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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司马迁的这条资料，是根据某部史书的记录，与《列仙传》相参照，就是说，在司马迁之前，不知哪国或哪几国的史书，已经有了关于老子种种事迹传说的记录。
关于周太史儋见秦献公，《史记》中还有三条类似的记载。
《周本纪》：“（周）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
《秦本纪》：“（秦献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
《封禅书》：“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
客观说，《史记》这四条史料的价值是有疑问的，它的传说成分明显大于历史事实。诸条史料相互比较，不难发现很多引人深思的问题。
其一，周太史儋究竟姓什么？这些史料只字未提。
从字面上看，太史儋与“老聃”或“李聃”，只是“儋”与“聃”同音，三个人又都是周天子的史官，究竟是历史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其二，假定历史上确有周太史儋其人。
历史人事的各个时间节点，大都有案可查。
孔子死于公元前479年，周太史儋拜见秦献公，是在公元前374年，也就是周烈王二年、秦献公十一年，时间差为105年。
为什么司马迁却在《老子传》中，说是在“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的公元前350年？两个时间基点相差24年，漏洞如此明显，司马迁是否在暗示什么？是否有意在拉大太史儋与孔子的时间距离，以印证“或曰儋即老子”的“老子”应该是指李耳？可是这样一来，不是又与李耳之子李宗生活的时间相冲突了吗？
其三，至于秦国与周王朝的关系，《老子传》中说是“合五百岁而离”，其他三条，却说是“别五百载复合”云云，“离”与“合”的顺序正相反。
而且，《老子传》中写“七十岁”，其他两条却写为“十七岁”，一条疑似误为“七十七岁”，难道又是后世的有心人对某些利己之处的不负责任的改动吗？
其四，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内容分析，周太史儋的谈话，明显是在为秦国统一天下造势。
这种预言式的史料，在史书中有很多，多半是“以‘后’证‘前’”，可信度都不高。而且，这种议论，既不是老子的风格，也与老子的学说思想风马牛不相及。崇尚老子学说的司马迁，却毫不犹豫地借用过来，记入《老子传》，能没有用意吗？
其五，判断周太史儋与“老子”的关系，司马迁一再“或曰”“或曰”，最大的可能，就是当时早已有李姓豪门大族，将“老子”李耳认祖归宗，有了明确的族谱记录，排列有序，言之凿凿，甚至把太史儋也扯了进来，并且将这些资料一股脑提供给了司马迁。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有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人说，太史儋不是“老子”，究竟谁说得对？除了李氏家族之外，世上没有别人知道，包括我司马迁。
试想，《老子传》提出一位为先秦王朝造势的周太史儋，又以“或曰”为由，很突兀地与“老子”联系到一起，大加“是也”“非也”的议论。当时的李氏权臣，不管是出身于哪支李氏家族，读到后又当作何感想？又能抓到他的什么把柄？
史官讲求严谨，以史实为依据。
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大家，明明知道收集的各种“老子”资料，充满疑问与矛盾，大都只能算是传说。但是，受到汉代李氏族谱等影响，或碍于情面，或迫于压力，作为受“李陵事件”之累的刑余罪臣，司马迁对“老子”的表述，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采取曲笔的委婉手法，“有意为之”，又“存而不论”，既可以换取史家良心上的平衡，同时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世态如此，司马迁又能怎么办？
也正因为如此，才给了后人对“老子”进一步想象、造假的空间和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