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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如王梵志诗中所言，唐帝国出台过许多人口搜挖政策。
比如，武则天于长安三年（703）派出“十道使括天下亡户”
，将大批御史自中央下派到地方，以监督地方政府搜挖藏匿逃亡的百姓。此举效果有限，虽搜挖出不少百姓，但还没来得及将之绑入户籍，这些害怕朝廷的控制与汲取之人，便又逃亡流入邻近县州再次藏匿了起来。
唐玄宗也曾颁布敕令，号召“天下逃户”自首，回归编户齐民，朝廷提供的优待政策是归还其原籍名下的所有产业；原籍没有产业者，可以将户口数目报上去，朝廷会另有安排。
这种所谓的优待显然无法吸引百姓——若非原有产业不足以让百姓生存下去，他们也不会背井离乡去做寄人篱下的浮逃人。
再后来，唐玄宗又效仿武则天，让大臣宇文融牵头发起“括户”运动，派人带队去天下各地，试图将隐藏在山林之中、荫庇在大族与贵族官僚门下的逃户搜出来，使之重新成为朝廷控制和汲取的对象。唐玄宗后来表彰宇文融“巡按所及，归首百万”
，在约四年的时间里为国家搜出了近百万藏匿户口，《旧唐书·食货志》提供的具体数据则是“得户八十余万”
。由此可见所谓的开元盛世，实不过是个百姓不堪汲取而大量逃逸的时代。杜佑在《通典》里说天宝末年仍有超过300万户口（相当于全国四分之一的百姓）隐匿于江湖之中，并非夸张之辞。
其实，唐帝国的“括户”运动不过是隋朝“大索貌阅”运动的翻版。“大索貌阅”的字面意思是按户籍登记资料（年龄、体貌特征、人丁数量）挨家挨户清查，若发现年龄不符、相貌不对、数量有异，便可查出隐匿人口与“诈老诈小”（指到了纳人头税的年龄却将年龄改小，还没到免除人头税的年龄却将年龄改大）。为了将运动落实到每家每户，隋文帝对基层官员实施了“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
的严厉惩罚措施，不认真搜查隐匿人口的乡官会被流放至偏远地区。隋文帝还“开相纠之科”
，发动民众互相举报。隋炀帝后来也继承了这种手段，于大业五年（609）“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
，用奖励来诱惑百姓互相举报，举报出一名藏匿之丁，举报者要承担的赋役就可转嫁给被举报者。隋朝赋役极为沉重，是民众逃亡藏匿的主因。隋炀帝以转嫁赋役为饵来诱惑民众互相举报，很有吸引力，很能够激发人性之恶。正因为使用了如此卑劣的手段，隋文帝开皇初年首次“大索貌阅”便搜出隐匿人口164万余人，其中包括可直接征发劳役的壮丁40万余人。隋炀帝时代能掌控约900万户编户齐民，也是靠了这种卑劣手段。有隋代的先例在前，武则天与唐玄宗发起“括户”运动时，大概率会有样学样
。
然而，只要均田制的先天缺陷仍在，只要租庸调制度下的税赋依旧沉重，唐帝国的浮逃民就永远也搜挖不完。不但永远搜挖不完，还会如同滚雪球般不断壮大。这种滚雪球效应的主要制造者正是地方官府。按常理，百姓逃亡藏匿后，他们名下的口分田和永业田应由官府收回，再转授给当地的其他成年男丁。逃亡者的赋役也应转移给田地的新主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官员为了让政绩履历看起来更漂亮，并不会将逃亡者的户籍从簿册中消除。不但不消除，还会将本应由逃亡者承担的税赋劳役转嫁给里正和其他百姓。这种做法在当时有个专门的名词，叫作“摊逃”。摊逃会让留下来的百姓过得更惨，所以越是搞摊逃，百姓跑得越多；百姓跑得越多，摊逃的力度就越大，如此这般就形成恶性循环。唐宪宗时代，京官李渤奉命出使，路经陕西渭南县，便见到当地百姓因为摊逃这一恶政而几乎跑光了：
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
渭南县长源乡原本有400户，因地方官搞“摊逃”，如今已只剩下100多户。阌乡县原本有3000户，也因为“摊逃”的缘故，只剩下1000户了。李渤的这些描述，实可谓触目惊心。
这种遍地浮逃民的时代，民众自顾不暇，他们的生育意愿可想而知。他们在逃亡藏匿期间做出“生子不举”之事也不足为奇。只是他们已是逃亡者，在地方官府的视线之外，其“生子不举”很难被官修史料记录下来。唐代耕地多于西汉，农具优于西汉，农作物品种优于西汉，耕作技术优于西汉，开元时期也号称盛世，可是其人口峰值（据杜佑估算总人口约为7000万）却与700多年前的西汉（据元始二年官方数据约为6000万）无本质差别，重要缘故之一便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