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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半期实施均田制，与之配套的赋役制度是租庸调。
租指田租，成年男丁每人每年按标准缴纳。庸是按人丁去给朝廷服劳役。调是按人丁向朝廷缴纳绢绵布帛。
可见生活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度下的唐朝百姓的主要负担仍是人头税（取广义，指所有以人丁为标准征收的赋役）。按学者高树林的计算，唐代前半期民众的人头税负担占到了其总负担的六成至七成。
唐代人陆贽曾十分赞同租庸调这种赋役制度，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
，实在是好极了。名下有田产才要给朝廷交租，户口登记在册才要给朝廷交调，家中有丁才要给朝廷交庸，可见征税依据很明确。不会因丰收增税，也不会因荒年而减租；不会因家财丰厚就多征，也不会因为生计艰难就免调，可见征税标准也很合理。
遗憾的是，陆贽的这些赞赏仅限于理想状态，也就是朝廷能足额给民众授田，民众继而有能力足额向朝廷缴纳租庸调。而现实是理想状态不可能存在。唐初的武德、贞观年间，人口稀少，朝廷掌握着许多荒地，尚可按标准足额授田给新生人口（每名男丁成年时可从政府手中获授田地100亩，其中有80亩口分田、20亩永业田）。但随着人口增长，朝廷手里的闲田越来越少
，到唐高宗与武则天时代就已没办法给新增人丁足额授田了。如敦煌户籍残简显示，当地百姓平均获授田亩仅相当于原定标准的十分之三。而且时间越往后，授田不足的情况越严重。敦煌效谷乡百姓王万寿生活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他全家仅获授耕地10亩。以王万寿家中仅一名成年男丁来计算，也仅为应授标准的十分之一。
缺乏动力去履行对民众的责任，却积极强制民众承担赋役，这是秦制政权的一项重要特征。唐朝政府也是如此。反映在均田制上，便是征收租庸调非常卖力，落实足额授田毫无兴趣。不管民众获授田亩是否足额，租庸调的征收往往一分不能少，征收过程中只看人头之有无，不问田亩之多寡。名下有八十亩口分田，每丁每年是两石租、二十天庸和两丈绢三两绵的调；名下只有十亩口分田，每丁每年也是两石租、二十天庸和两丈绢三两绵的调。如此，生养子女对家庭而言不再具备正面效益，均田法刺激人口生育的效用也就消失了。民众承受不住沉重的人头税负担，又没有能力与官府正面对垒，便只能走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消极反抗之路。
这场两害相权的主题不再是“生子不举”，是因为“生子不举”已不能解决问题。试想，若一户百姓只获授十分之一额度的田地，却要按百分之百的额度承担税赋劳役，那么，他们面临的就不是养不养得起孩子的问题，而是作为编户齐民的自己能不能活得下去的问题。这正是唐帝国百姓选择大逃亡的主因。
唐民的大逃亡主要选择三种办法。一是离开原籍前往他乡，成为替人佣耕的“客户”（客居之户的意思）。如此，原籍的官员拿着户籍簿册征发赋役时找不到人，客居地的官员也没有动力将“客户”遣回原籍——当然，前提是“客户”的主家能向他们输送足够的利益
。第二种办法是连人带田地荫庇到王公贵族或官员门下，成为他们的私属人口。代价是必须给荫庇者缴纳更高的田租，好处是可以避开沉重的劳役摊派。第三种办法是逃至官府鞭长莫及的偏远之地。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在诏书里提到，江淮间有许多百姓“深居山洞，多不属州县，自谓莫徭”
，百姓们为了逃避沉重的徭役，逃进了官府控制之外的未开发地区。
关于这场大逃亡，唐代史学家杜佑在其《通典》中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论述。杜佑说，本朝从高祖李渊时代算起，到玄宗天宝末年，太平时光持续了130多年，本该是个人口盛世，结果统计在册的户口只堪与隋朝相近。究其原因，是因为许多人逃亡藏匿了起来。
那么究竟有多少百姓选择了逃亡藏匿呢？杜佑有一段估计：
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约计天下编户合逾元始之间，名籍所少三百余万。
自贞观以后，加五百九十万，其时天下户都有八百九十余万也。汉武黩兵，人户减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后至平帝元始二年，经七十余载，有户千二百二十余万。大唐百三十余年中，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而浮浪日众，版图不收。若比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
杜佑在户部做过官，掌握很多官方资料。他提供了几个数据：唐太宗贞观中期，统计到的户口数约300万。到唐玄宗天宝年间，130多年过去了，统计到的户口数仅与隋朝的户口数大体相等（隋炀帝大业五年的统计数据是890余万户）。也就是说，在这130年里，唐朝政府的户口统计簿册上只增加了590万户。杜佑继而推论称，唐朝是个比汉朝更丰足的盛世，唐朝百姓的生活水准高于汉朝百姓。汉武帝穷兵黩武曾闹到天下人户减半的境地，但只过了短短70余年，到汉平帝元始年间，汉帝国的在册户口就增长到1200余万。唐朝从贞观时代算起，经历了130余年的太平时光，其间虽然也有战事，但总体来说都算不上大乱，不至于给人口增长造成大的影响。所以，保守估计到玄宗天宝年间，本朝的实际户口应该不少于汉平帝时代，至少应该有1400万户口才算正常。这意味着有至少有300余万户百姓没有得到统计。
也就是说，按照杜佑的统计与估算，在唐玄宗天宝时代，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百姓选择逃亡藏匿，抛弃了编户齐民的身份。这个数据初看起来似乎有些骇人听闻。但杜佑是史学家，详细研究过历代人口数据，其《通典》是一部制度史巨著。杜佑也有丰富的官场经历，在地方做过刺史，在中央做过工部郎中与户部侍郎，对本朝人口数据及统计方式均有很直接的体察。他的这一估算绝非信口开河。
杜佑的估算在唐代也非个案。早在武则天时期（泛指武氏控制朝政的时代，不局限于武周），朝臣韦嗣立便说过“今天下户口亡逃过半”
这样的话。韦嗣立的“过半”之说或有夸张，但他如此说，足以证明当时的百姓逃亡情况很严重。同期也有许多史料可以佐证韦嗣立的话。如陈子昂上疏武则天，说河、陇、秦、凉、青、徐、曹、汴、沧、瀛、恒、赵等地的百姓“流离分散，十之四五”
，四川百姓的逃亡情况也很严重，蜀中诸州的逃亡者里有三万余户冒险进入未开发的、朝廷管控不到的深山老林之中。陈子昂还说，蜀地百姓之所以逃亡，主因是官吏对百姓的压榨剥夺太狠。
狄仁杰也上奏，说据他在河北道的调查所见，因朝廷调发太重，百姓已被逼至家徒四壁、卖房子卖田产去作逃亡者的地步。
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又有河南府人孙平子上奏，说唐帝国户口控制最严格的长安与洛阳地区也出现了严重的人口逃亡现象，差不多有半数百姓跑掉了。
长安与洛阳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开元九年，唐玄宗又在“禁逃亡诏”中承认，虽然朝廷控制的户口数还在增长，但百姓逃亡的情况仍很严重。
皇帝与官僚们能感受到百姓在大量逃亡，民间知识分子当然也会有所体察。活跃于唐朝前期的僧人王梵志，有一首题为《天下浮逃人》的打油诗，讲的便是唐帝国百姓逃亡藏匿的风潮。其诗如下：
天下浮逃人，不啻多一半。
南北掷踪藏，诳他暂归贯。
游游自觅活，不愁雁户役。
无心念二亲，有意随恶伴。
强处出头来，不须曹主唤。
闻苦即深藏，寻常拟相筭。
欲似鸟作群，惊即当头散。
心毒无忠孝，不过浮游汉。
此是五逆贼，打杀何须案。
王梵志倡导忠孝，所以这首诗的立场是痛骂逃亡百姓，说他们心思狠毒毫无忠孝之心，是不必经正规审判程序便可打死的“五逆”
恶贼。批判之外，这首诗也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信息。比如，王梵志在诗里说“天下浮逃人”超过了半数，虽是夸张之语，却显示当时的逃亡藏匿者极多，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也正因是常见的社会现象，才会引得王梵志写诗批判。再比如，诗中提到“应户役”，清楚显示百姓选择逃亡藏匿的主要目的，是要逃避沉重的人头税。再比如，诗中提到逃亡者往南往北到处躲藏，平常时日聚在一起谋生，遇到搜挖便立即四散；被抓住后会欺骗逮捕者先暂回原籍，再找机会逃走。这些信息既显示唐朝政府有许多人口搜挖政策，也显示民众逃亡藏匿的决心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