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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德在世一天，法国便还有一种文学生活，一种思想交流的生活，一种始终坦率的争论……而他的死，结束了最能激励心智的时代。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一九五二年诺奖得主）
这段对纪德的评语，应是莫里亚克亲身经历的体验与卓见，我特别喜欢“最能激励心智的时代”的见识。文学活动最大的价值，就是激励人的心智，从而丰富人的精神生活。纪德一生的文学活动和介入，经常受到误解与诟病，引起激烈的争论。然而，他从未因为心智活动的复杂性而背叛自己。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称颂的这样：
“他的哲学具有一种不惜任何代价争取新生的倾向，而且一向能够嗅出那只神奇的凤凰，从那火焰四射的凤巢里，猛然开始新的腾飞。”
他的创作，通过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大胆自由，谱写了一些类似挑衅性撩逗的篇章……实在难免使人性中某些十分脆弱的规范受到震惊。我们必须永远记住，这种行为方式是激切热爱真理的一种形式，自从蒙田与卢梭以来，便一直是法国文学的格言。
纪德成长的各个阶段，都是以文学正直完善的真正维护者出现的。而这种文学的正直完善，则建立在坚定不移，诚实表现其全部问题的人格权利和义务之上。从这一点来看，他在众多方式中表现出激发文学的活动，无疑呈现出了一种理想主义价值。
这样激励人心智的时代，形如社会的大课堂，比上什么大学都更有效益，更能激发人的思考。我们没有运气亲身经历，只能通过阅读这类经典著作，稍为弥补一点缺憾。否则的话，真可能认为这样的文学生活，这样坦率的争论，这样大胆的自由思考，全是胡闹呢。
好在法国文学生活很少有一潭死水的时候，总会出现新的流派，不断掀起波澜，引起论争。走了纪德，又来了加缪。
《安德烈·纪德与昂鲁什谈话录》是纪德时代的收官之作，展现了六十多年法国文学生活的状态，涉及众多流派与名家的趣闻逸事。可以说，《纪德谈话录》史无前例，开了这种形式的先河。一九四九年初录制，当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三十日，连续在法国电台播放。尤其是又做成精选版，出了《纪德谈话录》这本书，能让读者面对面，像看电视连续剧那样，观赏纪德最擅长表演的各种形态的生活。不妨想象，由我们替代采访者昂鲁什，也可以问问纪德。当然，我们只能在局部的场景，就自己熟读的作品中，提些问题。昂鲁什这个采访人非同小可，他是纪德的老朋友，采访之前做足了功课，将陈年老账都翻出来，有资格与纪德唱对手戏，可以说给采访人做出了典范。
成为大家，尤其纪德，成为他那个时代标杆式的人物，一般忌谈青年时期不成熟的作品。在昂鲁什的追问下，他才肯谈谈二十岁和二十一岁创作的《安德烈·瓦尔特手册》《安德烈·瓦尔特诗抄》（以下简称《手册》《诗抄》）。直到一九〇九年出版《窄门》为止，纪德的所有作品，包括《人间食粮》《背德者》等代表作，全是自费出书，可见他一开始，就是走的独创之路，短时间不会为人理解并接受。
《手册》和《诗抄》，是他不安的青春总结，还特意标明“遗作”，意味着他自诩的安德烈·瓦尔特在他心中已经死去。这是他心灵等于天使的悲喜剧阶段抒情之作，三十多年后他承认，只因“还不会写作”，他几乎全身心投入其中，这是他的著作中仅有的事例。
《手册》的创作就预示了三十多年后，他写《伪币制造者》的手法，同样的构思。昂鲁什就指出：“安德烈·瓦尔特本人，也在写小说，既是日记，又是小说意念的发展，搭配大量笔记，点明风格，以及这些文字与作家的关系。”
不仅如此，《手册》本文中还有这样一种独到见解，被昂鲁什摘录出来，实在让我这个过了两个不惑之年的译者万分惊讶：
“我认为，真理并无意做出结论；结论应该从故事本身脱颖而出，无须借助于曲折的情节来突显。事物从来就没有结论。恰恰是人要从事物中得出结论。”
纪德当场承认，他到了七十岁，也很有可能写出这种话，而早在二十岁时就写出来了。当然，可能会写得更巧妙些，更为明晰，更能夺人眼球。
真不知道纪德、加缪受到了什么特别的教育。二十来岁，初入写作之道，毫无经验，仅凭着满怀的激情，就能在处女作中表达出事物的本质来，或者终生都应守护的初衷。加缪对待处女作随笔集《反与正》，有过纪德对待《手册》类似的经历，说起来既有趣，又意味深长。加缪在他的《笔记》中写道：
“对我来说，我知道我的源泉就在《反与正》里，就在这穷困和阳光的世界中。我在这世界生活了很少时间，时时回忆它，我就能避免威胁任何艺术家的两种相反的危险，即怨恨与满足……然而，关于生活本身，我在《反与正》中谈得很笨拙，就知道说出来的那点东西。”
纪德和加缪对待自己的处女作，都采取了严厉的态度，具有保护性的措施：初版印数少，售罄不再加印，极力防止扩散。
加缪将《反与正》搁置起来的缘故，与纪德的考虑也大同小异。加缪后来承认，起步的作品不仅有些生涩，还不当暴露了他尤为心系的主题。直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次年，即一九五八年，加缪才郑重其事写了篇长序，再版了《反与正》，表明它的见证价值，同时，也让世人多少了解了些，他守护着的正艺术家的初衷，这种诚实的深度与难度。
纪德的处女作搁置的时间更久，到了一九三〇年再版时也写了篇序言，承认《安德烈·瓦尔特手册》写得很糟，给他带去苦恼。青年时期，有点文学修养的人，头一本总要写写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纪德也不例外，借安德烈·瓦尔特之名写他本人的所思所想。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还别有意图，作为爱情的表白，相当于一本情书，因为那个时期，他正热恋他的表姐。
然而，纪德创作《手册》期间，就逐渐觉出自己心理十分纠结，说起来确实有意思。单纯的青春，追求坦率纯洁，一起步反而呈现出双重性格：“如是的存在”和“自以为是的存在”。综观人生，看重自以为是的存在大有人在，结果因循坐误终生，铸成永远的遗憾。纪德把瓦尔特当成自我来描述，也越来越醒悟，两者差异太大，态度便有所变化，更喜爱真实的自我，即他想要成为的一个人。纪德以过来人的坦率，剖析了自身的嬗变：
“正是处于这种状态，要想真正发现实存的我，真诚、深刻存在的我，同时，也是我想要成为的那个我，我几乎不得已，必须对抗安德烈·瓦尔特时期的那个我，反其道而行之。就在《安德烈·瓦尔特手册》一书中，我对抗两件我认为可恨的事：一是声色，二是批评精神。我所痛恨的两件事，后来反而成为我极其重视的两个方面。那个时期，我认为最凶恶的敌人，莫过于声色和批评精神：这两样东西阻遏信念、信仰，以及不容折扣的一种纯洁。这是新教给予我的非常死板的教育，让我树立起这样修身的一种理想。”
以任何名义的死板教育，都会阻遏思想活跃的青春期成长，难以真正形成自己的信念和信仰。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模式，创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具体以法国而言，继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表现出同样革新的活力，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创建了法兰西学院；一批创新诗人，以龙萨和杜贝莱为代表的七星诗社，在规范书面法语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从拉伯雷（《巨人传》）的享乐主义，以及蒙田的怀疑主义中引发出来的人文精神，逐渐汇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成为人类现代社会的价值观。
这种人性解放，取代神性的价值观，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种标志，在各国认知虽然不尽相同，即使在那些发达国家，不同时期也受到严重干扰，但是作为传统教育的核心内容，始终是根深蒂固的。纪德青春时期的思想变化就是个鲜明的例证。
“是嘴馋救了我。”纪德如是说。这句不大规范的法语，与《红楼梦》中贾母说贾琏“是馋猫”，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显而易见，”纪德进一步解释，“正是那个时候，在我看来，馋嘴就意味性欲，当时我还没有读过柯尔律治这句十分惊人的话，他将性欲抬高到艺术家的一种主要品德。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的确是艺术家头等重要的一种因素。不过应当说，那时候我还不能算作艺术家。”
后来，纪德以《借题发挥》为题的文学专栏中写道：“性欲在我们这里，含义极其下流，以致您都不敢使用了。这是一种错误，必须纠正过来。要知道，柯尔律治谈起弥尔顿时，将性欲视为诗人三种品德的一种。”
这是一百二十多年前写的文学评论，纪德还要为人的性欲正名。看来，世间没有大胆的文人，连人之常情的欲望都忌谈了。
纪德随即度过了转变期，第二次诞生：安德烈·瓦尔特殚精竭虑而死，纪德跟死亡擦肩而过，离开了基督以及从前的一切，发现了生的乐趣，阳光、自由、全欲的生活……
无独有偶，加缪与纪德可谓殊途同归：加缪在他的处女作《反与正》里，破解了人必有一死的生之绝望，由生之绝望转为生之爱。他在大海中畅游之后，扑倒在沙滩上，浑身放松丢给这世界。他描述了自己的憬悟，在纪德为情欲正名五十年之后，又这样写道：
“所谓荣光的含义：无限爱的权利。在这世间，只有一种爱。紧紧搂抱一个女人体，这同样将上天降向大海的这种奇异快感，保留在自己身上。刚才我就意欲扑向一丛苦艾，让其芳香浸入我的肌体，而我则抛却一切偏见，意识到自己实践了一条真理，是太阳的真理，也将是我亡命的真理。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在这里确实赌上了性命：这一生命，具有灼热石头的气味，吸足了大海的叹息，以及此刻开始的蝉鸣。（《婚礼集》）”
爱、万物之美、生之快乐，加缪在随笔作品中，在他的一生里，完全融为一体，将自身短暂的一生，作为文学著作的生命。像纪德和加缪这样真正的艺术家，各以各的方式，投入“自然的大放纵”，都举办了同样的婚礼。
加缪赞赏一切美的物体无不欢腾，为各自天然美感到骄傲，他用一句话尽显其精神：“天地间逍遥着一种巨大的幸福。”因此，他赋予享乐的定义是全新的，是一种更高的诗意，更高尚的生活，是一种“清醒的陶醉”，绝非醉生梦死。
纪德提出“全欲”的观念，要把他的快乐推向极致，要“尝试各种各样的生存方式，尝试鱼类和植物的生存方式”。他认为，每种事物都是快乐的一个载体。纪德窒息了《安德烈·瓦尔德手册》，许多读者把《人间食粮》视为他的处女作。我们看到，他将快乐录成一行行文字，自然而然就成为写作，而这种写作，就称为感觉之歌，快乐之歌，生活之歌：
“自然万物都在追求，正是快乐促进草茎长高，芽苞抽叶，花蕾绽开。正是快乐安排花冠与阳光接吻，邀请一切存活的事物举行婚礼，让休眠的幼虫变成蛹，再让蛾子逃出蛹壳的囚笼。正是在快乐的指引下，万物都向往最大的安逸，更自觉地趋向进步……”
至于批评精神，纪德也是不由自主，在《安德烈·瓦尔特手册》的写作中，无意识就体现了出来。采访者慧眼如炬，看出纪德的创作手法，开始兼顾了两个方面：一是作品根据基本素材、情节自行发展，按照本体论的素材、以掉书袋的方式，任由其在他的头脑里随意发挥；另一方面，主人公安德烈·瓦尔特也在写小说。他写的日记，又是小说意念的发展，也就是说，这种日记完全脱离作品本身，而以对作品评论的方式，作为对等的批评，并且搭配大量笔记，着重点明风格，评价这些文字与作者的关系。简直就是《伪币制造者》的雏形。
由此可见，在法国，批评贯穿各个领域，形式多样化，可以说批评精神是法国文明现代化的一种基因，是法国人的一种特色。在社会场合，有谁一味颂扬，会惹人耻笑。他们经常发生论战，激烈起来真动刀动枪，闹起革命。像纪德、加缪等这样的艺术家，名副其实身经百战，多次搅动起整个社会。
纪德为人为文与做事，饱含着批评精神，仿佛丝毫不留情面，尤其不顾及个人利益。他的著作，大体上都是批评的书。掀起轩然大波的事件自不必说，这里举两个鲜为人知的事例。
纪德在创作《背德者》期间，花了大量时间阅读斯丹达尔的《自我回忆录》《亨利·布吕拉尔传》（即斯氏自传）。他在《日记》中说过，他吸收的恰恰不是营养，而是采用了这种表达方式：“这是我的乌贼骨。将乌贼骨放进鸟笼里，以利磨锋鸟喙。我要用来磨锋利笔尖。自不待言，斯丹达尔帮了我大忙。”——只因斯丹达尔这两部作品，好似批评的两把利刃。
纪德借助他人的作品磨砺自己：他为《隐修》和《空白杂志》写文学批评专栏文章。纪德谈起后来结集出版的两本文论，《借题发挥》与《借题发挥新编》，这样解析：
“这是一种敦请，要审查自己对他人依赖的依据，也是一次机会，质疑许多事情。为此我全力以赴。我借助别人的作品做这件事，而且，事实上，对我自己的作品，我也采用同样的批评方法。”
——是啊，什么都可以借题发挥，毫不顾惜，这样真刀真枪，不是假模假式，无论看自己还是看外界，就会更加心明眼亮。
另一个事例，则表露出在法国，再好的观念也会被党派小团体利用来，达到攻击信誉的目的：时而出现通过报纸杂志的围攻“运动”，也算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
纪德五十岁刚过，正在北非旅行，就得知有人要策划一场攻击他的运动。待他返回巴黎后，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给纪德寄去贝罗一篇文章的校样。那便是发端，打响了攻击的第一炮，文章即将刊登在一家名为《清煮蛋》的小型杂志上，要将纪德的作品拉到现实的前台，不是正常批评，只为肆意攻击。
纪德回忆说：“那些不相识的朋友好意通知，问我有何想法，他们时刻准备制止这种攻击，至少促使其和缓下来，或许能够遏止。我读了贝罗这篇文章，通篇大肆谩骂，当即的反应是我操最好用的笔，在文章末尾写了‘可以付印’，并且签上我的名字。”
纪德重新订阅《报刊文摘》连续四个月，收到的全是恶毒中伤，真好像是花钱收买的。文章的调子怪里怪气：“纪德先生甚至不代表一个文学流派，甚至不代表他发表文章的杂志。他的作品是本世纪理智与道德上，最该受惩罚的耻辱。”
不过在法国，总有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坚守精神领域。他们看不下去恶毒的攻击，便出于义愤，挺身而出。这次是大牌的文学批评家莱翁·都德，与纪德并无过往，却抛出一篇文章，登上明显敌视纪德的《法兰西行动报》。此举非同小可，都德的文章对纪德几乎大加赞赏，《法兰西行动报》不能拒绝刊登，在报社内部险些引起一片混乱与迷惑。
纪德身上突出体现的批评精神，也是纪德的生活准则：“做我们自己”，求异而不趋同。为此，他始终处于警觉状态，唯恐稍有疏忽就走入老路，落入陈规旧俗。要是一条创新的文学之路，坚决摈弃共同的规则，不写别人已写出或能写出的作品。他的文学创新也同他的生活一样，避开任何责任的路标，只靠好奇心，靠求知和创作的欲望来指引，在长满荆棘并完全陌生的地方踏出一条路，不怕迷失方向，在未知的路上每前进一步，每拐过一条弯道，就给生活添一个惊喜，也给创作添一分精彩。
我们读《纪德谈话录》，同样怀着好奇心，体味这种惊喜和精彩。其实，人生不管处于什么样荒诞的时期，只要有求异的好奇心，就会有惊喜和精彩的瞬间。譬如这会儿（二月十二日），忽然收到一条彩信，是广西北海诗人庞白发来的，他也是北海简居文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彩信图像为一本诗集的封面：《落进大海的雨》。我当即回复：“不知哪一点哪一片，润泽我的心田。”庞白曾是海员，回到陆地从文，处女作好像是《慈航》，风光一些的是自由体诗《唯独山川可以告诉》。汉语为文这个载体，是最为奇妙的语言，诗人探索新诗的表达方式；而我翻译法国文学经典作品，走在翻译小道上，也不愿辜负汉语的奇妙，总在寻觅新的表达方式，这才是乐趣所在，不管成效如何。我乘坐海船最远的航程，是从北海到涠洲岛，没有经一点点风雨，就不免胡思乱想，有所期待，至少庞白会寄来诗集：
“这便是未经海上风雨，也会有奇思妙想的冲动。想想看，落到我身上的雨，记得不记得的数不胜数，是从哪一片天上飘过来的，赶了多远的路浇到我头上，难说没有从海上飘来的云团。世事无非如此：实而非实，虚而非虚。”
上面这段话，只是《纪德谈话录》引起的感慨，惭愧过了知天命之年，才勉为其难，有了一点创新的念头。而纪德早在动笔写《手册》及其续篇《诗抄》，就不断地唤起独创的意念。他在《手册》中写道：
“阻碍我下笔疾书，哪怕是草草地写笔记的，正是激情的纷繁复杂，比起激情本身的千丝万缕来，更难理清。因为，果真有许多确定的事情要讲，那么我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然而，对外界最细微的感受，也能搅动起我身上复杂的系统，开始无休无止的震颤，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心灵里，彼此不断呼应——唤醒一些沉睡的、潜伏的意念，而这些意念又通过新的激情久久回响。”
稍后，纪德在《扫罗》剧作中，也写过类似的话：“我的价值寓于复杂之中。”后来纪德的著作表明，纷繁的构想爰其适归，分散到不同的人物身上。纪德这种，复杂天性的文学价值，化为纯属纪德式的各种典型人物，正是他创新写作方式的大胆尝试，旨在引导人从深层意义上去理解人性，而不像传统那样对号入座。
纪德和加缪各自所标榜的新古典主义，要在十九世纪雨果、巴尔扎克写尽人世沧桑，文学创作难以为继之后，各自为战，闯出新路，既出新，又保持传统的典雅风格。以我作为译者和读者双重身份的体会，他们的作品跟上了人类社会出现的新现实、新问题，又增加了人性的心理分析的分量。
值得分析的一个现象，纪德和加缪以不同的形式，推崇了斯丹达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这三位大家都强调并坚守人文精神，拓宽了心理分析的领域，显示出具有引领作用的预见性。为简短起见，以下各举一个事例。
采访者昂鲁什追问纪德，他心里折服陀思妥耶夫斯基，只为艺术的缘故，或者看重心理分析，还是能从陀氏的作品中，品味出真正具有预见性的特征。纪德无须思索就回答：
“是的，我觉得当时，对这种具有预见性特征相当敏感，不过老实说，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一点，而是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向我们表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很大程度上，堪称对深刻现实有一种洞见能力的作家。”
另一个事例，与纪德将斯丹达尔的两部传记当作乌贼骨，像磨尖利鸟喙那样磨锋利笔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加缪满怀激情，写下这样一段话，想象他所期待的理想作品诞生的情景：
“斯丹达尔有一天就惊呼：‘真的，我的灵魂是一团火，不燃烧就痛苦。’在这方面类似斯丹达尔的人，想必就是在这种燃烧中进行创作。在燃烧最旺的时刻，呼喊直冲出来，化为文字，一波又一波，往四面八方传播这喊声。”
加缪的作品，正是用燃烧的生命炼成的。
新古典主义的特点，就是奉古希腊文化为典范，不断汲取法兰西精神，及其狭义学院完成古典精神源头的价值观。纪德不止一次表达这种观点，他认为，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法兰西精神，法兰西文化，不能由已经发过言的人代表了。再由他们代言是极大的谬误，必须接受新的价值观。
这就是由纪德，以及紧随其后的加缪等人的著作所体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意义重大，表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会中断，并不像有人预言的那样，在雨果、巴尔扎克之后，法国作家再也写不出有价值的作品了。在波德莱尔、普鲁斯特之后，又出现同样的论调，无视纪德在文学创新方面的成果。
显而易见，人类社会基于既有的矛盾和权益之争，永远也不会停顿，无论变好还是变坏，总归要出现新问题，以及与问题相关的思潮。这便是产生新文学的土壤。
不过，但凡作家，总难免当事者迷的窘境。因此，纪德承认：“太不了解自己了！摸不清将来自己会成为什么人，也拿不准自己想做个什么人！只感到自己前途无量，没有什么不可为的事！”真好像有力无处使。他……不予他好评的鲁道夫·卡斯奈尔表示：“迄今为止，每部作品包括我都特别糟：一旦完稿，我就无孔不出往外逃。然而，无论怎么厌恶自己的局限性，也总得安于自己的形象……”
采访者却无孔不入，接口对纪德说：“龚古尔兄弟有句话，似乎击中了您的思想要害，‘有些人激情四射，或者生活在躁急中，一味穷折腾，过度耕费精力，势必写不出东西来，他们的生命力已经枯竭’。……您也许走上了歧路……”冒风险，想要在《人间食粮》所表达的全欲的意愿，同写作的意愿捆绑在一起，不是一部接一部构想，而是构想全部作品，会不会一败涂地呢？
纪德回答得很轻巧，正是从他这种“游移不定”，甚至从“不知所措”的状态中，产生出多部作品，一连几年创作大丰收，计有《帕吕德》《人间食粮》《没有缚住的普罗米修斯》，以及剧作《康都尔王》和《扫罗》。直到一九〇二年自费出版《背德者》，进入成熟期的第一部杰作，初版才印了三百册。《人间食粮》是前车之鉴：十八年间，仅售出一千六百册，连小众作者都算不上，哪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却成为“不安的一代人”的《圣经》了。
纪德的作品，同时代人不理解，包括他那些著名诗人朋友，就好像是为下一代人创作的，能说现实的失败，恰恰表明具有深度的预见性吗？不管怎样，纪德经历了一段深度心灰意冷的时期。
昂鲁什从纪德的《日记》中，发掘出他内心的一种深度自信。一般来说，这几种深度相撞击，需要多么坚韧的意志才承受得了。应当说，纪德怀着几分自豪，这样写道：“在我的灵与肉的骨子里，具备成为伟人并阻止我成为伟人的全部潜质。”
昂鲁什感叹，这句话迸发出来的自负与自信心，历数从古至今的任何作家笔下，都没有确立得如此明目张胆。
纪德回应：“您真让我无地自容！不过，这句话，我并不后悔写出来。我认为下笔那时候，是完全坦率的。”
纪德在口头和笔下，不知讲出多少再提起来就不好意思的率性话语，而且讲过便置于脑后，遇事又有新的由衷之言。这是《谈话录》中值得格外注目的观赏点，因为在我们生活中难得听到。
“伟人”“伟大”，在法语是一个词，依我的体会，在概念上有所差异。法语用得更泛些，偏重人格方面。汉语不会轻易使用，用起来偏重地位和体量，泛用则习惯性去掉“伟”字。如《谈话录》中列举的“伟大”，我们理解为“大”（诗人）就可以了。
作为采访人，昂鲁什做足了功课，他要从根儿上破解那些堪称伟人的诗人，不顾多年交往的情分，与纪德决裂。他提醒说，纪德在没有读过尼采的著作时写的《人间食粮》中，有句著名的格言：“尽可能确保人性，这就是好格言。”于是他推论：“按说伟人，不正是应该确保人性的人吗？”
纪德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相信能找出伟人的许多事例：他们所以成为伟人，恰恰相反，总是压缩对他人，通常对人的理解。”
“压缩”这种字眼，用在“对人的理解”上，而且是针对所谓“伟人”，语气相当重了。昂鲁什附和纪德的说法，还要一针见血地指出：克洛岱尔（大诗人）很可能就是这样，几乎始终拒不倾听人类的一些诉求，才达到他真正的体量。
看来，纪德对此早有定见，尤其是对这类人的一种定见：“是的，我认为这样讲完全正确，再怎么挑选，他也是个极佳的事例，表明一个‘伟人’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尽可能拒绝确保人性。”
并非孤例，纪德随即又举出另一个大诗人的事例：弗朗西斯·雅姆。雅姆和克洛岱尔，在同纪德的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有一定代表性，那就是求同排异。排斥异己，恐怕是伟人的通病，这种骨子里的东西，已成为伟人的天性，即排他性，必须独大；而求同，也无非争取拥趸，壮大自己的声威。
纪德坦率地指出：“在许多人的头脑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其中最典型的，我想莫过于弗朗西斯·雅姆。他们在别人身上，在别人的文学著作中，专门寻求与他们类似的思想。……我则不然，几乎可以说，越是不同于我的作家，我越是喜爱，越研究也越能充实我本人。”
求异并充实自己，类似我们的老话：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道理很简单，真正做起来却很难。正如与纪德交往多年的一些作家朋友，受求同排异的思想控制，总不免故步自封，理解不了纪德所写出的前所未有的作品，无视其文学创新的价值。雅姆不理解《背德者》，克洛岱尔误解《窄门》，瓦莱里写不出关于纪德的一篇文章。这些聪明人，无不反被求同排异的聪明所误。
纪德求异图新，并不局限于写作，须知写作只是他生命的一种体验，揭示人性的奥秘。他的几位诗人朋友，连他进入成熟期的成熟杰作（《背德者》和《窄门》）都不理解，正是他们压缩对人理解的一种必然后果。他们白白跟纪德交往了那么多年，始终看不透纪德生活的无限取向，遵循生活的唯一蹊径就是创造人物，务求写活可能的生活，而不是再现真实的生活。
我们看一看，另一些人同纪德的交往，无论是瞬间的神会，还是终生的友谊。
昂鲁什问起，纪德与阿波利奈尔交往的情况。阿波利奈尔（1880—1918）非同小可，被人推崇为二十世纪初唯一的大诗人，他是所有先锋派的歌手，是一茬创新的艺术流派，如超现实主义等的先导，捧红了如毕加索等一批立体主义画家。他比纪德小十一岁，彼此却相互敬重，心有灵犀。纪德讲起堪称佳话的相识情景：
“嗯！我不只是敬重。阿波利奈尔一旦来了兴致，走笔就是出色的东西。我可以给您讲讲，我同他是怎么相识的，要知道，这件事说起来相当有趣。当时，我们二人不约而同，都出席了为保尔·亚当（文化名人）举办的宴会。大餐桌呈巨大的马蹄形，坐了五六十位客人。我与阿波利奈尔素不相识，座位又不是面对面。然而，有人讲话的时候，尤其保尔·亚当本人讲话了，我们二人得以交换眼神，彼此心照不宣。”
大家明白，那种会意的眼神，哪怕素不相识，也能一见如故，胜过千言万语。那种嘲讽的眼神，是无聊集会的一种奇观，十分微妙，昂鲁什称之为“最高明的诙谐”。可以说，那是两颗慧心刹那间的交流，比讲出来的话更真实。这就是为什么，纪德与阿波利奈尔那么短期的交往（阿波利奈尔不幸被欧洲流感夺走性命），“总怀着极大的乐趣”。相比之下，每次同瓦雷里见面，纪德要花近十天工夫，才能缓过那口气。纪德也心知肚明，好多人捧阿波利奈尔，旨在贬低瓦雷里。
说来也怪，罗曼·罗兰和安德烈这两个等量齐观的人物，在国内始终未能交往，似乎全端着架子，也许是由于一个过节。纪德写过评论文章，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文学质量，持有重大的保留态度。他也承认非常严厉，但是观点公正不公正呢？如若觉得不公正，他就不会写出来了。罗曼·罗兰的某些作品，尤其《贝多芬传》，写得非常好，纪德饶有兴致拿起来重读。
这二位在巴黎没机会谋面，倒是在瑞士相见了。这次纪德采取主动，要当面向罗曼·罗兰澄清一个小小的误会：事情虽小，但是很烦人，在信中又不好解释，因而纪德坚持跟他直接谈谈。
纪德去拜会罗曼·罗兰，双方谈话不但友好，而且还相当热情。这就是伟人的胸襟气度，事情讲在当面，不攻自破心中的怪怨。
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一个人决策出现重大失误怎么办？纪德也给我们做出了示范。谈起四十年前的那次决策失误，纪德还像当初修正弥补过错那样，坦率地谈了他同普鲁斯特的交往。
纪德和普鲁斯特早年间，约一八九五年前后，在上流社会沙龙聚会上碰过面，彼此给对方的印象，纯粹阔少，是赶时髦的雅士。当然，那是虚假的表象。二人最初还通过几封信，还是泛泛之交。
一九〇二年，《新法兰西评论》杂志由纪德及其一班人组建创刊，刊登了纪德的多篇文章。此后，许多重要作家刚出道时，往往将处女作投给这家杂志。两年后，杂志社创办自家的出版社，首任社长就是加斯东·伽利玛，这便是逐渐发展成为法国最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的由来。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处女作，《追忆似水年华》第一篇的手稿，就投给了这家杂志。
厚厚的手稿，本来就够厚的，越来越厚——《在斯万家那边》的手稿，被《新法兰西评论》退回去了。纪德承认：
“主要是我的错，让·施伦贝格也有错。这部手稿拿在手上，匆忙看了几眼，仅仅读了几句话，我就想起在贝涅尔夫人的沙龙里所见到的社交人物，而在众多的素材中，这正是《新法兰西评论》最要排斥的内容。换言之，我在普鲁斯特的身上，看出阿纳托尔·法朗士的崇拜者——我看作敌人了。我是彻头彻尾看走了眼。时过不久，我就公开承认错误，马塞尔·普鲁斯特与我的通信足以证明这一点。我对我们先前拒稿的决定惊诧不已，也亏得普鲁斯特为人宽厚，就当没有发生这件事似的。我们随即就与普鲁斯特修好，开启了我们之间十分密切、非常友好的关系。”
纪德给予普鲁斯特极高的评价，认为在巴尔扎克之后，很难再写出什么来，但是普鲁斯特做到了，拿出完全不同的作品；《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巨著，“史无前例，独一无二”。强调他最初对普鲁斯特的判断，“竟然是那么荒谬”。
纪德对自己过失的判词，也是毫不留情面。他还欣然提到，新近受一本小书激发起兴趣，几乎是偶然的，他重又捧起普鲁斯特的作品：“这部巨著确令人赞叹。这次最后接触，从十来天之前开始，真是妙不可言。”
昂鲁什提到前不久，一位共同的朋友讲了一句出人意料的话：“噢，纪德，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曾嫉妒普鲁斯特。”对此纪德加力用了“荒谬”的判词：
哎！说这种话，十足荒谬。亲爱的朋友，您很了解我；希望您能证明，在我心中，从来就没有嫉妒过任何人。我甚至总是万分警惕这种心理，而且我总认为想要独步文坛，自以为做得到，是多么荒谬的想法。正因为如此，今天我无比厌恶苏亚雷斯和邦达那种人的态度。我完全是‘七星诗社’那些诗人、浪漫派那些诗人的禀性。我有非常高度的团队感，嫉妒心理比任何情感，都与我的天性格格不入。
朋友间总难免小人之心。殊不知写作就是生活方式，纪德天性何等复杂，性情何等活跃，直到晚年也没有安分过，他怎么能嫉妒重病缠身的普鲁斯特，羡慕朝不保夕，专靠追忆写作的生活方式呢？纪德和普鲁斯特彼此赞赏，相互敬重，这是文坛的一段佳话，随小人之心怎么想去。
纪德比普鲁斯特仅大两岁，可以说心相近而形相远。心相近因为心相仪，而形相远则由于习相异。二人都有文学天赋，但是各走各的文学之路，尤其都走出独一无二的路径。二人各追各的猎物，绝无眼红嫉妒之理。普鲁斯特是个夜猫子，从午夜开始接待客人。他给纪德写便条发出邀请：“凌晨一点，我派一辆汽车接您，什么时候想走就送您回去。”不行，不能赴约，这是纪德在生理上办不到的一件事。二人殊途同归，毕生经历都化为耐读的作品。
心相近而形亦相近，则另有其人，这便是罗杰·马尔丹·杜·加尔（1881-1958）。杜·加尔比纪德小十二岁，出道较晚，但是文学创作的生活很活跃，创作了好几种通俗剧，有的搬上了舞台。他的第二部小说《约翰·巴鲁瓦》，正巧刊登在《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从而开启了与纪德的密切交往，颇有忘年知交的意味。
一九一三年，纪德收到杂志社寄来的《约翰·巴鲁瓦》的文稿，请他审阅定夺。《约翰·巴鲁瓦》是对话体小说，生动地表现了一战前人们的精神状态。这种写实小说不会看走眼。纪德当即给让·施伦贝格回了封便函：“写出这种稿子者，可能不是一位艺术家，但是个朝气蓬勃的家伙。”纪德还给伽利玛发了封电报：“最出色的文稿，应立即出版。”
纪德一眼就看准了，马尔丹·杜·加尔是个聪敏而正直的青年，朝气蓬勃而又特别通情达理，于是就渴望同他建立起关系，常去看他。最初几次晤面，马尔丹·杜·加尔就老实相告：
“当心，您要失望的，您很快就能摸清我的老底。”
一个老实厚道，一个知人善交，双方就能撞出智慧的火花。繁丰与纯朴，彼此也能体现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交往中安知尺不能补其短，寸不能延其长，双方都受益匪浅？
纪德深知这种道理，丝毫也不嫌马尔丹·杜·加尔青嫩底子薄，底子厚的人他早有领教。他说出了心里话：
“其实不然。我还与他继续交往，而且这种关系，能最大限度让双方都受益。有些文人——这些人的典型，就是弗朗西斯·雅姆——他们总寻求与他们类似的人。可以肯定，我不这样交人：我们正是通过差异，达到互教互学的效果。”
说起来很有趣，一战之后，纪德、马尔丹·杜·加尔都有重头的创作意念。纪德肯花六年时间，着意创作他所说的真正小说：《伪币制造者》。马尔丹·杜·加尔要写出他的长河小说《蒂博一家》（七卷及尾声），必须投入更长的时间。这里插一句：杜·加尔不仅是个“朝气蓬勃的家伙”，还是个幸运的家伙，他的长河小说刚出第六卷，还有两卷待续，一九三七年，他就捷足先登，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比纪德早十年。由此可见，写实的作品，最容易得到受众和授奖的青睐。而纪德的书，都是前所未见耐读之作：每部书都是新路数，无可借鉴，不可能一下子摸清楚。作者创新花的工夫，读者自当耐心读，攻读之下，必能获取相应的乐趣，功到自然明的喜悦。
纪德和马尔丹·杜·加尔的关系，在双方创作进入关键年头密切起来，按照纪德的说法，“变得对我们双方都极为重要了”。
昂鲁什不免质疑，像马尔丹·杜·加尔那样一个人，在纪德创作《伪币制造者》的过程中，对他真有教益吗？
纪德给予这种关系的评价，要胜过他与任何别的朋友，不是因为马尔丹·杜·加尔更高明，而是完全真诚，面对名气大的年长者，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纪德举例说，爱德华在他的日记中，谈论他要写一本书，就是《伪币制造者》，马尔丹·杜·加尔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矫揉造作”，他说：“您只管描述情节就是了。”再如，有的内容取自传说，引入小说里或许失慎，例如，出现一个天使，马尔丹·杜·加尔非常反感，极力反对这种手法。纪德说：
“因而确切地说，谈不上施加影响，只求一种争论的乐趣。有时候离题很远，引申下去，仿佛一种对话，数年没有间断。现在终于中止，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太忙了。不过，这么多年，我们保持通信关系，我认为这些书信还有点意思——恰恰是因为信中畅谈了写作技巧的问题。”
纪德和马尔丹·杜·加尔不求谁说服谁，只求一种争论的乐趣。写作者的最大乐趣，无非是开阔视野，打通思路。在我看来，纪德乐此不疲，就像对待斯丹达尔的《自我回忆录》等作品那样，把他同马尔丹·杜·加尔的争论，也当作磨砺思维的“乌贼骨”。
纪德比较马尔丹·杜·加尔，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差异都太大了。而两个人的终生友谊，正是建立在这种差异的基础之上。二人在争论中互教互学，谈不上谁为谁师，只在乎在探讨的路上竞相带跑。
二人友谊的例证，纪德将他后来所称的“唯一的小说”，题赠给了罗杰·马尔丹·杜·加尔——二人的通信充分证实，《蒂博一家》的作者与《伪币制造者》的作者，关于体裁问题进行长期争论，而这两部作品同其作者一样，相互间的差异不可能再大了（参照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对比）。在交锋中，双方的构思都更加充实了。纪德采取跨越式创作手法，摈弃了他先前那些叙述文和傻剧等“专题著作”，虚构一个庞大的布局，人物众多，各种头绪的情节错综复杂，其间活跃着五花八门的道德观念和美学观点，相互对立，并彼此较量。在这部书的中心，一个名叫爱德华的小说家，坚持写他的“日记”（《爱德华日记》，约占小说的三分之一篇幅），同时，还在创造（试图创作，终究未能完成）一部小说，即《伪币制造者》，没有主题，因为他想包罗万象，“我所见所闻，别人的生活和我的生活让我了解的一切”……然而，书的主题恰恰是，现实向他提供的东西与他想写的内容之间的博弈，现实向他呈现的事实与理想现实的博弈。
出人意料的是，《伪币制造者》的真正作者，完成了这本书，也进入了这部小说，适时品评他的这些人物。纪德不像马尔丹·杜·加尔那样，承继从巴尔扎克到罗曼·罗兰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他的这部小说特点，是要写活可能的生活，而不是再现真实的生活。诚如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所言：“《伪币制造者》，小说一镜子，会永无休止地生成与化解，是当代叙述艺术最大胆的倾向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场所。”
《伪币制造者》何止是耐读的书，还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书，一部随着读者的兴致而变，带人进入幻境的作品。
纪德与马尔丹·杜·加尔的友谊，还有一段感人的结幕。
一九五一年一月，八十二岁的纪德还想重游摩洛哥，不料患上肺炎，于二月十九日在巴黎去世。纪德生命垂危期间，马尔丹·杜·加尔就守在身边，后来还发表了《关于纪德的笔记》。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应该心领神会，无限感激他（纪德）善终，死而无憾。”
“死而无憾”，这一定是纪德弥留期间，特别向他这位挚友表达的最后意向。
纪德始终在路上。一九四八年，纪德在塞纳-瓦兹省（当年旧称），购置一套房地产，取名“中途”，意味深长。他早就给自己定了位：“我的心灵是开在十字路口的客栈。”心灵的客栈，精神的客栈，这就是连他自己都难以确定缘起的初衷了。“这种初衷，他在收官之作的《忒修斯》中，更加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
纪德年近八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并不把这一迟来荣誉当作终身成就奖，按说，到了这把年纪，就该收摊儿，回顾已往，料理一下后事了。然而，他一如既往，见异思迁，依旧往前赶，他的追求没有终点。
一九二五年，《伪币制造者》大功告成，纪德对公共利益和人类命运，越来越关注。他同马克·陈莱格雷去非洲，历时将近一年，考察了刚果和乍得，回国后立即撰文，猛烈抨击殖民制度和特许大公司的掠夺。他还抓紧写出文学性极强的两部游记：《刚果之行》与《乍得归来》。
这标志纪德的著作，开始偏离探讨人性的纯文学之路，有了明显的倾向性。整整一个时代，但凡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目光都移向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俄国，以为终于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他们还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差异，就急于表明态度。纪德也寄予极大的希望，他不仅认真读起《资本论》，还频频与共产党知名人士一起活动，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文颂扬。
无论做什么，纪德总要投入无与伦比的热情。我们记得，纪德最赞赏的三位作家：易卜生、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要让易卜生上场了。
纪德在对共产主义满腔热忱期间，写了一部五幕大型剧本《罗贝尔》，又名《公共利益》。他承认，任何一部作品都没有如此难产，花了六年时间，相当于他创作《伪币制造者》所花的功夫，却成为失败的作品，赌大发了，如何收场呢？
已经译成俄语，是高手所为，在莫斯科加紧排练。纪德话锋一转：
“就在这节骨眼儿上，我的书《访苏归来》发表了，这一切便戛然而止，自然而然，一切都草草收场了。而且，我也意识到，剧本写得很糟糕。我审阅一番，是否有可取之处，用以改写一部性格喜剧。然而，处处是关卡，六年间，完全阻断了我的写作激情。每每我想要别开生面，盘踞在内心深处的新教老底子，新教的良心就警告我：这是怯懦的表现……”
纪德在修改过程中，力图删除倾向性，改成不折不扣的性格喜剧，然而剧情总留有原初倾向的阴影。修订的本子朗诵给两位戏剧大咖，儒维和雷诺阿，谁都不肯接手，也没有一个朋友说好话，劝他别再固执己见了。
纯粹鸡肋式的作品，纪德还不肯放手，认为这样一个剧本，成功的概率完全取决于演技的优劣。儒维连连摇头，非常严肃地注视纪德，讲了一句话，让他永难忘怀：“莫非您瞧不起戏剧？”纪德不得不承认：“我赌大发了。”
昂鲁什不完全理解儒维的这句话，请纪德解释一下。
纪德解读得非常到位：“无非是要做事情，还得动用如此重大的手段，如果这件事是一本书，那您就不敢动笔写出来。”
“莫非您瞧不起戏剧？”，这句诘问的话，的确鞭辟入里。岂止戏剧，小说、诗歌、散文、文论，哪一种创作，如同任何一种事业，都不能随意处置：过多动用手段做一件事，必然得不偿失，一起步就走向误区，越走越背离初衷，贻笑历史。
我们这里不是说纪德耍大牌，这不是他的性情。但是他我行我素惯了，而且他自辟蹊径，一路过来，坚持己见，往往做得对，真正得力于天性和初衷，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内心的激情始终不减。然而一旦背离了艺术的初衷，有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倾向性，前半生有成就的作家，哪怕已经成为大家，就再也创作不出真正的艺术品了。与纪德交往的几位著名诗人，如克洛岱尔和雅姆，他们的早期诗作引起纪德的兴趣，后来的作品就看不上眼，远远比不上兰波、阿波利奈尔、普鲁斯特的作品那样经久耐读。
就纪德六年的苦心经营的《公共利益》而言，徒然心仪易卜生的剧作，不能同日而语，就因为社会与政治倾向性阻断了激情：艺术家没有了创作的激情，就等于丧失灵魂，再怎么炉火纯青的技艺，也扭转不了艺术的乾坤。现在我明白了，纵观我国的文学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文化精英，后半生谁都没有写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即世代耐读的作品：没有了激情，这是一个时代整体的命运。
像纪德、加缪这样的艺术家，释放的激情体现为自由。加缪在七十多年前就写道：“今天，凡是为自由而战的人，最终都是为美而战……可我们的时代很会装相，一味不闻不问，尤其还僵化起来，专等着确立了绝对并建立王国，臆想在耗尽这个世界之前改变其面貌，还未认识清楚就要安排这个世界的秩序。我们的时代，不管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却实实在在将这个世界变成沙漠。”
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了几代文学家和艺术家。在二三十年代的法国，这种思潮成为主流，吸引了有才华的作家，诸如巴比塞、瓦扬·古久里、罗曼·罗兰、路易·阿拉贡等，以及萨特、加缪。以致纪德这个向来不问政治的人，也“整装进入社会与政治领域，闯荡一阵之后，又回到自己的某件作品中，伴随完全属于个人的题材”（昂鲁什语）。于是，纪德又如鱼得水，写出了剧本《俄狄浦斯》。
纪德在社会与政治领域闯荡数年，时间不短，一九三六年达到顶峰，可是出了一本讲真话（良心未泯）的小册子《访苏归来》，不像罗曼·罗兰处理自己的《日记》那样冷藏起来，待作者去世五十年后方可披露，而是急于发表，结果捅了马蜂窝，被蜂群蜇伤，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纪德就是纪德，不同于那些政治上的投机者，他仍旧写他的书，出他的书，仍旧悠然自得其乐，回归他那天性至上的生活。
《俄狄浦斯》，继《康都尔王》《扫罗》之后，是纪德第三部有分量的剧作。纪德同所有文学大家一样，重视戏剧创作，他还把《梵蒂冈地窖》、卡夫卡小说《诉讼》改编成剧本，搬上巴黎的舞台。一九四八年，他八卷本《戏剧全集》出齐。
可以说，纪德也是以戏剧的演出谢幕的。在他离开人间之前两个月零几天，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三日，纪德改编的滑稽剧《梵蒂冈地窖》，在法兰西喜剧院首演，法国第四共和国首任总统奥里奥尔出席捧场。
中译本新编选《纪德文集》，增量到十卷，戏剧卷精选五种剧本，全是新译，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我说“读者”，欧洲文化界的传统，戏剧既为演出，也为阅读而创作。西方所有的文人，走上文学道路之初，无不熟读希腊古典悲剧，莎士比亚戏剧。可以说，阅读古典戏剧作品，是从文者必修课。事实上，诗歌与戏剧作品，奠定了西方古典文学的基础。
法国继文艺复兴时期，十七世纪以古典主义为标志，出现了高乃依、拉辛的悲剧，以及莫里哀的喜剧三大家，连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七星诗社诗人的抒情诗歌、拉伯雷《巨人传》体现人性化的快乐文学，构成了法国的文学传统，再加上古希腊罗马神话与文脉，就确保了法兰西这个民族文学文化，几个世纪不间断蓬勃发展至今，每个世纪都产生有世界影响的大师，真值得借鉴。
纪德、加缪在文学创作中所倡导的新古典主义，无论在观念和手法上有多大创新，却始终走在这种优良传统的大道上，旨在弘扬人性自由、幸福快乐的人生。
纪德在发掘写作的素材方面，总抱着强烈的渴望，什么都不放弃。尤其有些神话传说，实在妙不可言，无论基督教的《圣经》，还是希腊神话，都可以拿来借鉴。纪德发掘的手法，既新奇又富有深意，扩充了所采用的神话本体。例如，纪德陪着那喀索斯，仿佛演双簧，他插一段耶稣的传说，来渲染这则神话的做法，完全别出心裁，将基督点化为一个神话人物的形象。
同样，纪德《戏剧卷》这五种剧本，除了《梵蒂冈地窖》改编自小说外，其余四种全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乃至古典悲剧。可以说，纪德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就取材于神话寓言。
然而，纪德并不是照搬过来，那就毫无意趣了。纪德思想回归，但并不是像原先那样，构思作品时，仅仅将这类题材纳入自创的故事中，而是另寻妙法，给这些题材找到立足之地，写进读者耳熟能详的历史传说中。
这种创作方法更富趣味性，给予旧貌换新颜的诠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演义，最大限度地展现神话故事的丰富内涵。他成功地重新塑造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俄狄浦斯与忒修斯。
俄狄浦斯是索福克靳斯悲剧中的主角，他反抗神灵，反抗命运，最终屈服于命运，挖瞎了双眼。纪德笔下的俄狄浦斯，则是“自为自强”的人，他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幸福是建立在谎言之上，建立在容忍谎言的无知之上，就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了解他身世之谜，要了解前国王丧命的真相，迫使他妻子内心深处的一种冲动：他大体上发觉，眼下幸福现状阻碍他进取了。纪德特别看重有进取心的人物，只是这一点开拓得还不够，到了忒修斯就补足了。
但是，纪德重新阐释了俄狄浦斯的光明，而且极为独特，可以说精彩绝伦。从此，俄狄浦斯爱讲这句话：“黑暗哟，我的光明！”
在纪德的笔下，俄狄浦斯的失明，就不单单是意外事故，不单单是自罚赎罪了，而是双目失明后，却发现另一种光明，因而朗声讲出来：“黑暗哟，我的光明！”于是，纪德的一些精妙的见解，就借俄狄浦斯的口讲出来。纪德如是说明：“这些神秘的思想，并不是我的，但我非常看重。”这种说法，又牵扯出一段思想上的渊源。
那段经历，对纪德的意义确实非凡。二战期间，纪德因主张抗敌的态度，被迫流离失所，战乱期间投靠朋友，有一段时间客居非斯，接触到醉心于东方思想的人，即德国最有独到见解的东方文化著名学者，勒内·盖农（1886—1951）的信徒们。纪德记述写道：
“假如青年时代，我就遇到了这些人，那么我会成为什么样子呢？现在，为时太晚了……我死死地把住自己的局限性不放，全力抵制整个教育为我圈定的轮廓消失。我从阅读（盖农的作品）中，获取最明晰的教益，就是更为清楚明确地感到，自身成长的偶然性。”
这话讲得很明白，每人成长定型所拘囿的局限性，必然同所受的整个教育分不开。因此，纪德坦然承认：“我是个多么纯粹的西方人。”换言之，设使当初，他所受的整个教育是东方式的，那他未尝不是个纯粹的东方人，罩在整个东方教育为他圈定的轮廓里。每种教育都有局限性，个人还有自学成才的必然性。
不过，依我之见，纪德虽说全力抵制，似乎唯恐整个教育为他成长所圈定的轮廓消失，未必真那么担心。二战将西方文明和世界拖进全面危机中，纪德身为纯粹西方人的艺术家，自然要为西方精神焦虑。其实，战局无论怎样演变，政权无论怎样更迭，传统教育总能随着社会重建而复苏，起着西方航船压舱石的作用。在大变动中的稳定性，组成西方社会的其他任何要素，都难以同传统教育相比拟。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传统教育负面局限性就微不足道了。传统教育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但是战火烧不尽，仍能春风吹又生。当然，欧洲传统教育，在一定时期，也遭受过灭顶之灾，那就是法西斯或专政统治时期，用政治强行取代传统教育精神。不过，那种破坏性，虽然堪称灭顶，却改变不了传统教育的基因。事实证明，传统教育有修复再造的功能，因为这关乎人类文明的传承。
故而，纪德于一九四五年还在流亡期间，写成了收官之作——中篇小说《忒修斯》。正是客居非斯时，他阅读了盖农的作品之后，深刻意识到东西方思想的差异，才将这装在头脑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意念翻出来，一气呵成，塑造出俄狄浦斯的一个对立面，忒修斯的鲜明形象，是否作为西方精神的特别代表呢？
昂鲁什查阅了纪德的《日记》，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纪德说很难回答，承认这种念头雄心好大。昂鲁什则避开雄心，单就西方精神的代表人物而言，称《忒修斯》写得很成功。
纪德毕竟年事已高，创作的头绪繁杂，难以再理清。昂鲁什作为长期交往、知根知底的朋友，在这次采访过程中，以其查阅细致、感觉敏锐的功夫，事先梳理得井井有条，成为纪德真正的谈话对象。他唤醒纪德沉睡已久的记忆，着实体现出专业和敬业的精神，往往抛出一条线索，就牵引出许多往事供探讨研究。他确实抓住了纪德天性中的一个特点，曾在《如果种子不死》中自道：
“我是个对话的人，我心中的一切，无不是争论，相互驳斥。回忆录向来只有五分坦率，再怎么求真也不行，一切总是越讲越复杂，终有难言之隐。或许在小说中，甚至更接近真相。”
纪德的这段话看似很简单，但讲出了人心思的常态，认识事物通常的方法：事情总是越辨越明，或者越辩越明。个人遇事，要不断分辨方可认知认可；多人则需多辩讨论，才能达成共识。
然而，纪德一人身上，就体现出这两种真实，这在艺术上意义非凡。只要是对话，就会产生信息差，争论更会激发有意义的出格，就可能发现暗合的规律，乃至超时空的纠缠，从而接受不同的形式。总之，这是艺术化的思维，具备程度不同的挑战性——不是唱独角戏，而是演一台戏，这正是纪德的拿手好戏。
纪德果然要给人以极大的期待，渴望组织一场风云际会，安排神话中最典型的几个主人公，相聚在一个故事中。
这种创作的意念，线索又让昂鲁什搜寻出来，他发现纪德在《日记》中，于一九三二年就有这样一段记录：“我想写一篇《代达罗斯（迷宫建筑师）和伊若洛斯（代达罗斯之子）》——或许可以成为《忒修斯》的一章。”在昂鲁什的追问下，纪德也不得不承认，真不能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两方思想的特征，或者西方人的特征，在什么方面与东方存在深刻的差异。但是显而易见，忒修斯是他的代言人，也通过俄狄浦斯之口，讲出一些精妙的见解。
纪德马上就借题发挥，讲出艺术化思维的道道：“希腊所有神话故事，如果单纯视为偶然发生，并非有意为之，那就几乎全然丧失其意趣了；反之，一旦将其化为有意而任性的行为，就会突然具有异乎寻常的深意了。譬如说，忒修斯就是这样：他驶近故乡海岸，忘了拉起白帆报平安，至少没有放下船上的黑帆。这就是说，他果真有意换上黑帆，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
纪德所举的例子恰好证明，他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思路，重新诠释希腊神话，但是丝毫也不歪曲神话。如果将偶然而无意识的事件，变成有意主动的行为，便赋予全新的意思：忒修斯就犯了弑父之罪。
按说，船上一直挂着黑帆，这并不意味着老国王埃勾斯非跳海自杀不可。可见，怎么处理都行，但是，要让忒修斯身负罪名，激励他的进取心。因为，纪德偏爱进取心强的人物，也就特意安排忒修斯与俄狄浦斯终场对质。
《谈话录》中提到的神话人物的风云际会，正是忒修斯冒险之旅一路带出来的。纪德似乎顺笔赋予每个人物的身世一种新意，而且大多由聪明绝伦的克里特迷宫的建造者，代达罗斯转述出来：
伊卡洛斯有神秘主义倾向，他认为大地上的路全堵死，别无出路，只好上天了。他短暂的一生，生前乃至死后，体现了人类不安、探索诗意的飞升形象。他一直寻找生存的理由，如果不是奔向神，从人出发，如何能达到？如果从神出发，又如何达到人自身？“然而，一如神造就我这样，难道神不是人创造的吗？我的思想就是要停留在道路交叉口，停留在这个交叉点的中心。”
同样的缘故，要不断推那不断滚的巨石，也达不到山顶，那正是他当科林斯国王劳神忧心的巨石：地狱中没有别种惩罚，只是周而复始去做生前未完成的行为。
代达罗斯的目光，具有洞察现实与未知的本领，他告诫忒修斯：
“人类不同于动物、个人。独自一个都有其重要性。弥诺斯（克里特王）就是这样，他在克诺索斯的生活方式，从现在起就为他任地狱判官做准备。帕西淮、阿里阿德涅（弥诺斯的两个女儿）也都很典型，任由命运裹卷而去。而你本身，忒修斯啊，不管你显得多么无忧无虑，你也像赫拉克勒斯、伊阿宋或者俄耳甫斯那样，逃不脱塑造你们每个人的命数。”
“不过，要知道，你还要成就大事，而且是在你过去的英雄行为以外的领域；等将来比起那种事业，你的这些英雄行为就如同儿戏了。你要创建雅典，让那成为思想统治之地。”
“……继续往前走，要把懒惰视为背叛。直到你的命运达到尽善尽美了，才可以在死亡中寻求安歇。只有超越表面的死亡，由人类的认同再造之后，你才能永世生存。不要停留，往前走，城邦的勇敢的统一者，继续赶路吧。”
不折不扣纪德的语气，不断地告诫他自己。
不停留，往前走，要把雅典创建成思想统治之都。
纪德的思想境界，从忒修斯和俄狄浦斯的对质中，就更加明白晓畅了。
俄狄浦斯自道：“谁也不明白，我当时的这声喊叫‘黑暗啊，我的光明！’他们听出是一声哀叹，其实，这是一种确认。这喊声意味着黑暗为我豁然洞开，射出照亮灵魂世界的超自然的光明。这喊声还表明：黑暗，从今以后，你对我就是光明。蔚蓝的天空，在我面前已经黑暗重重，与此同时，我内心的天空却星光灿烂。”
“……对，我的肉眼一失明，永远看不见外部世界了，一种新的目光就在我身上出现，能综观内心世界的无穷景象……忒修斯啊，我明显感到，你也不理解我的话。”
忒修斯并不想否认，他辩解道：“我不想否认你多亏失明，才发现了超时间世界的重要性，但是，我难以理解的是，你为什么要将那种世界，同我们生活和行动的外界对立起来。”
“这是因为，”俄狄浦斯答道，“我内视的眼睛第一次见到还从未向我显现的东西，我猛然意识到这样一点：我统治人的权利建立在一桩罪恶的基础上，因而由此派生的一切都被玷污了，不仅包括我个人做出的全部决定，甚至还包括我那两个继承王位的儿子的决定……某种原初的污点感染了全人类，结果连最优秀的人都不干净了，注定作恶，注定沉沦……”
的确，后果极其严重，人不可能自拔，也不知什么神会施救。情急之下，他刺瞎了双眼，这种举动既残忍又欠考虑，难说冥冥中不是一种天意，不是完成一种英勇绝伦的命运，暗合庄严赎罪的性质，以常人难以承受的极痛深悲感动上苍，从而消除神的报复，特别是他意外抵达这种超感觉的幸福状态，就应是上天宽宥的征兆。
忒修斯在科洛理接待俄狄浦斯：一个荣耀达到顶峰，一个走到穷途末路。然而，无往而不胜的忒修斯，唯独在俄狄浦斯身上，认出可以同他比肩的高尚：他的成功，仍然停留在人的水平面上，似乎有些低下；可是这个失败者，却因其不幸而显得更加高大，他曾顶住了斯芬克司，把人抬到直面谜语的高度，敢于同神分庭抗礼。
其中一定有更深的事理，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俄狄浦斯走上神秘之路，立起精神世界的标杆；忒修斯则入世有为，走上改变世界之路，体现出人性的伟大。在这两者之间，纪德不偏不倚，仍然坚持六十年前在《那喀索斯论》中的见解，从不背弃兼顾伦理和美学的一种立场：
艺术家、学者，不应该更喜爱自己要讲的真理：这就是他的全部品德……对艺术家而言，道德问题，并不是他阐明的观念关乎多少道德，对大众有多少益处；问题在于他阐明得好，因为，一切都应该阐明，即使危害极其深重的事情……艺术家和人，真正的人，生而为做某种事情，首先就是做自我牺牲。他的一生，不过是通向这一目标的行程。
纪德塑造了俄狄浦斯的伟大形象、忒修斯的伟大形象，他说不清该偏爱哪一边。
可是，昂鲁什研究透了纪德，有备而来，可以说穷追不舍。他对比了两个神话人物的身世，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老话说得不错，果然大有名堂：
俄狄浦斯是个私生子，他倒是暗自庆幸，没有祖宗八代，用不着他来延续一个家族的谱系，也无须他去完成先辈的未竟之业。总之，除了对他本人，他别无任何责任：无责一身轻，无论对诸神，还是对他的祖先，都毫无责任可言……
忒修斯正相反，一懂事就明了自己的身份：王子。他有父亲，有前辈培育，青少年时期，就安排人训练，指引他一生要走的路，身负重任……
忒修斯跟俄狄浦斯一样，都想征服自我，都想成为自由人。然而，二人因身世差异：一个万事俱备，一个从零开始，命运就与生俱来，命数早已定制安排了。
昂鲁什侃侃而谈，从俄狄浦斯的神秘思路，链接上忒修斯的使命之路，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种进步，全是由纪德一手写出来的，他本人就不觉得这非常令人吃惊吗？昂鲁什这样发问。
纪德再怎么坚守初衷，也不得不承认，像忒修斯这样一个人物，他六十岁之前很可能写不出来：这是晚年写的一个人物，或许他朝这个方向有所演变吧。昂鲁什随即接口说愿闻其详。
谈话就这样一步步深入，由不得纪德搪塞，大大出人意料，竟然从文本牵引出写作的一个惊人奥秘。且听纪德道来：
“难说清楚。我相信其中有一些更深的事理，我听从呼唤，逐渐领悟，而这些事理大概让我明白了，人反抗命运，并不是持续不断，处处都适当，也许到了某种节骨眼上，反倒应该利用命运，以往事作为支撑。”
到了节骨眼儿上，“反倒应该利用命运”，出自纪德之口，一语惊人。于是昂鲁什又探问：“您是不是认为，刚刚过去的世界大战，对您的这种思想倾向起了作用？因为，您毕竟是在战乱期间写成的《忒修斯》。”
昂鲁什深度阅读《忒修斯》，认为忒修斯超群的本领，体现在他身上，正是人的各种才能协调一致，各种才能应当一致行动，协力争取事业有成。
忒修斯正是基于这一点，思考问题才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别人相比较，譬如说比起代达罗斯、伊卡洛斯，或者比起他常说聪明胜过他的童年游戏伙伴庇里托俄斯来，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大部分伙伴智力都胜过他。但是唯独忒修斯事业有成，无愧于雅典城邦的缔造者。
“我真高兴您能这样解读，”纪德赞道，“我认为您这样讲有根有据，实实在在。然而，忒修斯在建功立业的行动中，短不了要搅乱传统尊贵的事物。我也相信，有好几种方式，证明忒修斯有人性，能成为伟人。”
纪德话锋一转：“幸好，我那时没有意识到这类事物。不过现在，您从文中指点出来，这样解读非常好，我认为您讲得有道理，接受您的解读——我要脱口而出‘谢谢，阿波罗！’——幸好写作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
昂鲁什这样解读《忒修斯》的文本，确实令人钦佩。然而，纪德接受，并不认领。不仅不认领，还一再强调“幸亏当时——幸好写作的当时，我没有意识到”。
纪德不会说谎，也不会讲句凑趣的话：“英雄所见略同。”
纪德更不会装假，想想很可能有些后怕。
为什么呢？怕从何来？
《忒修斯》创作的意念，在纪德心中装了四十年，到了晚年，七十六岁，在流亡期间，才一挥而就。他经历多年磨难，思想倾向有所转变。因而，他让忒修斯担起弑父的罪名，一直到死，始终扮演这个角色，既要进取，又要征服自我。忒修斯最终达到的，不只是自身的荣耀，更是城邦的荣耀。
给忒修斯这样的评价，昂鲁什还是不满意，就想捅破这层窗户纸：“毫无疑问，您塑造的俄狄浦斯的这副形象，确实非常美，光芒四射。然而我觉得，无论如何，您不便明言，暗自垂青的，恐怕还是忒修斯，而不是俄狄浦斯。”
“您这么问，真让我作难，无法回答。”纪德坚持己见，“老实说，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的角色，似乎就是描绘他们全副的伟大形象，彰显出来，留给读者去自由选择。”
“说来说去，”昂鲁什干脆道破，“您还是作为小说家，而非道德家推出您的作品吧？”
关键时刻，纪德寸步不让：“那就必须讲讲清楚，您所谓的道德家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我不做的，也不愿做的，就是名分……”
在中国，“文以载道”“名正言顺”，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是通理，时而有些杂音，也撼动不了这种通理。“名不正言不顺”，无不避之犹恐不及。
纪德则用个通俗字眼儿“坐标”，来解释“名分”，类似我们常说的“里程碑”。再说得庸俗一点儿，就像巴雷斯的那种宣称方式：“这是最好的。”
纪德坦然承认：“其实，我尤其对道德问道感兴趣，但是选择的自由留给读者。”他在《背德者》中，早就表明过这层意思，他的心鲜明地绘制好他那份图像，以便引发读者自行思考。他始终坚持这种文风。
针对昂鲁什抛出的“各讲各的理儿”，皮兰德娄的套路，纪德反驳说：
“好吧，可以，各讲各的理儿。但是我说过，通过我的全部作品还重申，我认为有主观的真理，相信多样性是人类的一种深厚的天性。我要起的作用，就是不让人安心。我要搅起我的读者的心事，通过他们自身去考虑问题。”
经过这样略述的三番五次的追问与对答，我们就该明白，纪德认可昂鲁什的解读，为什么又后怕了。他庆幸当时没有意识到，就因为“在艺术上，凡是强烈意识到的事物，过分刻意并放手去描绘，就势必带有雕琢的痕迹”，不复为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了。要艺术还是要名分，其中包含着纪德永葆艺术青春的奥秘，本想在这里说明白。可是为厘清我们不大看重，而纪德又特别较真的创作态度与立场，这篇序言太拖沓，只好放到译后记中了。
《安德烈·纪德与昂鲁什谈话录》谢幕，在昂鲁什的敦促下，纪德朗诵了《忒修斯》终篇的一段话，结束语便是：“我不枉此生。”
我们考虑到，纪德一生经历的时代，多灾多难，思潮又格外诡异，他在激流中沉浮搏击，始终遵循自己认定的真理，保持初衷与本色，可以说实践了他所赞赏尼采的这句话：
我在自己身上，克服了这个时代 。
二〇二三年三月八日
于北京翰澜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