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如此

接到洪任辉的告状信之后，乾隆皇帝大怒，随即下达了整顿粤海关的命令。他的圣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派遣给事中朝铨和福州将军新柱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案。

第二，不将事情原委弄清楚，就先将广州海关监督李永标免职，将海关管理权交给两广总督李侍尧，由李侍尧与钦差一起查明李永标有无问题，如果有问题则严加处理。

第三，但如果经过查明，发现李永标没有问题呢？皇帝也并非不爱护他的官员，事实上，他也担心这次事件是浙江和广东为了争夺贸易权而产生的内斗。如果是这样，那么洋人只是浙江的一个工具，为的是陷害李永标。所以，皇帝同时也下令闽浙总督彻查洋人有没有在浙江的内应，查清这份中文的告状信是谁写的。

钦差还没有到达广州，闽浙和两广的两位总督就接到了皇帝的圣旨，他们立刻开展行动。首先是两广总督李侍尧，他不敢违背皇帝的意愿，先接管了海关。但同时，他上奏表示告状的洪任辉并不是普通人，此人已经数次去浙江做生意，属于早已被记录在案的不安分人员。这一点也得到了浙江上奏折子的印证。

李侍尧的奏章还提醒了皇帝，禁止英国人前往浙江贸易是皇帝本人的旨意，因此洪任辉私自前往的确是一种不听话的表现。

英国人曾经认为，皇帝不会愚蠢到禁止一个港口的贸易权，一定是下面的人瞒着皇帝，或者欺骗了皇帝。但事实上，这的确是乾隆皇帝亲自下的旨意。

在洪任辉第一次前往宁波之后，闽浙总督就上奏了皇帝。但他并不是站在浙江人的立场上促进贸易，而是指出英国人前往宁波是为了避税，因此，为了整个帝国的税收，应该禁止英国人在浙江进行贸易。

皇帝见到汇报后，也觉得英国人太狡猾。但他并不想明令禁止在浙江的贸易——自从他的爷爷康熙皇帝规定了四口通商之后，这项基本政策就没有改变过。他的做法是：一方面，提高浙江的关税，将浙江的关税提高到广东的两倍，让外国人无利可图，他们自然也就不去宁波了；另一方面，他授予两地的总督和海关监督更加灵活的手段，让他们可以自行其是地采取措施，从事实上禁止外国人的贸易。

当朝廷想要禁止某件事情时，往往并不需要出台明文规定，而是通过官僚集团的配合，出台各种限制措施（往往是以“对国家和百姓负责”为借口），造成事实上的“此路不通”。外国人显然理解不了清廷规章的博大精深。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也决定了当下级官僚领会皇帝的意图之后，会立刻不择手段地层层加码。在这件事情上，两广总督在没有出台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要求英国商人不得前往宁波。由于英国人不熟悉中国的国情，坚持去往浙江贸易，闽浙总督又不得不出面，还是不出台明文规定，只是在口头上赶走英国人。

虽然浙江的地方官员并不想这么做，但在层层加码之下，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采取经济自残的方式来获得上级的欢心。

到这时我们已经知道，英国人的第一个愿望落空了。他们希望皇帝是开明的，阻挠贸易只是下级官员的错。但禁止他们前往宁波进行贸易，的确是皇帝的意思，只是皇帝希望通过软性手段完成，而下级官员更加蛮横一些罢了。

在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的同时，闽浙总督杨廷璋的奏章也到了。 杨廷璋亲自找来第一个见到外国人并最终送走外国人的守备陈兆龙，询问了当时的情况。陈兆龙向杨廷璋保证，整个过程中英国人没有携带货物，也没有机会找到人帮助他写告状信，这封告状信一定是提前写好带到浙江的。按照杨廷璋的说法，陈兆龙为了哄走外国人，的确将告状信收下了，但他是当着众多人的面收下的，后来又转交给上级，因此他也不可能勾结洋人，不用承担什么责任。

看到这封奏章之后，皇帝心里更加有数了。他已经看到了一个居奇挟制的刁蛮商人嘴脸：外国人确实不如中国人，不知道外面的货物哪一样中国没有，自以为中国离开洋货就无法运转。 他一面下令继续调查是谁帮助洋人写的信，但一面也督促广东省，就算洋人刁蛮，也不能全归罪于洋商，还是要查一查海关监督李永标到底有没有问题，洋人告状是不是真的。 虽然清朝对洋人一直严防死守，处处监视，但与此同时，为了体现中央帝国的仁慈，对于每一位具体的洋人又总是网开一面，在司法上尽量宽容以显大度。

两广总督李侍尧心神领会，随后上奏：他已经将李永标革职，但经过初步调查，关于李永标购买货物不出钱、私自克扣的指控，似乎并不属实。在总督真实的想法中，李永标是无罪的，可皇帝让彻查，而皇帝又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说点什么也不行。于是只好继续说：听说他的家人喜欢购买洋货而不按照实价支付。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海关监督来说不是大事，在平常也会受到官僚体系的容忍；可到了皇帝需要找替罪羊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就足以成为罪状了。皇帝读到这里，也仿佛松了口气般批道：看此，李永标不能免罪矣。他的心里已经有数了。

另外，洪任辉的告状信中，还着重提到了保商问题。 保商制度是西洋人和中国人自由贸易的一大障碍，不仅洋人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保商扣押了洋船上的货，但总是倾向于将付款延后或者拉长付款周期，形成了拖欠，让洋人叫苦不迭。但保商也很无奈，因为有的货确实无法立刻卖出去，也就无法付账。而更重要的是，保商的钱总是被官僚的苛捐杂税耗尽，在入不敷出的时候，他们只能拖欠应付款，也就是洋人的货款。在官僚的压榨下，许多保商实际上已经技术性破产了，就算清算他们的家产，也不可能补上洋人的货款，只能先拖欠，寄希望于用未来的款项还上。

李侍尧也承认存在保商拖欠的问题，但是问题并不严重。他首先给皇帝解释了保商腾挪资金的原因：按照规矩，保商要负责为洋货提供仓储，但洋人不能久留广州（这里没有反思为什么不让洋人久留），有时候货还没有卖完，他们就必须离开了，只能下次来结清，这就造成了资金腾挪的问题。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取消保商制度，允许外国人在当地长期逗留，自己卖货。可是，所有的官员都不会去质疑“不允许洋人逗留”和保商政策本身，他们已经将这种政策当成了天经地义的事，虽然这才是洋人最想推翻的政策。

李侍尧认为，保商的拖欠是有合理性的，而且问题也不大。只有一次出了点小问题，那就是一艘法兰西船将他们的货储藏在行商黎光华的仓库里，但随着黎光华的死亡，这家行商破产了。由于他还欠着官方的资金，于是李永标先下手为强，将其仓库中的货物强行扣押下来。由于“黎光华”在告状信中出现了，总督大大方方地承认了这个“小问题”。但既然是小问题，就不是告状信中所说的“官方任意扣押”。

当然，他心里一定明白，官方其实就是在任意扣押，正是这项权力不时地引起商人的恐慌。行商的倒闭也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由于制度的缺陷而经常出现的情况。但在两广总督的汇报中，这一切都被当作“特殊情况”掩饰过去了。

至此，皇帝心里有数了，他下旨查抄李永标：最大的人物已经选定了牺牲品，而这时，钦差还没有赶到广州。

8月25日，福州将军新柱到达广州。他首先将李永标押下，并收缴了海关印信。9月10日，洪任辉与从北京派来的另一位钦差朝铨才赶到广州。但洪任辉暂时不能回英国人的住处，而是被单独隔离在广州城内，协助彻查。

两位钦差到广州后，首先审问李永标。他坚称对家人的收礼行为一无所知，也坚决不承认其余罪行。但最终钦差依然认定他犯了家人接受赃物的罪行。

在惩罚李永标之余，更令钦差朝铨得意的反而是：在和洪任辉回广州的路上，自己已经得到了他的信任。洪任辉向朝铨透露，自己的告状信是在海外的巴达维亚（噶喇吧，现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托来自内陆的汉人写的，而在宁波，有三位买卖人分别姓郭、李、辛，曾经帮助洋人代投这封信。不想英国人到了宁波投递时，却被官员驱逐了，因此没有形成风潮。 钦差将这一信息传给了皇帝，从而印证了乾隆皇帝的怀疑——他是如此英明，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洪任辉有内应。当然，另一种更可能的情况是，只要皇帝相信有内应，大臣们就会卖力地帮他证明。

关于接下来如何查找内应先按下不表，只说两位钦差来到广州之后的作为。

他们查封海关之后，将海关内所有人员和李永标家人全都抓起来，一一审问，行商也要接受审问。就连外国人也承认，清朝官员在审案中对外国人总是彬彬有礼（唯一的例外，是总想逼迫他们说出内应是谁），但他们对本国人极为严厉。

9月22日，钦差接见了各国行商代表，向他们传达了处理意见，并表示他们告状的内容中有一些是确实的，这方面朝廷一定会秉公处理，让大家满意。

那么，哪些告状内容是确实的呢？我们从钦差给皇帝的汇报中可以看出来。

第一，洪任辉举报李永标及其下属在关口勒索，每艘船除了正常的税之外，七七八八加起来还要额外缴纳三千三四百两。经查明，这些关口勒索就有所谓的规礼银，每船一千七百余两。还有一种所谓的“梁期正银”，为每船一千一百七八十两到一千三四百两不等。二者相加起来最多是三千一百余两，与英国人举报的三千三四百两还是有差距的。所以，英国人的告状内容中有一小部分属实，至少有约三百两属于勒索。

那么，那些规礼银和正银又怎样呢？根据清查，这些银钱都是记录在案的，虽然数量不少，但的确不是李永标加征的。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三千多两其实就是清朝海关复杂的制度成本——为了规训外国人，不让他们直接贸易，建立的制度要想运转，就必须花这些钱。

第二，在这些钱中，关口上的收费大都用在维持关口的运转上（吃饭、俸钱等），但钦差也承认有一些不合理之处。钦差将总巡、黄埔、东炮台三个关口书办及其家人，以及巡役、水手（名叫潘富）都抓起来审问，发现有一些钱超过了维持制度运转的成本，也就是说被私分了。分钱最多的是一位叫作“七十三”（王管）的家丁，得到两百多块银元，其次是总巡口书办，得到八十多块，其余有三十多块的，十几块的，甚至几块的，都林林总总地审问了出来，共列出四十二人之多。

第三，所谓“验货匹费”“验货轿银”，也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一部分被私分，其中拿走最多的还是“七十三”这个人。

第四，这些钱中还有一部分是给买办、通事的礼钱，这些钱同样有合理成分，但也有一部分归了私人。

第五，洪任辉举报说他们“见不到海关监督，无法将被勒索的情况告诉海关监督”，这可能是误会。因为李永标每年确实会进行数次视察，也有单独传见，因此渠道是畅通的。只是语言不通，从而造成误会。

第六，关于行商黎光华的欠费是个案，属于天灾，已经在处理。

第七，外商告状说对他们船上的日用品征税太高，但这是老规矩，也是制度成本的一部分，因此李永标并无过错。

第八，由于做买卖的需要，外商会在广州与澳门之间行走，他们在往来澳门时会遭索贿，这一笔钱确实是非法的，而得益最多的依然是“七十三”。

第九，白银的火耗钱是合理的，因为将不同品质的白银熔化确实会造成火耗。 但操作上偶有不规范之处。

第十，关于保商问题，这是帝国的规矩，只能改进，不能取消。所谓改进，指的是增加保商数目。这里就触及制度的实质性问题。事实上，在这种海关制度下，保商也是受害者，由于要垫付过多、过高的费用，他们之中出现了大面积的破产。就在钦差到来的这一年，由于负担过于沉重，原来的二十余家行商只剩下了五家，影响了贸易的正常进行。钦差等人虽然稍微提及制度成本太高的问题，但随后就轻轻绕过了，只强调要补齐保商的数量，不提保商大面积破产的问题了。

第十一，海关监督购买东西不给足够的价款，查无实据。

总之，经过钦差的查验，发现问题是有的，但没有告状信上说的那么严重，只存在个别人的违规和勒索行为。在皇帝和钦差的心中，英国人显然是小题大做了。可是，既然事情涉外了，就必须体现天朝风范，让英国人满意，因此，钦差对于倒霉者的惩罚力度还是很大的。

根据调查结果，李永标的错误算不上过于严重（从上奏的语气来看，许多人甚至认为他是清官，毕竟这么大的官，查出来的财物实在太少了），但依然被判杖一百、流三千里，只因是旗人才改为枷六十日、鞭一百，解部发落。家丁“七十三”收赃银七百余两，叛发边充军，也因为是旗人，改为鞭一百，并改发边远省份，分给兵丁为奴。另一贪污人员陈其策贪污钱财折合白银一百六十余两，因是旗人，减刑后改判枷三十日，再打三十杖。其余上百人，只要被查出贪污行为，都要受罚，哪怕不足一两，也要杖二十。

这样的处罚不可谓不严厉。但在处罚的背后，却看得出整个官僚体系的无奈：这是皇帝下达的圣谕，要求严惩，他们不得不做；但大大小小的官僚甚至皇帝本人，都没有觉得外国人的告状有什么道理。事实上，英国人的告状信中可查证的东西很少，所谓的贪污，也都是几十两、几两、几钱；而外国人想开放宁波港，在官僚集团看来是没有道理的。外国人还想废除保商制度（这是他们的最大诉求之一），同样也是不行的，因为帝国的规矩就是如此。所有牵扯制度的地方一概不能触及，但只要不牵扯制度，外国人看起来就没什么可抱怨的——皇帝已经够开恩了。

整个事件中，也有一些让皇帝难堪的地方，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规礼银。规礼银是中国式海关制度的成本，不容取消，但其各色名目确实过于繁杂，看上去并不合理。进口规礼加起来一共有三十项，出口规礼更是高达三十八项。这些规礼最早是官员们私收，但事实上，很多钱都用于办公经费和人员俸钱，雍正时期曾经进行过一次整顿，但所谓整顿不是取消，而是明码标价写在了税册里。

可对外国人来说，六十多种规礼银还是很吓人的，不管怎么说，看上去都像是乱收费。于是，钦差们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法，那就是将如此众多的名目合并，起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叫作“进口归公银”和“出口归公银”。在“归公”两个金字招牌下，所有的钱照收，一文不减，但名目却从六十多种降至两种。

这种做法深得皇帝的欢心——毕竟官吏从来都是不问原则，只关心如何处理具体的问题。于是他让李侍尧去办理。

这件事做完，对帝国官僚的惩罚和对制度的整理也就告一段落。整体上，皇帝对于自己的处理特别满意。虽然英国人的告状小题大做了，但皇帝依然满足了他们的部分诉求，让他们感恩涕零、无话可说。对于帝国官僚集团的敲打也恰到好处，虽然有人顶罪，但没有死罪，表明皇帝不滥杀，可又足够警醒，让官僚们知道必须忠于职守，知道哪怕一点小问题都有可能酿成大祸。

可是，皇帝的心里又总是有些不舒服，毕竟这点小事竟然动用了这么多人——大家伙忙碌一场，竟然只是因为一个英国人的一次小小冲动。事实上，皇帝在高姿态惩罚官僚体系之后，并不想放弃教育一下英国人的机会…… 0BQne/8feFCSflIXn4Wrev/KjJsJD2pdCWjJszutva4JKocEpnRuO2kFePlccoz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