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头税是限制因素

答案是人头税。

这里必须说明：本章提及人头税，皆是就其广义而言，指以家庭人丁的多寡为依据来征收钱粮人力的所有汲取名目。狭义人头税一般指算赋（按人头向成年人收取）和口赋（按人头向未成年人收取），是两种具体税目。与人头税对应的概念是田亩税（资产税），也就是以耕地（资产）的多寡肥瘦为依据来征收钱粮人力的所有汲取名目。

中国秦制时代的税赋（取其广义，包括钱粮与劳役），皆由人头税与田亩税两大块构成。汉代的田亩税主要指田赋，人头税则包括口钱（针对未成年人）、算赋（针对成年人）、徭役与兵役四大项。唐朝前半期实行租庸调制。租指田租，每名成年男丁每年纳租税两石，庸是按人头向朝廷服劳役，调是按人头向朝廷缴纳绢绵布帛，皆属于广义的人头税。学者高树林以粮价折算的方式，测算过汉代与唐代前半期百姓每户每年的田亩税和人头税的比例。他的结论是：在汉代，人头税占到了百姓负担的九成以上，田亩税只占了不到一成。在唐代前半期的租庸调时代，人头税占到了百姓负担的约六到七成，仍远大于田亩税。具体数据见下表：

资料来源：高树林：《试论中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税役变化问题》，《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1期。

正因为人头税在汉代占到了百姓负担的九成以上，所以汉文帝在田亩税上实施“三十税一”政策，并不能改变民不聊生的现实。晁错对汉文帝讲百姓凄惨的生存境况时，重点就落在了人头税上面。他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五口之家中，至少有两名成年劳动力要经常去服劳役，要去“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一年四季不得休息。这些负担都属于人头税。晁错的意思是：这些常规而沉重的人头税，加上非常规的水旱灾害、急暴之政与额外赋敛，共同迫使汉文帝时期的百姓不得不卖掉田宅，甚至卖儿鬻女，以寻求活命的机会。

同时期的贾谊也留下了相似的论述。他告诉汉文帝，淮南之地的郡县百姓之所以纷纷抛弃家园，逃亡到诸侯王的地盘，不是因为田赋（田亩税）太重，而是徭役（人头税）太重：“其吏民繇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 ——往来长安的徭役将这些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他们不想做郡县百姓了，都想去做王国的百姓。汉文帝在田亩税上搞了“三十税一”，但人头税才是汉帝国百姓最沉重的负担，“三十税一”无法阻止汉帝国的百姓“用脚投票”逃走。

理解了人头税在秦汉至隋唐时代税赋体系中的绝对主体地位，便不难明白它为什么会成为压抑人口峰值的限制器。原因并不复杂：人口峰值要想出现大爆炸，百姓就要有强烈的生育意愿。政治权力再强大，也只能间接催生，无法直接管控女性的子宫。 所以百姓的生育意愿，通常会是一个趋近理性的经济行为。在传统农业社会，百姓生育子女的意愿是强是弱，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民众当下的物质生活水准。

二、现行制度下，生养孩子能否给家庭带来好处，孩子是否有好的未来。

当下物质生活水准高，百姓的生育意愿就高；反之，百姓的生育意愿就低。觉得现行制度下生养孩子，有助于在未来提升家庭的生存境况，孩子也会有好的未来，百姓的生育意愿就高；反之，百姓的生育意愿就低。而这两个因素，恰恰都会受到人头税的强力制约。

人头税会直接地压制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准。在农耕时代，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准主要取决于名下土地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布帛，以及这些粮食布帛有多少能够留在自己手里。简言之就是：

民众的财富留存量≈土地出产总量-政权汲取量

这个公式里的政权汲取量，无论是汉代的算赋、口赋、劳役与徭役，还是唐代前半期的租庸调制，皆主要取决于家庭人口数据。家庭人丁越多，被汲取量就越大。而公式里的土地出产总量却并不直接等于土地亩产乘以土地亩数。土地亩产固然会随着各种因素如工具与种植技术的改进而慢慢提升，政权的汲取能力也会随着统治技术的“进步”与“完善”而不断提升；且土地上的劳动力还会经常因政权对兵役、劳役的汲取而减少——男丁被征发去给朝廷服劳役与兵役，就无法参与耕种，土地产出就要降低；服劳役和兵役还需要自备路费、衣物与工具，会直接削减家庭财富。也就是说，在人头税时代，当政权提升汲取强度、加大汲取量时，土地出产总量往往也会相应下降。一升一降之间，民众的财富留存量会急剧减少。

正因为土地出产总量与政权汲取强度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所以人头税时代的民众物质生活水准，往往很难有质的改善。汉代文景之治时期的百姓如贾谊所言百姓设法逃跑，唐代贞观之治时期的百姓也同样被逼自断手脚。贞观十六年（642），李世民下发诏书说：“自今有自伤残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 ，透露了贞观时代的百姓被朝廷的劳役逼得活不下去，只能砍手砍脚去做残疾人。如果帝王们野心勃勃要去实践自己的“雄才大略”，钱粮与人力的征发将大幅提升，土地的出产总量将大幅下降，民众的财富留存量会急剧减少，情况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变得更加糟糕。隋末遍地流民便是因此而起。

此外，人头税也会压制民众对未来的期望，降低他们生育孩子的意愿。在王朝初期，战乱结束，土地多而人口少，增加劳动力可以耕种更多的土地，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个多出来的收入通常会大于政权按人头汲取造成的损失，可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民众的生育意愿一般比较强。但到了王朝中晚期，当人口已增至四五千万的规模时，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已经很少，已没有多余的荒地可以开垦，增加劳动力带来的精耕细作远不足以抵消新增的人头税，这时民众就会对生育之事感到悲观，认为多养孩子会恶化家庭的生存境况。

总而言之，生育意愿这种事，既取决于民众的经济状况能否支撑其多养孩子，也取决于现行制度下民众对未来的预判，取决于多养孩子是否能给家庭的未来带来正面影响。理解这一点，有助于破除现代人常有的一种错觉。这种错觉认为，古人养育孩子成本较低，主要就是给孩子提供衣食。只要孩子有衣穿有饭吃，冻不死饿不死，古人就会倾向于多生多养。毕竟当时的医疗水平低下，孩子成活率低，多生几个可以加大保障。多一个孩子也多一分劳动力。这种说法逻辑上似乎是自洽的，但这种自洽只在部分时段里（如地多人少的和平时期）成立。

在另一些时段里，古人也会选择抑制自己的生育意愿。毕竟古人也有自己的经济理性。古人需要权衡多养孩子会不会带来无法承受的人头税，需要权衡抚养孩子会不会占用家庭中的女性劳动力，使土地无法得到充分耕种，使家庭收入急剧变少——假设一个五口之家由一名老人、一对成年夫妻和两个子女构成，丈夫被朝廷征去服劳役，妻子必须成为家庭的核心劳动力，承担起下地耕种的重任，此时若有老人和年幼的子女需要照顾，就会分身乏术。这是人头税时代所有普通百姓皆会面临的困境。面对沉重的人头税，他们经常需要两害相权。当民众权衡之后认为家庭承受不起增加人丁的后果时，就会选择少生孩子或不生孩子。

在秦汉至隋唐时代的史料中，这类两害相权的现象经常出现。其最激烈、最极端的表现，在史料中通常被称作“生子不举”——古人缺乏安全的避孕手段与流产技术，怀孕后只能将孩子生下来。而家庭又因沉重的人头税无法承受新增人丁，父母们只好将刚生下来的孩子忍痛抛弃或者杀死。这是中国人口史上极隐形的一条脉络。揭示这条隐形脉络的存在，呈现其残酷性，并廓清其发生逻辑，才能真正理解北宋之前的朝代——自秦汉到隋唐——为何从未发生过人口大爆炸。笔者接下来将用两大章篇幅，扼要梳理这条隐形的脉络。 2S+CsYTdkVXjpQGxwTHkkr9ZukzvApfLkp7cQWDQBo28FATd8GvBc/EKknVtkuj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