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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西晋史料中未能见到百姓忍痛杀子已成为社会现象的记载。
这或许与西晋仅存在了50余年有直接关系——西汉与东汉的前50年中，百姓忍痛杀子也尚未成为引起朝廷关注的社会现象。毕竟王朝初建之时耕地多而人口少——据《晋书·地理志》记载，西晋太康元年（280）平吴后，晋朝政府掌控下的民户只有245.9840万户，人口只有1616.3863万人，仅相当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政府掌控人口数量的七分之二——只要政府不像魏、蜀、吴三国那般丧心病狂地汲取人力物力，民众一般还是有生育意愿的。西晋罢州郡之兵，让那些在曹魏时代形同军管奴隶的屯田兵回归农户，又实施占田制，允许贵族与百姓按不同上限占有田地，这些政策与曹魏时代相比也确实可以称作善政。
实际上，占田制本就存有刺激民众生育的用意。西晋初年有大量无人耕种的土地，为鼓励民众积极垦荒，占田制将贵族按官品分为不同等级，最高的第一品至多可占田五十顷，最低的第九品至多可占田十顷——贵族不负担税赋劳役，为他们制定占田上限是为了防止土地被无节制兼并，以保证朝廷的税源。平民也有占田上限：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
西晋政府按劳动能力将民众分为三类。16—60岁者叫正丁，13—15岁与61—65岁者为次丁；12岁以下与66岁以上者称老小。按占田制的规定，百姓家中凡有一名男子，不论年龄大小，皆可占有田地70亩；凡有一名女子，不论年龄大小，皆可占有田地30亩。到了征收赋税的时候，丁男（16—60岁）只按50亩收，丁女（16—60岁）只按20亩收，次丁男（13—15岁或61—65岁）只按25亩收，次丁女（13—15岁或61—65岁）名下田地一律不收。换言之就是只要开垦的荒地达到占田标准的上限，民众就能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耕地不必缴纳赋税。多生孩子后可以多占田，且在孩子成长至13岁以前这部分田地不必缴纳赋税，也有助于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占田制鼓励民众垦荒并多生育子女的用意，可以说是非常明显。
荒地数量会不断减少，占田制注定无法长期维持，但西晋的存续时间很短，其人口峰值远不能与两汉相比
，人均耕地与赋役负担之间的矛盾尚未激化，故而在西晋史料中很难见到百姓忍痛杀子已成为社会现象的记载。直到东晋与南朝，底层百姓以杀子为手段来两害相权，才再次频繁出现在史料当中。
东晋成帝年间，散骑侍郎贺乔之妻于氏给朝廷上表，其中提到“又今世人生子，往往有杀而不举者”
。东晋孝武帝时代的殷仲堪做晋陵太守时，曾“居郡禁产子不举”
，此事作为政绩写入正史传记，显见在殷仲堪治理的晋陵郡境内，百姓杀子是一种已引起政府关注的社会现象。南朝刘宋时，官员周朗上书说，朝廷虽制定了严厉的“禁杀子之科”，以严酷的法律禁止百姓杀子，现实却是“贫者但供吏，……生子每不敢举”
。南朝梁武帝时代，任昉做义兴太守，“时产子者不举，昉严其制，罪同杀人。孕者供其资费，济者千室”
。当地许多人生了孩子后选择杀掉，任昉以严刑峻法追究杀子者，又为孕妇提供资助，惠及上千户百姓。
刘宋时代，还发生过一件将“埋儿养母”的惨剧当成“孝义”典范来宣传的荒唐之事。当时的会稽郡有一人名叫郭世道，他14岁时没了父亲，留下一个继母。郭世道成婚后，“妇生一男，夫妻共议曰：‘勤身供养，力犹不足，若养此儿，则所费者大。’乃垂泣瘗之”
。郭氏夫妇居然将孩子给埋了！郭世道埋儿在当时被视为孝行，实则是夫妇二人没有办法同时养育老人与孩子。刘宋时代以律法严禁杀子（这类律法的存在本身便说明当时杀子之风兴盛），强调孝行是郭世道免受惩罚的关键。由此反推，汉代的孝行故事“郭巨埋儿”，或许也是基于相似的逻辑。
两晋与南朝时代的郭世道们养不起孩子的原因，与他们秦汉三国时代的前辈完全相同，主要是人头税太沉重，人头税的汲取力度不受约束，常常失控。东晋孝武帝时，官员范宁上疏谈过这个问题。他说：
今四境晏如，烽燧不举，而仓庾虚耗，帑藏空匮。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臣恐社稷之忧，积薪不足以为喻。
按范宁的观察，那时节的东晋王朝四海平静没有战乱，却国库空虚没钱没粮，鳏寡之人不敢娶妻，百姓生子不肯养育，已到了干柴成堆只欠火星的危险境地。究其原因仍在于人头税太重，百姓已被种种劳役折腾至“殆无三日休停”的地步。有人主动将自己弄成残疾人来逃避劳役，有人生了孩子故意杀死，鳏寡之人也不敢成家。范宁对东晋百姓杀子的观察，与贡禹对西汉百姓杀子的观察、王朗对曹魏百姓杀子的观察，大体是一样的。
南朝刘宋时代，徐豁做始兴太守，当地百姓“断截肢体，产子不养”。徐豁也在给朝廷的表章中说主要原因是人头税太重。“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按家中人丁数量向百姓征收米粮，16岁以上者收六十斛，13岁至15岁者收三十斛。13岁的小孩子没有能力耕作，却要缴这么重的人头税，所以百姓都不肯养孩子。即便养下来，到了13岁“便自逃逸”，纷纷逃往蛮族的地盘
。另一位同时代的官员王弘也说，孩子13岁就要服“半役”，承担相当于成年男丁半数的劳役，实在是一项苛政。因为有这样的苛政，所以百姓们“一身之切，逃窜求免；家人远计，胎孕不育”
。13岁孩子的耕作所得，不足以负担他名下的劳役（通常会被折算为钱粮）。对本就生计艰难的家庭而言，养孩子就成了一桩再清楚不过的亏本之事。所以有孩子的家庭，到了13岁就让孩子逃走成为化外之民；没孩子的家庭，夫妻从长远考虑会选择生了孩子不养育，或将之抛弃，或将之杀死。
南朝萧齐时代的竟陵王萧子良，也有大体相同的观察：
东郡使民，年无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台使命，切求悬急，应充猥役，必由穷困。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为恒事。守长不务先富民，而唯言益国，岂有民贫于下，而国富于上邪？
萧子良说，底层百姓之所以砍手砍脚搞自残，之所以生了孩子不愿养活成了常态，是因为官府按人头摊派给他们的劳役太沉重。一年之内该服多少劳役没有标准，朝廷与官府感觉有需要就去抓丁，任务下派到地方就要立即执行，不给百姓半点缓冲时间。有权的人不会被摊派，有钱的人可以行贿，最后承受负担的全是底层民众。底层民众只好自残，只好不养孩子。
两晋与南朝的帝王们，当然也深知百姓杀子的原因何在。所以，齐武帝的人口政策是“申明不举子之科，若有产子者，复其父”
。意思是，用严刑峻法惩罚杀子的父母；谁家生了孩子，孩子的父亲当年就可以不用去服劳役，可以在家从事耕作生产、照顾孕妇。齐明帝的人口政策也是“民产子者，蠲其父母调役一年，又赐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同样将免除劳役当作最重要的催生手段。遗憾的是，这类政策本就无法治本，实施起来又时断时续效果有限，远不足以实质性减轻压在底层民众身上的人头税负担。
略言之，自秦汉至两晋南朝，对普通家庭而言，人头即负担，增加人头即增加负担。民众被人头税压榨苦了，又没有与官府正面博弈的能力，便只能逆向操作，以少生孩子，甚至主动杀子的方式减少人头税，以减轻自己的生存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