也。然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 （《史记·索隐·正义》） 。
“字伯阳”三字“非正也”，就是说这三字不是原文；至于为什么“号伯阳父”，《索隐》同样言之凿凿，也同样故作神秘，不言出处。
可以看出，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知道流传于世的《老子传》不是原本。
今本《老子传》肯定被后人篡改过，这个认知今天已经达成共识，拨乱反正的工作也早已在做，只是究竟改动了哪里？改动了多少？这才是争论的焦点。
所以，我们对老子的研究，不能只以曲笔的《史记·老子传》为基准，更应该与先秦文献相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