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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蛋糕”变大

人口增多与粮食亩产提升,引发了宋朝经济领域的第三个显著变化:财政“蛋糕”规模远超前朝。

这是个必然结果。对传统秦制政权而言,财政“蛋糕”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三项因素:人口,物力,汲取手段。其中前两项因素是决定财政蛋糕规模的基本前提。人口对应劳役,物力对应税赋。人口多,可供汲取的劳役就多。物力多(农业时代主要指粮食亩产提升),可供汲取的税赋就多。

当然,即便人口与物力都未增长,秦制政权仍可以通过变更汲取手段,来提升汲取强度与汲取效率,进而做大财政“蛋糕”。不过,这种办法实属竭泽而渔。在短时间里,财政“蛋糕”确实能够得到肉眼可见的提升,但在长时间段里,必会陷入汲取手段越狠,民间的人力与物力便萎缩得越厉害的恶性循环。随之而来的是汲取成本越来越高,财政“蛋糕”不断缩小,最后整个经济体走向崩溃。三国时代的蜀汉政权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据《后汉书·郡国志五》记载,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益州所辖十二郡国,共有1525257户,7242046人。其中仅蜀郡一地便有300452户,1350476人 。70余年后,刘备夺取益州。当时的具体户口数虽不可知,但益州在东汉末年遭遇的战乱不多,有限的几次如黄巾军马相部之乱与东州兵之乱,持续的时间都不长,规模与残酷性皆不如中原地区。所以益州在东汉末年长期属于人口流入地,吸引了很多荆州与三辅地区(汉代长安附近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个地区)的流民。庞统建议刘备攻取益州,说的便是“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 。所谓“户口百万”,指的正是益州的总人口超过了百万户。以100万户计算,便有大约500万人口。即便考虑到刘备夺取益州的战争持续了较长时间(两年左右),曹操在汉中之战后又强制迁空了汉中百姓(《后汉书》记载汉中户5万有余,口26万有余),折半计算,益州也至少仍有50余万户,超过200万人口。可是,蜀汉政权在诸葛亮与姜维独掌军权时代一直穷兵黩武,至灭亡之日,竟已窘困至“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的地步。

上述数据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为了维持穷兵黩武政策,蜀汉政权加大了汲取强度,结果导致人口发生急剧萎缩。二是人口萎缩后,军队仍维持在10万人以上;抽调如此多的壮丁入伍,意味着从事生产的劳动力进一步萎缩,也意味着蜀汉政权要想维持财政“蛋糕”的规模,唯一的办法便是加大汲取力度。蜀汉政权仅20万户百姓,却需要4万名官吏来管理,原因便在这里。增加官吏人数,既是为了提升汲取强度维持财政“蛋糕”,也是为了用高压手段维持社会稳定。可是,大量豢养不事生产的官吏又等于抬升了汲取成本。长此以往,即便没有外敌入侵,蜀汉政权的结局也只有溃败——汲取收益越来越低,汲取成本越来越高,财政“蛋糕”越来越小。当汲取成本的提升幅度超过汲取收益的增长幅度时,政权就会陷入无法维持的困境。

两宋与蜀汉不同。在长达300余年的时间里,两宋的财政“蛋糕”总体量虽有起伏(靖康之变前后的起伏最大),但整体而言始终处于不断扩张的态势,“不同的统计方式都显示,从宋太祖、太宗到徽宗朝,财政收入总体趋势是不断上升的”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广州州学教授林勋向朝廷进呈《本政书》,内中称:“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 虽然林勋只提到了两税正赋,未计入劳役,也未计入体量绝不亚于正赋的诸般杂税,但这番比较已足以说明两宋的财政“蛋糕”增加到了何种程度。

财政“蛋糕”的这种大规模扩张,既得益于人口的增长,也得益于粮食单产的提升。民间有了更多的人力与物力,两宋政府才会有更多可汲取的对象。同样,两宋财政“蛋糕”的扩张也得益于两宋政府的汲取手段够多、够狠、够有效。用朱熹的话说,就是“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两宋王朝是历代汲取手段之集大成者。

关于汲取手段的具体细节,本书后文诸多章节皆会涉及,这里只讲一个总的趋势:当民间有了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后,更多更频繁的商业活动成为可能,两宋政府也将财政“蛋糕”的重心,从实物收入(征收粮食与绢绸丝绵等,主要来自二税正赋)逐渐转移到了货币收入(直接向百姓收铜钱)。当然,这并不是说两宋财政中的实物收入少于前朝——如前文所言,北宋天禧五年(1021)的粮食收入是唐朝天宝年间粮食收入的1.31倍——而是说货币收入在两宋财政“蛋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下面这张“唐宋岁入总额与钱币收入占比”表(表3),足以说明这一点。

表3 唐宋岁入总额与钱币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全汉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辑上册,1948年。

表3来自全汉昇先生的经典论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岁入总额即财政“蛋糕”总量,岁入钱数即财政“蛋糕”中的货币收入。需要注意的是,表中岁入总额的单位是“贯石匹两”,货币收入的单位是“贯”。也就是说,该表未将各种实物收入,如粮食、布绢丝绵、草茶盐铁等,全部折算成统一的货币单位“贯”,而是将不同计量单位的收入直接加在了一起。这样做的原因,是考证不同时期各种实物的市场价格难度非常大。即便如此,这张表也已足够直观,足够得出两个结论:一,相比唐朝政府,宋朝政府更愿意向百姓征收货币,而非征收实物;二,货币收入在宋代财政“蛋糕”中的比例不断扩张,最终变成了宋代财政“蛋糕”的主体。

如果勉强将宋代财政蛋糕中的各项实物收入皆折算为铜钱,那么,货币收入在财政“蛋糕”中所占的百分比只会更高。原因很简单:除了粮食与绢的价格在北宋末年曾达到或超过了每石(匹)1贯,其他实物普遍远低于这个价格。布在宋真宗时代是每匹150—300文(1贯等于1000文),丝和绵在宋神宗时代分别是每两65文和每两35文,盐价、茶价、铁价、草价也是如此。学者贾大泉依据上述物价,将北宋财政蛋糕中的赋税总收入全部折算为货币后,得出的结论如下(见表4):

表4 宋代财政“蛋糕”总额与金钱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

据该表的统计,早在宋真宗天禧末年,朝廷的货币收入占比就已过半,成了财政“蛋糕”的主体。较之唐玄宗时代货币收入只占到3.9%,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这种翻天覆地,固然与赵宋王朝的所谓“商业繁荣”有关,直接原因却是赵宋王朝统治者以货币收入为财政“蛋糕”主体的征税思路——相比征收实物,将手直接伸向百姓的钱袋子,是征税成本更低、征税效率更高的方式。比如,原本收实物的税种改收银钱,得有个折算标准,这个标准完全由官府说了算,百姓无权参与制定,只能集体被迫将收获的实物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市场当然也会因此“繁荣”起来);再如某地不产某物,本无相关税种,改收银钱后,官府便可以设立名目进行征税,反正收的是银钱,只要有折算标准即可。此外,实物税还存在运输、储存、损耗等诸多烦琐环节,每个环节都意味着成本,远不如直接掏百姓的钱袋子来得便利。

数据也很能体现这种征税思路。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朝廷收到的实物税里,有粮食(谷)3171万石,到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增加至3278万石,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增长幅度仅为3.4% 。增幅这般微小,说明北宋政府对直接征粮的兴趣有限,没有将增收的重点放在这里,不愿为此太多花力气——这当然不是说北宋政府没有加大税收的汲取力度,而是说相比收取实物,政府更愿意将实物税折变为金钱税。所以,货币收入自北宋初年开始即不断翻倍,宋人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

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税易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

宋太宗时代的“两倍唐室”也好,王安石变法时扩张至岁入“六千余万”也罢,皆是指政府的货币收入。相比实物,赵宋王朝更爱钱。因为收钱更有效率,可以让财政“蛋糕”变得更大。 ZgidSH7Fjk6jq3yxaGCbpH/wg60FiGnh0tcYyi08YCDrzUmYUNzqdXfDughLocR+



食税规模暴增

财政“蛋糕”的扩张,引发了宋朝经济领域的第四个大变化,也是与“两宋繁华”最直接相关的一项变化,即:纯依赖税赋供养的统治阶层人数暴增,是前代的数倍乃至数十倍。

传统秦制王朝的食税群体,通常由皇帝、宗室、文武官吏与军人构成。唐宋两代皆有热衷于大操大办掏空国库的皇帝,也皆有体量有限消耗有限的宗室 。评估唐宋两代食税群体的区别,主要得看文武官吏与军人的情况——既要看数量上的差异,也要看待遇上的差异。

先来看唐代的情况。

军人方面,唐前半期实施府兵制。百姓按资产多寡被分成九个等级,资产等级在中等以上,且家有三丁者,须派一人充当府兵。这些府兵平日耕种训练,战时奔赴前线。不但出人出命,还得自备粮食、衣物与武器,自行负担前往戍守地的盘资,实在不能算是食税群体。因朝廷仅负担京城宿卫部队、出征作战部队和边镇守卫部队的衣食,故唐高宗与武则天时代虽有近70万府兵,军费开支却只占到国家岁入的30%。

府兵制在唐玄宗时代崩溃后(主要原因是做府兵太惨,兵士纷纷逃亡),唐王朝改行募兵制,自民间招募士兵到军中长期服役。为保证招募有吸引力,这些士兵由政府供给吃喝、提供衣装并发放兵器。于是军费开支大涨。唐德宗时代的官员沈传师感慨说,消耗唐王朝财政“蛋糕”最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 军费已上升到财政支出的第一位。这里的“兵资”既指蓄养士兵的成本,也包括军中各级将官的俸禄。当时的军队主体是中央禁军和藩镇兵。以藩镇兵数量最多,极盛时有80余万之众,占唐王朝总兵力的八成。安史之乱后,藩镇大多无视朝廷节制,自行掌控辖区税赋来供养和扩张军队。这些名义上由唐王朝税赋供养的藩镇兵,实际上已成为地方军阀的私兵。

文武官吏是唐王朝的另一个主要食税群体。唐高宗时代,全国文武官员总数是13465人 。唐玄宗开元年间上升至18805人,另有分布在中央、地方与军队中,由朝廷发放俸禄的胥吏数十种 ,共349863人。两项合计,当时由朝廷税赋供养的文武官吏总数是368668人 。这也是唐代文武官吏体量的高峰数据。

两宋的情况与唐王朝大不相同。

第一项不同是宋代的食税群体总人数暴增。

军队方面,北宋通过募兵制长期维持着一支由中央禁军与地方厢军构成、数量达百万级别的庞大职业军队。军中上至各级将官,下至底层小兵,皆由朝廷财政供养,皆属于北宋的食税群体。这个食税群体在北宋不同时期的具体数量如下:

表5 北宋军队体量变化

数据来源:程民生:《宋代军队数量考》,《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

文武官吏方面,北宋的规模同样远大于唐代。官员人数,宋真宗景德年间是1万余人,宋仁宗宝元年间增至15400余人,宋哲宗元祐年间增至34000余人。至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已达51000余人,几乎是唐代开元年间官员数量的3倍。

食税胥吏的数据,两宋缺乏具体统计,但有一个数字可见一斑: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朝廷为减轻开支,派人去地方实施“减省天下冗吏”的工作,结果“计省十九万五千八百二人” ,有超过19万食税胥吏被裁。考虑到这次裁员并未真正解决“冗吏”的问题,仍在职的食税胥吏想必更多。而且,宋真宗时代也不是两宋“冗官”与“冗吏”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前文提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有官员18805人,有食税胥吏349863人,二者的比例是1:18。两宋“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取民无艺”,各级衙门在做大财政“蛋糕”方面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其官员与食税胥吏的比例,势必不会低于唐朝。即便保守按1:18来计算,宋哲宗元祐年间的食税胥吏也应有60余万,已是唐朝的两倍;宋徽宗时期则应有90余万,已是唐朝的近3倍。

第二项不同是宋代的食税标准暴涨。

宋朝为军队制定了优渥的月俸。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官员蔡襄在上奏中提到北宋职业兵的收入情况,“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兵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意思是一名基层禁军士兵,包括吃穿与常规赏赐,一年要消耗50贯钱(相当于月俸4.1贯),一名地方厢兵一年要消耗30贯钱(相当于月俸2.5贯) 。此外,宋代基层军官的月俸是7贯,中层武官是20—100贯不等,高级武官是150—400贯不等。这是唐代府兵不敢想象的待遇。唯有唐代后期待遇最优厚、收入相当于边军三倍的神策军士兵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神策军士兵的俸禄加上常规赏赐,每年能得粟36石、绢布21匹。宋英宗时期基层禁军士兵的收入,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到约60石大米 。二者大体相近。但神策军最多时不过20万人,宋英宗时期的禁军却有近70万之众,若加上厢军则超过了118万。

再来看文武官吏的俸禄。一般来说,唐、宋官员的俸禄均包括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块。就正俸而言,又包括禄粟(米)、俸钱和衣赐三项。北宋的《嘉祐禄令》将官员俸禄自上而下,从宰相而下划分为41个等级。禄粟方面,最高级别的宰相与枢密使是每月200石,最低一级是每月1石。俸钱方面,最高级别的宰相与枢密使月俸是300贯,最低一级的月俸是10贯 。衣赐方面,最高级别的宰相与枢密使是每年绫40匹、绢60匹、绵100两,最低一级是每年绢4匹,布0.5匹。 反观唐代,唐太宗贞观年间制定的京官禄米标准是:正一品每年700石(相当于每月58石),从一品600石,正二品500石,依次往下递减,至从九品是52石。之后虽有改动,数据变化不大。唐高宗时期,官员的俸料钱开始正规化,规定一品官员每月可以拿到11000文(11贯),二品官员能拿到9000文(9贯),依次往下递减,至九品官能拿到1500文(1.5贯)。 也就是说,禄粟(米)方面,宋代一品官员每年可以拿到2400石,是唐代一品京官的3倍有余。俸钱方面,宋代一品官员每年可以拿到3600贯,是唐代一品京官的27倍有余。其他相应品级的对比也大体如此,不再赘述(宋代分级多,是因为俸禄的覆盖面比唐代广)。

当然,这番比较有点简单,不够严谨,未将所有收入都纳入进来,只选择了最重要的几项;也未在比较俸钱时考虑不同时代的物价,且没有细究禄粟和禄米的区别。

但这些因素无关宏旨,不妨碍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宋代官员的食税标准是唐代官员的数倍乃至数十倍,这使得他们可以很轻松地过上比唐代官员更安逸的生活。 ZgidSH7Fjk6jq3yxaGCbpH/wg60FiGnh0tcYyi08YCDrzUmYUNzqdXfDughLocR+



富养统治基础

宋代食税者数量的暴增与食税标准的暴涨,是其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这种制度设计可以概括为“富养统治基础,以优待来贿买忠诚”。秦制政权的核心统治基础是军队和官僚集团。宋太祖赵匡胤曾对宰相赵普等人说,要想让王朝千秋万代,必须不惜财力去养兵。将兵养满意了,遇上灾年只会“有叛民而无叛兵”;太平年景里当然更不用忧虑。 历代赵宋皇帝也都深信这套统治逻辑,宋神宗曾如此赞美宋太祖的制度设计:

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宋代以前起来造反作乱的,都是些无业游民。本朝太祖皇帝吸取教训,以优厚的待遇为饵,将大宋的无业游民全招进军队之中,用军营与军法将这些不安定因素管控起来,再用他们去控制普通百姓。大宋无叛民,太平便是这么来的,这是前无古人的成就。宋神宗这些话,既显示他深谙宋太祖统治之道,也赤裸裸地挑明了赵宋王朝富养军队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对内的统治,而非对外御敌。

赵宋王朝富养官僚集团的逻辑,与富养军队的逻辑是一样的。对秦制政权而言,知识群体与游民同属需要优先控制的社会群体。两宋以军队吸纳游民,也以官吏吸纳知识群体;既不惜将军队扩张至百余万,也不惜将官吏扩张至唐代的数倍。官僚集团膨胀至最极端时,“率数十人而竞一阙” ,录用官员的数量远远超出实际职位所需,数十名候选者盯着一个实缺。需要注意的是,两宋虽扩大了科举规模,但官吏集团膨胀的主要途径并非科举,而是恩荫,也就是官宦子弟们拥有直接做官、优先做官的福利。据南宋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当时全部官员的26.1%,远比不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 。扩大科举取士规模,意味着两宋政权愿意给底层人提供进入统治集团的上升通道;恩荫出仕的比例如此之高,则意味着两宋政权无意破坏官僚集团的稳定性。给底层知识分子以进入体制的希望,与维护体制内官僚的世袭利益,皆是为了巩固两宋政权的统治基础。

除了富养之外,两宋政权对官僚群体还有一项重要优待,即不对他们施以严刑峻法。北宋神宗年间,皇帝欲诛杀漕官,大臣们谏阻的理由是“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宋哲宗年间,大臣吕大防奉命向皇帝讲授“祖宗之法”,也重点提到“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斥,此宽仁之法也” 。宋哲宗后来拒绝杀戮党争失败者,理由是“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 。可见官僚群体在宋代鲜少有性命之忧。

在清代史家赵翼看来,这种“富养统治基础,以优待来贿买忠诚”的立国之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优待政策将赵宋皇室与军队、官僚集团牢牢结为利益共同体,被富养的军队和官僚集团很愿意支持赵宋皇室,两宋读书人多慷慨报国者,两宋亡国之际捐躯殉国者独多,均非偶然。但另一方面,这种优待也给底层百姓造成了极大负担,乃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百官是统治基础,唯恐给他们的优待有所不足;万民是被统治者,唯恐从他们身上汲取太少而有剩余。这种治理逻辑,也正是两宋财政“蛋糕”规模相当于唐代的数倍乃至数十倍,但绝大部分消耗在食税者身上,鲜少用于改善民生的主要缘故。对此,做过掌管财政收支的三司使的北宋官员蔡襄深有感触。他在给宋英宗的奏章中说:

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按蔡襄所见统计数据,北宋财政“蛋糕”的六分之五用来养军队,剩下的六分之一用来养皇室和官僚集团,几乎完全没用在百姓身上。蔡襄的感受不是孤例,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的官员姚愈也上奏说,天下之财“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居十之二,兵廪居十之七” ——官俸加吏禄消耗掉了财政的十分之三,军队消耗掉了财政的十分之七。换言之,取之于民的财政“蛋糕”,全用在了“富养统治基础”这件事情上。

宋神宗赞誉“富养统治基础”的祖制,其实也是因为他切实见到了该制度设计带来的好处。两宋“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本是个民变迭起的时代。据何竹淇编纂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一书统计,北宋有各类民变203次,南宋有各类民变230次,可谓年年皆有百姓铤而走险。但因赵宋王朝富养统治基础,这些此起彼伏的民变鲜少有官军和士绅加入。民变在人力、物力、智力与组织能力方面皆很难得到支持,大多旋起旋灭,规模止于数百人或数千人 。规模最大的蜀中王小波与李顺起义、浙江方腊起义,波及范围与持续时间均远不能与汉之绿林、赤眉、黄巾,隋之瓦岗诸军、唐之黄巢、明之闯献相比。北宋存续160余年,亡于外敌入侵;南宋存续150余年,也亡于外敌入侵。这300余年间,得益于富养统治基础,赵宋王朝没有发生过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确如赵匡胤所言是个“有叛民而无叛兵”的时代。 ZgidSH7Fjk6jq3yxaGCbpH/wg60FiGnh0tcYyi08YCDrzUmYUNzqdXfDughLo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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