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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轻人头税暴政带来的伤害而忍痛不生孩子、不养孩子，甚至杀死孩子的现象，秦代（国）便已出现。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法律答问”里，记载了这样一条律法：
“擅杀子，黥为城旦舂。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杀之，勿罪。”今生子，子身全殹（也），毋（无）怪物，直以多子故，不欲其生，即弗举而杀之，可（何）论？为杀子。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为这段“法律答问”提供的译文是：“擅自杀子，应黥为城旦舂
。如小儿生下时身上长有异物，以及肢体不全，因而杀死，不予治罪。如新生小儿，身体完好，没有生长异物，只是由于孩子太多，不愿他活下来，就不加养育而把他杀死，应如何论处？作为杀子。”
简言之就是按照秦律，父母杀害畸形儿无罪，弃养正常婴儿则要受到严惩。
秦政高度功利化，视民众为可汲取的劳动力资源，而非值得爱护与关怀的活生生的“人”。对秦制政权而言，畸形儿无法成长为合格的劳动力，对国家而言没有价值，故鼓励父母将其杀害（在秦政的高强度汲取下，父母往往不具备抚养畸形儿的能力，政治上的滑坡一定会引发人伦道德上的滑坡）；正常婴儿则不然，故须制定律法来重点保护。这条“法律答问”显示，在秦国治下，是存在父母杀死正常婴儿现象的。如果正常婴儿被父母弃养或杀害只是很少见的个案，似不必有这样一条“法律答问”。父母杀害畸形儿尚可理解，为什么还要杀害正常婴儿？“答问”撰写者提供的解释是“直以多子故，不欲其生，即弗举而杀之”，意思是孩子多了养不起，故一生下来就将之杀死。
这个解释很模糊，没说清秦民为何养不起孩子。先秦时代生产力低下、土地产出不足，自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易被忽略的关键原因，那就是：
秦赋户口，百姓贺死吊生，故秦谣云“渭水不洗，口赋起”，即苛政猛于虎之谣。
这里的“秦赋户口”，指商鞅变法期间开启的“初为赋”
政策。该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舍地税人”，也就是从按土地亩数征税，转变为按户下人丁数量征税，家中人丁的多少与家庭的税赋负担直接挂钩。税赋政策改革造成的直接结果，是百姓对生死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听闻亲戚友邻家中有人去世，便去祝贺；听闻亲戚友邻家中有孩子出生，便去吊问。“渭水不洗，口赋起”是一句在秦民中流传的民谣，意思是“渭水边冤死者的血还没洗干净
，口赋又要来夺人性命”。
史料有限，秦代（国）人头税的具体情况已经不详。大略可知的是，狭义人头税“口赋”在当时由少府主管，收的是钱而非粮食。这意味着民众纳税前须先将粮食拿到市场上换成钱，多受一次盘剥。《史记·张耳陈余列传》里记载，武臣等人前往赵地游说豪杰反秦，其说辞之一是“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
。所谓“头会箕敛”，即按人头向百姓征税，征税时以畚箕来装钱。人头税成为武臣用来策反豪杰的说辞，可见其已招致天怒人怨。《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义军蜂起之后，李斯等一干朝廷重臣曾联名向秦二世上奏，将局势恶化的主因归结为“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
——“戍漕转作”这些劳役正是广义的人头税。在汉代人的历史记忆里，秦代的“赋税大”也包括了狭义的人头税“口赋”
。
汉承秦制。为躲避人头税而忍痛杀子，在两汉也仍是常见现象。琅琊人贡禹在八十岁时被汉元帝提拔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只做了几个月便去世了。大约是自觉人生快要走到尽头，贡禹在短短几个月的御史大夫任上给汉元帝上书数十次，提了一大堆旨在改善民生的建议。其中一条是建议皇帝提高“口钱”的征收年龄，别从三岁就开始收，最好是等孩子七岁了再征。贡禹说：
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
“口赋”是西汉的狭义人头税。儿童叫“口赋”，成年人叫“算赋”。算赋在刘邦时代便已存在
，口赋出现的时间略晚一些。按贡禹的说法，是汉武帝刘彻为满足其频繁征伐的欲望，才搞出孩子满三岁便须缴纳口赋的苛政，大大加重了百姓负担。西汉初年制定强迫百姓结婚生育的政策，如今却以口赋来剥削生育孩子的百姓。那些活不下去的百姓只好“生子辄杀”。
贡禹生于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在刘彻时代生活了三十七个年头，是刘彻穷兵黩武酿成“天下户口减半”
惨剧的亲历者。“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的暴政将百姓逼至“生子辄杀”的地步，是他在黑暗时代里的见闻。如果贡禹的上书没有被《汉书》扼要简短地保存下来，那么，这些一出生便被父母亲手杀死的无名孩童便会消失在历史深处，半点痕迹也难以留下
。后人能够记住的，便只有刘彻的“雄才大略”。而且很显然，该暴政并未随着刘彻的死亡而消失
，反而一直延续到了汉元帝时代。所以贡禹才会给汉元帝上书，希望朝廷将征收口钱的年龄标准从三岁提升到七岁。
汉元帝采纳了贡禹的建议。但仅将口钱的征收年龄从三岁提高到七岁，并不足以改变那些无名之子的命运。所以到了东汉时代，底层百姓仍在杀害自己的孩子。宋度大约活跃于汉和帝至汉安帝时代。他到长沙做太守，发现当地百姓“多以乏衣食，产乳不举”，因生活困顿而不愿养育新生儿，宋度遂召集三老痛责，出台政策“禁民杀子”，结果“比年之间，养子者三千余人，男女皆以宋为名也”，短短一年间便有三千余名孩子被救了下来，这些孩子的姓名里皆有一个“宋”字。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后汉书·贾彪传》。内中说，贾彪饱读儒家典籍，以“孝廉”的身份出仕，做了新息长（新息县的县令）。他到任后发现当地“小民困贫，多不养子”，辖区内频繁发生父母杀子的惨剧。贾彪不忍见到“母子相残，违天逆道”，出台政策宣布杀害子女者“与杀人同罪”。在贾彪担任新息长的数年时间里，当地百姓“养子者千数”。这些孩子皆认贾彪为父，男孩被称作“贾子”，女孩被称作“贾女”。
无论是宋度造就的“比年之间，养子者三千余人”，还是贾彪造就的“数年间，人养子者千数”，都是很可怕的数据，意味着当时底层百姓不分男女杀害新生儿的行为是常见现象。这现象不会仅发生在长沙与新息，只因宋度与贾彪是当时的模范官员，长沙与新息的杀子现象才被史书意外记载了下来。还有更多被父母弃养或杀害的孩子，没能在史书中留下半点痕迹。
史书记录“男女皆以宋为名”和“贾子贾女”这种现象，大约是想用这类细节来褒赞传主。但换个角度思考，与其说这种现象是百姓在感激宋度与贾彪（感激当然是有的，这毋庸置疑），不如说是百姓希望以这种称呼，向宋度与贾彪这些地方官员传递一种信息：你们用强制性政策让这批孩子活了下来，便应担负起（至少部分担负起）养育这些孩子的责任。这种微妙的信息传递，可以在《后汉书·侯霸传》中得到佐证：
（刘玄）更始元年，遣使征霸，百姓老弱相携号哭，遮使者车，或当道而卧。皆曰：“愿乞侯君复留期年。”民至乃戒乳妇勿得举子，侯君当去，必不能全。使者虑霸就征，临淮必乱，不敢授玺书，具以状闻。
西汉末年的临淮郡（王莽时代改名淮平）也存在百姓生子不养的现象，且颇为严重。侯霸来做地方官之后情况有所改善。可是，当侯霸即将离任时，当地百姓立即禁止正在哺乳的母亲继续养育孩子，理由是侯霸在任时地方郡县愿意承担孩子的养育费用（提供物资援助或者减免人头税等），侯霸离去后，新来的郡守却未必愿意承担这项开支。如此，继续选择养育孩子的家庭便会陷入困境。
其实，郡守不愿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还不是最严重的事情。更可怕的是遭遇酷吏，这类人往往不择手段，只求完成打击民间杀子之风的任务
。东汉末年“十常侍”之一王甫的养子王吉便是这样一个酷吏。他二十多岁时做了沛相，在任上专以严刑峻法治理民众，“专选剽悍吏，击断非法。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王吉消灭杀子现象的办法，是直接斩杀那些无奈杀害婴儿的父母。他还会将被杀者“皆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见者骇惧”
。王吉将尸体砍碎，用车拉着在下属各县巡游，遇上夏天尸体容易腐坏，便用绳子将骨头串联起来，在沛国全境搞骷髅游街，令人不寒而栗。
与秦国（代）和西汉的情况相似，东汉民众不愿养育子女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躲避人头税。晋代史料《零陵先贤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郑产字景载，泉陵人也，为白土啬夫。汉末多事，国用不足，产子一岁，辄出口钱。民多不举子，产乃敕民勿得杀子，口钱当自产出。产言其郡县，为表上言，钱得除，更名白土为更生乡也。
郑产生活于东汉末年，是零陵郡泉陵县白土乡的一名“乡啬夫”，主要职责是替朝廷收取赋税、受理词讼
。当时的人头税政策已回到汉武帝时代的强度，新生儿满一岁官府便要上门征收“口钱”。为规避这种盘剥，百姓多选择杀死刚生下来的孩子。郑产劝说辖下百姓不要杀孩子，还愿意替那些困顿的父母缴纳孩子的人头税。此事最后以郑产向上级郡县汇报情况、该乡孩子的人头税作为特例被取消而了结。为感激郑产，当地百姓将地名改成了“更生乡”，意思是感谢郑产给了孩子们第二次生命。
史书没有记载“男女皆以宋为名”的那些孩子，被呼作“贾子”“贾女”的那些孩子和“更生乡”的那些新生儿的最终命运。但大致情状不难推知：宋度有任期，贾彪有任期，郑产上级郡县的主官也有任期，任期到了便是人去政息；而且即便在任期内，他们也只能管控百姓不要杀死刚出生的孩子，无法管控抚养过程中的“意外”。他们的举措，终究只救得了一时一地。少数有良心之人的修修补补，改变不了底层百姓普遍性的悲惨遭遇。当宋度离开长沙、贾彪离开新息、新上司不再支持郑产，“小民困贫，多不养子”的状态便会全面复原。长沙郡、新息县与更生乡之外，没有宋度，没有贾彪，也没有郑产，情况只会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