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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朝与隋唐时期的史料里，很难见到底层百姓“生子不举”的材料。秦汉、三国两晋与南朝时期百姓忍痛杀子的材料，或来自官员的奏疏，或是作为地方官员的政绩被史书保存下来。但检索《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典籍，以及该时期的诗作、笔记与传奇小说，却很难找到类似记载。虽然不能说该时期绝无杀子现象存在
，但这至少意味着在当时的官员与士大夫的视野里，“生子不举”尚未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
何以如此？
原因当然不可能是民众的生活状况发生了质变。有限的上下浮动会有，比如太平时代多半好于战乱时代。但质变不会出现，毕竟秦制政权素来奉行商鞅的贫民之策，致力于将百姓控制在贫困线上。即便是号称治世的贞观时代，李世民奉行的真实治国理念也是“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所以百姓仍常年生活在困顿当中。贞观五年（631），戴胄向唐太宗报告说因征兵和修筑九成宫，已将天下的劳动力汲取殆尽，百姓已陷入“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
的境地，只要家中有一名成年男丁被征发，全家便要饿肚子。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又发布诏书威胁天下百姓：“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
惹得大唐皇帝下发这样的诏书，当然是因为底层百姓自残手脚的现象已经很严重。李世民在诏书里拒不承认百姓自残手脚是自己的暴政所致，反将之归咎为隋末“遗风犹存”。但在史学家吕思勉看来，这说法纯属狡辩，“是时役苟不重，民安肯自伤残？”
若不是贞观时代赋役沉重，逼得百姓活不下去，谁会狠得下心来自残手脚？贞观治世尚且如此，北朝与隋代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百姓生活水准没有质变，作为社会现象的“生子不举”却消失了。据笔者理解，这背后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人口因战乱大规模减少，政府为增加劳动力总量出台了一些优待政策以鼓励生育。二是推行了新的田制，也就是均田法，这是当时经济领域最大的变化。
均田制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丁为基础，由朝廷向百姓授田。太和九年（485），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法，其中规定：15岁以上男子可自朝廷手中获授露田
40亩，女子减半为20亩
。家中若有“丁牛”，可额外获授露田30亩，丁牛以四头为上限，每户最多可额外获授露田120亩。此外，男子还可以得到桑田20亩。桑田相当于家庭的自留地，可以一直传承下去，露田则须在农民年老不再征课田赋或者去世之后归还朝廷。
该制度经北齐、北周与隋朝，一直延续至唐朝前半期。其间虽有许多调整，但由朝廷按人丁向民众授田这个核心始终未变。如唐代均田制规定，丁男（21—59岁）与中男（16—20岁）皆可自朝廷获授一顷耕地，其中20亩为永业田，也就是可世代相传的自留地；另80亩为口分田，获授人死后须归还朝廷。
很容易看到，这种授田方式与北魏的均田法实乃一脉相承。
孝文帝能够推行均田法，是因为当时的中原地区存在大量无主荒地。孝文帝愿意推行均田法，是因为北方经历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剩余人口为了生存大多投靠有力量的世家大族，成为他们名下的荫庇户，不再向朝廷提供税赋与劳役，史称“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
。朝廷不缺田地，缺的是可供汲取的编户齐民。均田法便是吸引民众脱离世家大族荫庇、重新回到朝廷怀抱的办法。朝廷一面承诺按人头向民众授予土地，一面承诺会减轻对民众的汲取力度，使之小于世家大族对人口的荫庇力度。于是，“荫庇户口自然纷纷向政府请求授予土地，政府在劳动人手争夺战方面，至此可谓获得全胜”
。
从这个角度来看，均田制的实质是朝廷、世家大族与底层民众三方间的一场博弈。博弈的结果是朝廷与民众皆获得了好处——朝廷虽然减轻了汲取力度（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减轻是策略性的、暂时性的），但编户齐民的数量大增，垦田亩数也大增，财政“蛋糕”的总体量变大了。
均田制能够刺激民众生育、加速人口恢复，是因为在该制度下，家庭每多养育一个孩子成丁，便可自官府多获授一人份的田地。只要朝廷能够足额授田，生养子女对家庭而言便具有正面收益。可见只要生养子女不会给家庭带来新的沉重负担，即便生活在困顿之中，民众也会有很强的生育意愿，人口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增长。
但均田制对生育的刺激终究有其上限。授田总量会随着人口增长而耗尽，朝廷掌控的闲置土地会越来越少。当新增人口无法获授足额田地时，均田制必然要走向崩溃。历史也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在发展——均田制在北朝没有崩溃，是因为北朝战乱频繁，中原地区的人口峰值始终未能恢复到两汉时代的规模——北齐与北周的人口峰值不如北魏，而北魏的人口峰值也只在3150万—3500万人之间。
均田制在唐朝立国半个世纪后出现严重的崩溃迹象，是因为唐帝国的人口在这半个世纪里急速恢复，政府掌握的闲田已经很少，已无法向新增人口足额授予耕地。
在均田制崩溃的过程中，人头税的人口峰值限制器效用再次显现，民众也再次被逼至两害相权的境地。不过，这场两害相权的主题已非“生子不举”，而是人数达千万级的唐民大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