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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蛋糕”的扩张，引发了宋朝经济领域的第四个大变化，也是与“两宋繁华”最直接相关的一项变化，即：纯依赖税赋供养的统治阶层人数暴增，是前代的数倍乃至数十倍。
传统秦制王朝的食税群体，通常由皇帝、宗室、文武官吏与军人构成。唐宋两代皆有热衷于大操大办掏空国库的皇帝，也皆有体量有限消耗有限的宗室
。评估唐宋两代食税群体的区别，主要得看文武官吏与军人的情况——既要看数量上的差异，也要看待遇上的差异。
先来看唐代的情况。
军人方面，唐前半期实施府兵制。百姓按资产多寡被分成九个等级，资产等级在中等以上，且家有三丁者，须派一人充当府兵。这些府兵平日耕种训练，战时奔赴前线。不但出人出命，还得自备粮食、衣物与武器，自行负担前往戍守地的盘资，实在不能算是食税群体。因朝廷仅负担京城宿卫部队、出征作战部队和边镇守卫部队的衣食，故唐高宗与武则天时代虽有近70万府兵，军费开支却只占到国家岁入的30%。
府兵制在唐玄宗时代崩溃后（主要原因是做府兵太惨，兵士纷纷逃亡），唐王朝改行募兵制，自民间招募士兵到军中长期服役。为保证招募有吸引力，这些士兵由政府供给吃喝、提供衣装并发放兵器。于是军费开支大涨。唐德宗时代的官员沈传师感慨说，消耗唐王朝财政“蛋糕”最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
军费已上升到财政支出的第一位。这里的“兵资”既指蓄养士兵的成本，也包括军中各级将官的俸禄。当时的军队主体是中央禁军和藩镇兵。以藩镇兵数量最多，极盛时有80余万之众，占唐王朝总兵力的八成。安史之乱后，藩镇大多无视朝廷节制，自行掌控辖区税赋来供养和扩张军队。这些名义上由唐王朝税赋供养的藩镇兵，实际上已成为地方军阀的私兵。
文武官吏是唐王朝的另一个主要食税群体。唐高宗时代，全国文武官员总数是13465人
。唐玄宗开元年间上升至18805人，另有分布在中央、地方与军队中，由朝廷发放俸禄的胥吏数十种
，共349863人。两项合计，当时由朝廷税赋供养的文武官吏总数是368668人
。这也是唐代文武官吏体量的高峰数据。
两宋的情况与唐王朝大不相同。
第一项不同是宋代的食税群体总人数暴增。
军队方面，北宋通过募兵制长期维持着一支由中央禁军与地方厢军构成、数量达百万级别的庞大职业军队。军中上至各级将官，下至底层小兵，皆由朝廷财政供养，皆属于北宋的食税群体。这个食税群体在北宋不同时期的具体数量如下：
表5 北宋军队体量变化
数据来源：程民生：《宋代军队数量考》，《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
文武官吏方面，北宋的规模同样远大于唐代。官员人数，宋真宗景德年间是1万余人，宋仁宗宝元年间增至15400余人，宋哲宗元祐年间增至34000余人。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已达51000余人，几乎是唐代开元年间官员数量的3倍。
食税胥吏的数据，两宋缺乏具体统计，但有一个数字可见一斑：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朝廷为减轻开支，派人去地方实施“减省天下冗吏”的工作，结果“计省十九万五千八百二人”
，有超过19万食税胥吏被裁。考虑到这次裁员并未真正解决“冗吏”的问题，仍在职的食税胥吏想必更多。而且，宋真宗时代也不是两宋“冗官”与“冗吏”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前文提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有官员18805人，有食税胥吏349863人，二者的比例是1:18。两宋“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取民无艺”，各级衙门在做大财政“蛋糕”方面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其官员与食税胥吏的比例，势必不会低于唐朝。即便保守按1:18来计算，宋哲宗元祐年间的食税胥吏也应有60余万，已是唐朝的两倍；宋徽宗时期则应有90余万，已是唐朝的近3倍。
第二项不同是宋代的食税标准暴涨。
宋朝为军队制定了优渥的月俸。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官员蔡襄在上奏中提到北宋职业兵的收入情况，“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兵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意思是一名基层禁军士兵，包括吃穿与常规赏赐，一年要消耗50贯钱（相当于月俸4.1贯），一名地方厢兵一年要消耗30贯钱（相当于月俸2.5贯）
。此外，宋代基层军官的月俸是7贯，中层武官是20—100贯不等，高级武官是150—400贯不等。这是唐代府兵不敢想象的待遇。唯有唐代后期待遇最优厚、收入相当于边军三倍的神策军士兵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神策军士兵的俸禄加上常规赏赐，每年能得粟36石、绢布21匹。宋英宗时期基层禁军士兵的收入，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到约60石大米
。二者大体相近。但神策军最多时不过20万人，宋英宗时期的禁军却有近70万之众，若加上厢军则超过了118万。
再来看文武官吏的俸禄。一般来说，唐、宋官员的俸禄均包括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块。就正俸而言，又包括禄粟（米）、俸钱和衣赐三项。北宋的《嘉祐禄令》将官员俸禄自上而下，从宰相而下划分为41个等级。禄粟方面，最高级别的宰相与枢密使是每月200石，最低一级是每月1石。俸钱方面，最高级别的宰相与枢密使月俸是300贯，最低一级的月俸是10贯
。衣赐方面，最高级别的宰相与枢密使是每年绫40匹、绢60匹、绵100两，最低一级是每年绢4匹，布0.5匹。
反观唐代，唐太宗贞观年间制定的京官禄米标准是：正一品每年700石（相当于每月58石），从一品600石，正二品500石，依次往下递减，至从九品是52石。之后虽有改动，数据变化不大。唐高宗时期，官员的俸料钱开始正规化，规定一品官员每月可以拿到11000文（11贯），二品官员能拿到9000文（9贯），依次往下递减，至九品官能拿到1500文（1.5贯）。
也就是说，禄粟（米）方面，宋代一品官员每年可以拿到2400石，是唐代一品京官的3倍有余。俸钱方面，宋代一品官员每年可以拿到3600贯，是唐代一品京官的27倍有余。其他相应品级的对比也大体如此，不再赘述（宋代分级多，是因为俸禄的覆盖面比唐代广）。
当然，这番比较有点简单，不够严谨，未将所有收入都纳入进来，只选择了最重要的几项；也未在比较俸钱时考虑不同时代的物价，且没有细究禄粟和禄米的区别。
但这些因素无关宏旨，不妨碍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宋代官员的食税标准是唐代官员的数倍乃至数十倍，这使得他们可以很轻松地过上比唐代官员更安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