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这是一本解读两宋繁华的书。

关于宋朝，传统意见多强调其积贫积弱。近年则有一股新观念，认为两宋的经济与文化都很发达，不但是个宝马香车、雕梁画栋、新声巧笑、按管调弦、集四海之奇珍、会寰区之异味的时代，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如此”。繁华，成了近些年认识两宋的新标签。

论证两宋繁华可以找到很多资料。仅《东京梦华录》与《梦粱录》中的记载，便足可使人对那个时代的开封与临安生出许多向往。但承认了两宋的繁华，仍有许多疑问未解——这繁华从何而来？谁是这繁华的缔造者？谁是这繁华的受益者？谁成了这繁华的代价？普通宋人在这繁华中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为什么会过上那样的生活？关于繁华的叙述如果缺失了这些问题的解释，会显得空洞，也显得可疑。历史是人的历史，应该关怀具体的人，对时代繁华的叙述不应脱离普通人的生存境遇。所以，本书实际上也是在试图复原被统治者的历史，是在讲述普通宋人生活的辗转腾挪。

本书共计九章，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五章的重点是解释两宋繁华，后四章的重点是介绍两宋普通百姓如何在这繁华时期挣扎求生。前五章中，第一章是总论，即回归常识来讨论两宋繁华的成因及其本质。随后用多达三章的篇幅来试图重构一条中国人口史的隐形脉络，并因之将视线自两宋追溯秦汉，晚至明清。这种写法看似有些“离题”，实则非如此不可。因为在笔者看来，两宋繁华的因素众多，最关键者却是空前的人口红利。而要理解这一空前人口红利为何没有发生在秦汉至隋唐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而独独发生在两宋，那就必须将那条被长期忽略的人口史隐形脉络勾勒出来。也唯有正视这条隐形脉络的存在并廓清其发生机理，从所谓的“大历史”角度，才能更准确地定位两宋繁华在中国两千年秦制时代的坐标，才能更真切地理解宋人的生活逻辑与其祖辈的生存境遇的差异。“大历史”不仅要从长远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变化来观察历史走向，也应关怀具体的人。不关怀具体的人而奢谈历史趋势或历史规律，那样的大历史不会有温度。而没有温度的历史是危险的，很容易掉进宏大叙事的某种陷阱。

第五章谈的是无为红利，即在那官权力完全不受民意制约的时代，“老爷们不干什么”往往要比“老爷们干了什么”更利于社会发展，更能给社会带来（或谓存留）活力。笔者认为，在造就两宋繁华的诸多因素中，“无为”红利的重要性仅次于人口红利。为了更好地说明“无为”也是红利这个朴素的道理，本章一方面介绍了赵宋政权不立田制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集中列举了诸多朝廷雄心勃勃意欲有为而造就的悲剧。这些悲剧无一例外，最终只能由普通百姓来“埋单”。

第六章谈宋代的乡下人（即乡户），第七章谈宋代的城里人（即坊郭户）。之所以分开来谈，一是因为历史进入宋代后，中国终于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大量普通人进入城市谋生，而在宋代之前，城市居民的主体始终是统治者及其附属服务人员。二是因为针对城乡民众，赵宋政权有着不同的控制与汲取政策，城乡民众也有不同的应付手段。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应付手段绝非什么“被统治的艺术”，而是普遍呈现为惨烈的两害相权取其轻，即通过主动伤害自己来躲避官权力，以免被官权力逮到，进而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唐太宗贞观年间，百姓为逃避繁重的徭役与兵役而自残手脚，且将残手残脚称作“福手福足”，便是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典型案例。在丧失性命与自残手脚之间，被统治者毅然选择了后者，这惨烈的做法典型地反映了统治者的取民无艺。两宋经济上号称繁华，政治上号称清明，可类似的两害相权并未消失，儿子逼着老母再嫁，父亲为了后代自杀，农户不敢做田主而纷纷化身佃户给人打工，商人积极选择歇业绝不肯再开张，百姓宁愿保持贫穷也不敢努力致富……如此种种，皆是两宋百姓在以两害相权的方式辗转腾挪，艰难求生。这种自损八百避害一千的两害相权，可以说是整个秦制时代底层民生的基本特征，内中只有血泪。

第八章介绍两宋政权的统治逻辑，涉及政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军事（禁军制度）、地方郡县运作、政府救济责任等诸多方面，实际上是想要回答“赵宋王朝是个怎样的政权”“普通宋人呈现出怎样的精神面貌”这类问题。本书其他章节不可避免也会或多或少涉及这个问题，这里集中起来谈只是为了让答案变得更加清晰——政治结构会严重影响国民性格，统治滑坡必然诱发道德滑坡。在一个以特权治国的时代，在一个以维持内部控制和汲取力度为要务的时代，在一个官府想尽办法推卸社会救济责任的时代，普通宋人会养成慕权慕强的国民性格实在不足为奇。

第九章谈的是历史记忆，也是全书的收束。《东京梦华录》里的宝马香车与雕梁画栋很迷人，但再迷人，也只是烂游叠赏的官宦子弟对帝都昔日繁华的追忆。官宦之后的历史记忆无法等同于普通宋人的历史记忆。普通宋人无力记录自身命运，也无力解释自身命运，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关怀这些沉默者的命运，正是历史研究者和写作者应该关注的命题之一。

二

总体而言，本书无意颂扬宋朝的伟大，也无意赞美两宋的明君贤臣，更无意讨论宋朝是不是中国近世的开端这个问题，而更愿意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被统治者即普通百姓的命运而言，宋朝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它相比前代有哪些变与不变？

有些变化很大。比如，两宋广义人头税的征收力度较之前代已大幅削弱，民众的生育意愿获得了大解放；再比如，两宋不立田制，朝廷不再以暴力手段干预田亩的市场流通，这也是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只是，这些变化既不能视为两宋政府的制度创新，也不能视为两宋政府的历史功绩--因为决策权长期掌握在官府手中，许多人或许已习惯于将社会的改良与进步归功于衙门；也因为臣民实在做得太久，许多人或许也会真以为自己是皇帝养活的。实则两宋广义人头税负担的削弱与不立田制的出现，皆非偶然，而是唐朝中后期实施两税法的必然结果。而唐朝政府之所以实施两税法，又是因为不受制约的官权力与租庸调制度结合，已将唐朝百姓逼至极艰难的困境。百姓纷纷两害相权取其轻，抛弃了田宅家园，抛弃了年迈的父母，宁愿如无根浮萍般去做逃亡者，也不肯再做唐王朝的编户齐民。消极抵抗也是抵抗。在官权力不受制约的时代，在民意缺乏力量转换机制的时代，消极抵抗更是最后的抵抗，也是最有力的抵抗。不是皇帝们发了善心，而是普通民众的消极抵抗逼着皇权在赋税制度与田亩制度上做出了改变。皇权愿意改变，不过是因为做出改变有助于延续政权寿命罢了。

政权的统治模式是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面貌最重要的因素。当赵宋政权的赋税征收不再以人头税为主，而转以田亩税（资产税）为主时，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变化。主户们（在农村有田产或在城市有房宅店铺者）不敢求富，客户们（在乡村为人佣耕或在城市被人雇佣者）变成了更自由的打工人，乡村里出现了草市，城市里涌入了市民，如此种种，皆是统治模式与汲取模式变更后的产物。然而，种种变化之外，秦制这个基本底色没有变。赵宋政权仍以官僚集团和军队为统治基础，其皇权与官权仍然不受制约，其施政仍以控制与汲取而非提供公共服务为第一要义。换言之，两宋的变化只是统治技术层面的变化，它仍然是一个典型的秦制政权，与之前和之后的朝代并无本质区别。

叙述这些变与不变，不可避免会有许多针对赵宋政权的批评。或许会有人认为这些批评太过苛责，是在用今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其实，站在普通民众即被统治者的立场，而非站在帝王将相的立场，去审视统治者的施政，去审视时代的进步与退步，是中国文化古已有之的传统。早在先秦时代，老子便以“圣人”（即统治者）为批评对象，要求他们收敛自己的欲望，收敛其实践所谓“雄才大略”的冲动。老子深信只有“为无为，则无不治”，“圣人”不折腾，民众才能过上好日子。孔子也常以统治者为批评对象，要求他们“克己复礼”，克制欲望约束自己，尽量不要去做折腾百姓之事。孟子更是旗帜鲜明地主张民贵君轻，以百姓生活得好不好作为评价君王的终极标准。太史公撰写《史记》点评帝王，同样将施政是否有利于民生放在了首位，同样厌恶统治者的“雄才大略”，更欣赏安静无为之君。所以他才会既在《史记》里如实记载吕后伏杀韩信、毒杀赵王、虐杀戚夫人等诸多残忍变态的事迹，又在“太史公曰”里对吕后不吝赞美之词：

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在太史公的认知里，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惠帝吕后时代，汉帝国百姓能过上稍好一点的日子，靠的不是惠帝与吕后干了什么，而是他们没有干什么。所谓“垂拱”，所谓“政不出房户”，所谓“刑罚罕用”，皆是指统治者不搞事。统治者不搞事，便是最大的好事。太史公有史德，不会漏记吕后在高层政治斗争中的残暴与变态。太史公也有史识，故而在评价吕后的历史功过时，更在意她的“政不出房户”让普通民众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可以说，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而非代入秦皇汉武这些统治者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与现实，是中国早在先秦两汉时代便已成型的文化基因。留存普通人的辗转腾挪，廓清普通人的命运浮沉与权力施政的关系，当然要有批评。支撑这些批评的标准古已有之，不存在苛责古人的问题。遗憾的是，上述文化基因在后世不断遭到污染，已变得面目全非。为了将自己打扮成英明神武的救世主，秦皇汉武们启动了一轮又一轮文化阉割，消灭了一代又一代有理想的知识分子，长期致力于将天下读书人统统培养成条件反射式要与皇权共情的畸形种。故而才有梁启超于清末剧变之际幡然醒悟，痛斥中国传统史书只见一家一姓不见民众，只见统治者而不见被统治者，实可谓无史。

笔者从事历史写作已有十余年，常被问“你最喜欢历史上的哪个时代”“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这类问题。实则所谓时代不过是历史写作的剖析对象，无所谓喜欢或者不喜欢，两宋自然也是如此。书写历史是在朝后看，朝后看的目的绝不是要制造一个存在于昔日的美好幻象，而是要从那来路中看到经验与教训。史学起源于现实关怀，不断地朝后看，是为了更好地朝前看。

谌旭彬
2024年3月写于海淀北下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