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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食税者数量的暴增与食税标准的暴涨，是其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这种制度设计可以概括为“富养统治基础，以优待来贿买忠诚”。秦制政权的核心统治基础是军队和官僚集团。宋太祖赵匡胤曾对宰相赵普等人说，要想让王朝千秋万代，必须不惜财力去养兵。将兵养满意了，遇上灾年只会“有叛民而无叛兵”；太平年景里当然更不用忧虑。
历代赵宋皇帝也都深信这套统治逻辑，宋神宗曾如此赞美宋太祖的制度设计：
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宋代以前起来造反作乱的，都是些无业游民。本朝太祖皇帝吸取教训，以优厚的待遇为饵，将大宋的无业游民全招进军队之中，用军营与军法将这些不安定因素管控起来，再用他们去控制普通百姓。大宋无叛民，太平便是这么来的，这是前无古人的成就。宋神宗这些话，既显示他深谙宋太祖统治之道，也赤裸裸地挑明了赵宋王朝富养军队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对内的统治，而非对外御敌。
赵宋王朝富养官僚集团的逻辑，与富养军队的逻辑是一样的。对秦制政权而言，知识群体与游民同属需要优先控制的社会群体。两宋以军队吸纳游民，也以官吏吸纳知识群体；既不惜将军队扩张至百余万，也不惜将官吏扩张至唐代的数倍。官僚集团膨胀至最极端时，“率数十人而竞一阙”
，录用官员的数量远远超出实际职位所需，数十名候选者盯着一个实缺。需要注意的是，两宋虽扩大了科举规模，但官吏集团膨胀的主要途径并非科举，而是恩荫，也就是官宦子弟们拥有直接做官、优先做官的福利。据南宋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当时全部官员的26.1%，远比不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
。扩大科举取士规模，意味着两宋政权愿意给底层人提供进入统治集团的上升通道；恩荫出仕的比例如此之高，则意味着两宋政权无意破坏官僚集团的稳定性。给底层知识分子以进入体制的希望，与维护体制内官僚的世袭利益，皆是为了巩固两宋政权的统治基础。
除了富养之外，两宋政权对官僚群体还有一项重要优待，即不对他们施以严刑峻法。北宋神宗年间，皇帝欲诛杀漕官，大臣们谏阻的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宋哲宗年间，大臣吕大防奉命向皇帝讲授“祖宗之法”，也重点提到“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斥，此宽仁之法也”
。宋哲宗后来拒绝杀戮党争失败者，理由是“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
。可见官僚群体在宋代鲜少有性命之忧。
在清代史家赵翼看来，这种“富养统治基础，以优待来贿买忠诚”的立国之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优待政策将赵宋皇室与军队、官僚集团牢牢结为利益共同体，被富养的军队和官僚集团很愿意支持赵宋皇室，两宋读书人多慷慨报国者，两宋亡国之际捐躯殉国者独多，均非偶然。但另一方面，这种优待也给底层百姓造成了极大负担，乃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百官是统治基础，唯恐给他们的优待有所不足；万民是被统治者，唯恐从他们身上汲取太少而有剩余。这种治理逻辑，也正是两宋财政“蛋糕”规模相当于唐代的数倍乃至数十倍，但绝大部分消耗在食税者身上，鲜少用于改善民生的主要缘故。对此，做过掌管财政收支的三司使的北宋官员蔡襄深有感触。他在给宋英宗的奏章中说：
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按蔡襄所见统计数据，北宋财政“蛋糕”的六分之五用来养军队，剩下的六分之一用来养皇室和官僚集团，几乎完全没用在百姓身上。蔡襄的感受不是孤例，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的官员姚愈也上奏说，天下之财“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居十之二，兵廪居十之七”
——官俸加吏禄消耗掉了财政的十分之三，军队消耗掉了财政的十分之七。换言之，取之于民的财政“蛋糕”，全用在了“富养统治基础”这件事情上。
宋神宗赞誉“富养统治基础”的祖制，其实也是因为他切实见到了该制度设计带来的好处。两宋“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本是个民变迭起的时代。据何竹淇编纂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一书统计，北宋有各类民变203次，南宋有各类民变230次，可谓年年皆有百姓铤而走险。但因赵宋王朝富养统治基础，这些此起彼伏的民变鲜少有官军和士绅加入。民变在人力、物力、智力与组织能力方面皆很难得到支持，大多旋起旋灭，规模止于数百人或数千人
。规模最大的蜀中王小波与李顺起义、浙江方腊起义，波及范围与持续时间均远不能与汉之绿林、赤眉、黄巾，隋之瓦岗诸军、唐之黄巢、明之闯献相比。北宋存续160余年，亡于外敌入侵；南宋存续150余年，也亡于外敌入侵。这300余年间，得益于富养统治基础，赵宋王朝没有发生过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确如赵匡胤所言是个“有叛民而无叛兵”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