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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哪位“老子”是主管、编著“道德”典籍的史官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猛地一看,第三段文字一反史家风格,最具传奇色彩、神秘色彩,最为后人津津乐道,因而也似乎最不靠谱。

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刘向辑录的《列仙传》,其中就有“老子”条目,据称是引自“史记”。

司马迁肯定也掌握这段“史记”资料,否则,《老子传》中的第二、第三段文字,就不会与《列仙传》中有关老子的“史记”内容,相似度如此之高。

《列仙传》所引的“史记”,并非司马迁所著的《史记》。

杨恽 (?—公元前54年) 与刘向 (公元前77年—前6年) 曾同朝为官。杨恽献司马迁的《史记》,是在汉宣帝时期,当时称之为《太史公书》 (《太史公自序》) ,或《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传》,或《太史公》。

仔细研读《列仙传》与《老子传》的三段资料,疑点重重,相比之下就会发现,司马迁的记载,处处暗藏玄机,大有深意。

实际上,司马迁主要是在为老子“道德五千言”的成书及内涵做出他自己心中的界定。同时,司马迁始终有意淡化老子的神化色彩,淡化作者的真身。

“老子修道德”,司马迁为我们介绍了第三位“老子”,明确了这位“老子”的具体职务行为。

这位“老子”是史官李耳吗?是史官老聃吗?还是另一位学者老子、隐者老子?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究竟谁是这位“老子”的真身?

前后两位身为史官的老子,与一位“修道德”的在野老子,同处于同时同地,是不可想象的事。所以,这位“修道德”的“老子”,与史官“老子”之中的某一位,必定是同一个人。

乍看之下,三位“老子”似乎毫不相关,至少司马迁在第二段中就回避了孔子问礼之老子的身份与姓名。

其实不然,司马迁是在各个段落预做种种铺垫;而种种铺垫,均暗示这位“道德五千言”作者的相合度,距离李耳远,距离老聃近。

《列仙传》中,就是将“孔子问礼之老子”与本段这位“修道德”的“老子”合说,是逻辑连贯的完整一段,认为孔子问礼之老子就是“道德五千言”的作者。

这位“道德家”老子,也有其明确的时间参照点,就是与关尹同时代。

按《庄子》的说法,老子与关尹都是古真人,远离庄子时代。

按《列仙传》的说法,这位“道德家”老子不仅与关尹同时代,也与孔子同时代。

“老子修道德”,是公修其学,是职务行为,具体就是收集、整理、研修有关“道”与“德”方面的古今文献典籍及相关内容,自然也包括自己所收集的、甚至是自己的心得体会在内,以供天子研习参考。

“修”字有两种写法,主要的意思有三种,一个是“治”,一个是“习”,一个是“饰”,而老子常年所做的工作,正是这三项。

至于强调“言道德之‘意’”的“意”,则主要为了突出“道德五千言”是其理论之“言”。也就是说,后世的《老子》,应该是“言道德之意”的书,所以司马迁不称之为“经”而称之为“上下篇”。

“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司马迁给了老子学说以“隐学”的定位。

“学”既是学问之学,又是修学之学。

“自隐无名”四字,化用了《老子·41》的“道隐无名”。

需要保密的是什么?

在这里,作为要务重点的“自隐无名”,既指“道德五千言”,也指老子;既自隐其学,也自隐其人。

因为,这位老子对“道”与“德”的研究工作及研究成果,只对极少数人负责,很少为外人所知;同时,搜集、整理、研究、作传、注疏、保管“道”与“德”方面的典籍,是史官老子的职责,不该也不会追求自身的“立言”、自身的名分。

所以,司马迁称这位自身同样低调的“自隐无名”的“老子”为“隐君子”。

如果再将先秦古籍以及《列仙传》的相关内容放到一起,让人们综合判断,十有八九会得出“与孔子同时代的老子就是‘道德五千言’作者”的结论,这位老子,名叫老聃。

“居周久之”,老子是以什么身份长期在周国居住?其时老子尚在朝、还是在野?

《唐虞之道》:“古者圣人,廿而冠,卅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退而养其生。”

古代再有德行能力的人,到了70岁,也要退休让贤。

按当时的人口管理制度,古人到晚年,多回乡居住,所以说,老子以史官的身份,长期“居周”在朝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见周之衰”,可以想见,老子的一生,经历过周王室的大动乱、大衰败。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应该是在老聃致仕(即70岁)之后。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应该是公元前500年,这时的老聃应当至少71岁了,时间点上,也正与周王室的王子朝作乱、最终逃于楚地的时间最接近 (公元前519—前516年)

“乃遂去”,究竟是回到南方故乡,还是西去?

退职还乡乃是常制,更何况周王室刚刚又发生动乱,日渐衰败,老子不忍多留,自然归心似箭。

“至关”的关口,究竟是什么关?这位关尹与“将隐”的老聃,究竟是什么关系?老聃为其著书的动机又是什么?都值得推敲。

从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判断,这个“关”应该是老子返乡的必经之处。

《列仙传》说,老子“入大秦,过西关”,因此认为是以“老子西行而去”为前提的。

这种说法,未被司马迁采纳,反而有意忽略。

至于说“关”是“函谷关”,则是后人的臆测与演绎。

“子将隐”的“隐”字?应该如何理解?是“为官为显、去官为隐”的“隐”,还是如后人所说的避世之“隐”?

从行文推断,显然是去官退隐之“隐”,否则,关尹怎么会知道老子要去当隐士呢?

“您已经退休了,在您返乡之前,请把您的著作传授给我吧。”关尹的话应该如此理解。

“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是老子的一时之作吗?不是。

老聃生前,他的“道德之意”就已完成,付诸笔端。该书分为上下两篇,内容是“言道德之意”,后人按古人称命书名的惯例,称之为《道》《德》上下篇。为了行文方便,本书于“老子之言”与完本《老子》之间,一般统称之为《道·德(老子)》。

此处的“著”,不是“原著”之义,而是“著录”的意思,记载、抄录其主要学说。

“著书”并非老子出关时心血来潮的一时之作,它的母本,早已作为公书藏于秘府,否则,就不会随着几次文化下移,由他人陆续将之流传到南北东西大小各诸侯国了。

至于所谓的“五千余言”,其数字很可能是司马迁参考他所见到的传世《老子》 (如帛书《老子》) 所得,而并非就是传世《老子》的“五千余言”。

如前所说,老子之“言”,又何止五千言?

事实证明,我们所见到的“五千余言”之中,有不少战国中后期的用字、用语,是“后《老子》”的产物;所以说,此“五千余言”并非彼“五千余言”,而老子当时所传的“五千余言”,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经文,只是原经文“五千余言”的一部分,其他则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或已失传。

最后,尤其以“莫知其所终”五个字最为可疑。

神仙味十足的五字断语,如果出现在《列仙传》中,还算合情合理;然而,《列仙传》中“老子”条目下,却没有“莫知其所终”之说。

令人吃惊的是,这五个字竟然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列仙传》的“关令尹”条目中,而且是老子、关尹二人“俱游流沙,化胡”,一起“莫知其所终”,更像是老子、关尹二人成仙、成佛的隐语,就不能不让人起疑了。

大量的文献记载中,无论是以上哪一位“老子”,都是“知其所终”的,即使是西出于秦,也是死于秦。

始终有意淡化老子神化色彩的司马迁,这里为什么又加上这一句神化色彩甚浓的“莫知其所终”呢?

我们目前所见的《史记》,并非司马迁的原版,尤其是《老子传》。

事实证明,由于种种原因,《老子传》曾经被人动过手脚。所以,当某处语句在逻辑上出现明显的不合理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怀疑是否被后人动过手脚,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

如此看来,“莫知其所终”五字,极大可能是后人所妄加,与古人早已证伪的“字伯阳,外字老聃”一样。

至于“莫知其所终”五个字,究竟是不是后人直接从《列仙传》的“关令尹”条目中移花接木而来?有此可能。

关于关尹子的事迹,下章有详细论述。 4kA69JpqSqf1RV/QXOmix+FN2RSB5eOhjBx86v0mgv1y1OzuyKfHDy8kD6EFSP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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