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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增长的原因很多。开垦土地、精耕细作、修筑水利、改良农具与农作物等，都有助于人口增长。其中效果最显著的方式，莫过于社会结束动荡，进入和平时代。
数据很足以说明这一点。秦灭六国实现统一后，全国人口总数一度接近4000万
，经历秦末乱世，到汉初文景时期已只剩下约1400万—1800万
。经过百余年的和平，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又增长至5959.4879万
。不久后新莽政权崩溃，绿林、赤眉、铜马等流民军兴起，人口又进入锐减阶段，到东汉光武中兴时只剩下2100.7820万
。此后又经历百余年的和平时光，到汉桓帝永寿二年（156），总人口又增长至5647.6856万
。不久后进入乱世，先是诸路军阀混战，后是魏、蜀、吴三国争雄，至西晋太康元年（280），全国人口已只剩下1616.3863万
。南北朝时代略过不提。再往后，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多年承平又让全国人口数恢复至4601.9956万
。不久后隋末大乱，至唐朝贞观时代已剩人口1235.1681万
。此后经百余年太平，至天宝十四年（755），人口又增长至7000万的规模
。
上述人口起伏情况，大体如下面这张简图所示。为方便后面的讨论，简图增入宋初太平兴国五年（980）的人口数据3540万，与北宋末大观三年（1109）的人口数据1.4亿——考虑到疆域面积相近更好比较，这里采用了包括宋、辽、西夏和大理在内的总人口数据。
秦汉至唐宋人口变化简图
可以看到，简图中的每一个峰值，相对于前一个谷值，都是一次人口总量的大恢复。这种大恢复的主因，正是时代自残酷的乱世进入难得的太平年岁。同时还可以注意到，自秦汉到隋唐，人口总量大恢复的变化不大，其峰值始终在6000万这个水平徘徊，无法突破7000万这个上限。而且，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近6000万人口，到唐天宝十四年（755）的约7000万人口，七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在大体相当的疆域里，峰值人口只增长了约1000万，增长速度可以说是犹如蜗牛爬行——可以设想，如果秦帝国统一后与民休息而非疯狂虐民，国祚稍长，其峰值人口大概率也能攀升到五六千万的水平，如此，蜗牛般爬行的时间跨度甚至达到了千年之久。故此，《中国人口史》第三卷才会评价说：
北宋以前我国人口增长缓慢。
这种缓慢的人口峰值增长，实是在提醒我们：自秦汉至隋唐这段时期里，必然存在某种共通的、制度性的限制因素，在制约着人口峰值的提升。
众所周知，自秦汉至隋唐，铁制农具普及了，水利灌溉设施更多更好了，有许多农作物引进与更新，种植技术也有进步。此类因素全部加在一起，可以让粮食亩产发生很大的提升。吴慧的经典著作《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认为“唐代的亩产比汉代增长了四分之一还多”
，便是一个很中肯的结论。可是，自汉至唐，人口峰值数据却仅提升了六分之一。可见这个共通的、制度性的限制因素，大幅抵消掉了生产力提升（粮食亩产增长）对人口增长的正面影响。自唐入宋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据吴慧的研究，宋代的粮食亩产较之唐代，增长了12.5%
，相当于生产力水平提升了八分之一。大体相当疆域下的宋代人口峰值数据较之唐代，却整整提升了一倍。这意味着限制因素已解除或部分解除，其对人口峰值数据的压制效果已消失或部分消失。
那么，这个自秦汉至隋唐始终存在的限制因素，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