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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鲁什： 如今您不大愿意别人谈论您的作品，尤其您的第一本书，《安德烈·瓦尔特手册》。您当然没有否定过，不过您于一九三〇年写了一篇序言，对这两部作品用语异常严厉。
纪 德： 记得写过这篇序言，今天我仍持这种看法，作为第一本书，我总归不能否认，但是这部作品让我相当难堪了。您就此要向我提问，我也尽量回答，要告诉您为何让我觉得难堪。在这本书里，我认不出自己来了，更有甚者，我尤其认为写得很糟，给我带来苦恼。
昂鲁什：
而且，您在这篇序言中，总提起“似是而非的严肃认真”
——那时您二十来岁——您说自己苦心焦虑的问题——如今看来没有意义了，至少不是至关重要的了。
您这种见解，恰恰是我根本不能赞同的，因为关于《安德烈·瓦尔特手册》，还出现了这种情况：您亲手窒息了这本书，只出过限量版，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就没有出过普通版本。
纪 德： 没有，的确如此。我始终多加小心；不让人轻易找到，唯独真正渴望读这本书的人，才有可能弄到手，因为他们读过我的其他作品，才被引向这本书，而表现我这个人，其他书要好得多。
昂鲁什： 由此引出的后果。您的许多读者，几乎都把《人间食粮》视为您的处女作，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了本应归属于《安德烈·瓦尔特手册》的位置。安德烈·瓦尔特是谁？
纪 德： 我不得不对您说，大体上就是，或者自以为是当时的我。我要强调“自以为是”的说法，因为这是个十分有趣的心理问题。我们有个真实的存在，也有个自以为是的存在。在我的印象中，比起自身真实的存在来，自以为是的存在更加重要得多；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明白，真实存在的我，与自以为是的我，差异非常大，自然而然，我的态度有所转变，更喜欢我的真实存在了，即变成我“想要”做的一个人。
正是处于这种状态，要想真正发现真实存在的我，真诚、深刻存在的我，同时，也是我想要成为的那个我，我几乎不得已，必须对抗安德烈·瓦尔特时期的那个我，反其道而行之。就在《安德烈·瓦尔特》中，我对抗两件我认为可恨之事：一是声色，二是批评精神。所痛恨的两件事，后来反而成为我极其重视的两个方面。在《安德烈·瓦尔特》那个时期，我认为最凶恶的敌人，莫过于声色和批评精神：这两样东西阻遏信念、信仰，以及不容打折扣的一种纯洁，这是新教给予我的非常死板的教育，让我树立起这样修身的一种理想。
昂鲁什： 这个问题，现在您已经超越了，而青春期追求纯洁的问题，也不是个伪命题。甚至可以说，对纯洁的这种喜好，对污点的这种纠结，对性欲的这种禁忌，在我看来也都是必要的，而且性欲又是这一切的最深层的基础。那些没有在焦虑不安中思索过这个问题，没有闯过重重难关者，就会成为心肠不够善良，性情不够有趣，做事不够检点，处世也不大怕难为情的年轻人。
纪 德：
是啊，听您这么讲很有趣，我甚至相当情愿相信，而且，您讲的这番话越是有道理，就越能让我懊悔：《安德烈·瓦尔特手册》写得那么艰难，却又写得很糟。因为，毫无疑问，其中夹杂着一个有趣的问题。对我而言，这个问题不那么忧烦我了。记得我写过一句话，一句不大规范的法语，我挺看重，想不起来是在什么场合讲的了，我说：“是嘴馋救了我。”显而易见，正是那个时候，在我看来，馋嘴就意味性欲，当时我还没有读过柯尔律治这句十分惊人的话，他将性欲抬高到艺术家的一种主要品德。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的确是艺术头等重要的一种因素。不过应当说，那时候我还不能算作艺术家。
昂鲁什： 这不仅不是一个从抽象中提出的问题，还是一种悲剧，发人深省的悲剧（纪德：一种悲剧）。您本人也牵连进去，您书中的主人公，安德烈·瓦尔特，殚思竭虑，最终竟致丢了性命。现在我要请您讲讲，您处于什么境况，写了《安德烈·瓦尔特手册》，也就是说，您创作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您生活在什么氛围中？
纪 德： 那个时期，我对法国文学界一无所知，离群索居，生活非常孤独，如饥似渴地读书。我有自己的生活，对任何人都不是个秘密，因为我讲述出来了，一种崇高的爱情主导了整个生活，我几乎可以说，那种爱能解释我的一生，也同我的道德与宗教的思虑相向而行。我对法国文学界的氛围了解甚微，后来才开始了解，也多亏了皮埃尔·路伊友情的带动。那是在阿尔萨斯中学（在巴黎）上学时，我和皮埃尔·路伊同班，成为要好的同学，而且我深信，在中学毕业会考之前，我唯独向他透露了我的文学习作，我的表姐除外，她成为这本书的女主人公，她得知我正在写书，就感到很恐惧，因为整个这本书，除却文学创作，还另有点儿意图，是一种爱情的表白，我这话讲得未免粗鲁突兀，就是要向她求婚。数年之后我所娶的人，也正是我的表姐。这本书非但没有推进；反而延误一点儿我的婚期，碍于这一婚事在我的家庭引起一场小风波。
昂鲁什： 然而，您没有署真名实姓，而用化名出版。
纪 德： 这恰恰表明采用化名的缘故，我憎恶丑闻风波，毫无必要的风波：我用真名发表出来，讲的又完全是我的实事，那会让我的许多读者，或者今天我的听众大跌眼镜。当然，我不止一次挑起风波，认为有其必要性，不是无事生非而挑起风波，显然，我得能避免就尽可能避免，尤其是关于这本书。如果说我不署本名，就是觉得这样处理，给自己留有余地，更为得体。
昂鲁什： 皮埃尔·路伊鼓励您写这本书吗？
纪 德： 鼓励，当然喽！皮埃尔·路伊给我的影响很大，但是从截然相反的方向施加的。我真心实意感激皮埃尔·路伊，他属于唯美的帕纳斯学派，一心追求形式的理念。在形式美这方面，他显然给了我极好的影响。
昂鲁什： 那个时期，您还不认识瓦莱里、雅姆。
纪 德： 还不认识，认识雅姆是后来的事。就连瓦莱里，也是后来认识的，当时我在蒙彼利埃，认识了瓦莱里，而我的书《安德烈·瓦尔特》，那时也差不多完稿了。
这本书出版时，我也刚满二十岁，不过，书中收录了日记的片言只语，乃至片段，是我在十八岁，甚或十七岁写的日记，几乎没有什么章法。这是一种缘由，表明为什么写得那么糟。那时候，比利时施加了巨大影响，那里兴起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大部分文学期刊都在那里出版，处女诗作也纷纷寄往那里刊登。我觉得这本书——后来我在别的场合也写过类似的话——仿佛是用比利时风格的法语写出来的。
昂鲁什： 从这部作品里，是能嗅出一种完全特殊的氛围，一股书卷气味：书卷在书中占有异乎寻常的分量。
纪 德： 我表姐和我，显然主要生活在阅读中，而不是现实里；我对《安德烈·瓦尔特》的重大指责，有一点就是缺乏真实生活，过分陶醉于想象的生活。
昂鲁什： 关键是这种创作的方法，要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品本身根据基本素材，情节自行发展，按照本体论的素材，以掉书袋的方式，犹如在您的思想里自行发挥；另一方面，这部作品在您的批评精神层面上的反映，以及完全脱离作品而对其评论的这种方式，写成日记，作为对等的批评。
纪 德： 您在《安德烈·瓦尔特》一书中，已经发现了这种构想是吧？显然如此，因为……
昂鲁什： 因为，安德烈·瓦尔特本人，也在写小说。既是日记，又是小说意念的发展，搭配大量笔记，点明风格，以及这些文字与作家的关系。
纪 德： 在《伪币制造者》中，完全是同样的构思。
昂鲁什：
在您的大开本《全集》，第九十五页有这样一段话，我择录下来：“我认为，真理并无意愿作出结论：结论应该从故事本身脱颖而出，无须借助于曲折的情节来突显。事物从来就没有结论：恰恰是人要从事物中得出结论。
”我觉得，到了一九四〇年，您也很有可能写出这种话，而您早在二十岁上就写出来了。
纪 德： 是的，可能会写得更妙些，也就是说，更为明晰，更能夺人眼球。
昂鲁什： 还有这句话，也涉及风格：“与其说是词语的和谐，不如说是思想的音乐性。因为思想也有其神秘的叠韵。”
纪 德： 是的，显而易见：事物的这种现象，说“神秘的叠韵”，如今我就很不喜欢了，不过这种见解本身还是非常正确的，这也表明，在我的作品和我的生活中，音乐扮演了重大的角色。
昂鲁什： 其实这类语句，在《安德烈·瓦尔特》中随处可见。再援引这句话：“我的思想飘忽不定，荡漾在一曲听到的四重奏新近的音波之上。”
纪 德： 是啊，是啊，我觉得这句话写得糟透了，正是这一点让我恼火。“听到的四重奏”，实在不堪入目，但是这并不妨碍这样表达的事实，还是相当准确的。假如这句话，当时写为“一曲新近听到的四重奏”呢，可是偏偏写成“一曲听到的四重奏”。
昂鲁什：
看来《安德烈·瓦尔特》这本书，你持全面指责的态度；可是，您的整个人已经涵括进去了，当然尚未定型，还没有成熟，不具备您天性的复杂，而对自身的复杂性，似乎还没有一种非常清晰、非常准确的意识，不过，您若是允许我引用您的一段较长的话，就会明白不该全盘指责：“阻碍我下笔疾书，哪怕是草草做些笔记的，正是激情的纷繁复杂，比起激情本身的千丝万缕更难厘清。因为，如果有许多确定的事情要讲，那么我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然而，对外界最细微的感受，也能搅动起我身上复杂的系统，开始无休无止的震颤。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心灵里，彼此不断呼应——唤醒一些沉睡的、潜伏的意念，而这些意念又通过新的激情久久回响。
”
纪 德： 这些作为文字，我更为满意。我觉得这段引语，相当准确表达了我想要讲的话。而且，这也吻合后来我描述的事物，分散到不同的人物身上。在《扫罗》的剧作，我想，记得写过这样的话：“我的价值寓于复杂之中。”我得承认，我相当满意您刚才念的这段话。
昂鲁什：
今年没有春天，亲爱的。
花丛中没有歌，没有轻盈花朵，
没有四月，没有笑声，没有变形，
玫瑰花环我们也编不成。
我们在灯光下依然俯看，
冬季阅读的所有老书卷，
九月的一抹阳光意外射到身上，
红红而胆怯的，像海葵一样。
你对我说：咦，秋天来了，
难道我们一直在睡觉？
如果还要埋在书堆里，
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单调。
也许一个春天已经溜掉，
出现时我们却没有看到；
窗帘倒不如全部拉开，
让曙光及时向我们问好。
您一定认得出，这是《安德烈·瓦尔特诗抄》的卷首诗。您对这部作品，我相信，还保留几分温情。至于那部《手册》，恰恰相反，现在同您的思想拉开了极大的距离。您能不能趁此机会，向我们谈一谈《安德烈·瓦尔特诗抄》呢？
纪 德： 我先要对您讲一句放肆无礼的话：我觉得这首诗您读得太差劲了，您当作亚历山大体或普通诗体朗诵，而我写《诗抄》的时候，特别用心之处，就是注入一种新诗律。
那个时期，我读过大量英语诗和德语诗，尤其德语诗，依我之见，轻重音的问题，比起音节的多少来得更为重要。
您显然是这样读的：
今年没有春天，亲爱的。
您那读法不对，应该这么读：
今年，
没有春天，
亲爱的。
花丛中没有歌，
没有轻盈花朵，
没有四月，没有歌声，没有变形。
对我而言，这是一种不同的节奏，多多少少写得笨拙一些，我尝试按一种新的节奏创作，在《安德烈·瓦尔特诗抄》中，我认为有些诗达到了这种目的。喏，其中有一首，想必是题为《秋》的诗：
一阵号角，在嘹亮的空间奏响，
我们明白，还不该行动；
号角声断，冉冉升起震荡，
向着赤铜色的天边传送
。
这些诗现在都记不得了，请您原谅，我读得也很糟，只想告诉您，当时我心中极其渴望创立一种新格律。问题并不在于我做到了多少，重要的是，我在尝试某种不同的东西。
昂鲁什： 我对《安德烈·瓦尔特诗抄》的精神、情调，甚至遭际本身，都曾格外感兴趣，因为我觉得与《手册》内心历程是同样的。然而，读者在《诗抄》中，又见到写《手册》的人，不过这里讲述的是他解放的历程。这么说准确吗？
纪 德： 您看出这两部作品之间有些脱节，是完全正确的。《诗抄》是后来写的，而且远非单指出版的日期，那是在大不相同的精神状态中写成的。
昂鲁什： 以至有时给读者的感觉，写《手册》和写《诗抄》的不是同一个人。
纪 德： 好哇，这种印象绝对准确。说起来，确非同一个人了。这是个自审的人，自嘲自审的人。
昂鲁什： 或许这还是《安德烈·瓦尔特诗抄》的一大看点：作为诗歌的要素引进嘲讽，真是一件绝非寻常的事情。因为通常说来，嘲讽就是一种酸，能腐蚀冲动，终于受其影响，诗歌本身也不复存在了。
在这里则正相反，毕竟会受到似是而非的一种魅力的吸引，因为读者始终不知道，这种游戏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冲动激情在哪里开始掺假，到哪儿终止了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