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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来人们的普遍印象不同，清朝在当时还没有实行一口通商的政策。自康熙中期以来实行的就是四口通商政策，既然广州的陋习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那么理论上，海外商人是可以前往其他港口进行贸易的。
早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英国东印度公司就试图派人驻扎宁波，在那里开展贸易。但他们发现，宁波的贸易氛围更加不友好。英国人虽然在最初受到了总兵的善意接待，但由于当地官员不熟悉规则，在层层汇报和推脱之后，得到贸易允许已是两个月之后的事了。至于英国人提出的长期留人驻守的请求，也被官员否决了。
所谓负责外贸的宁波港
，其实是定海县的岛屿口岸。定海县位于舟山群岛的本岛上，要前往宁波还需要坐船。政府为了将夷人与本地人隔绝开来，就把对外贸易港设在岛上。在岛屿上的对外口岸由于缺乏物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市场。而中国大商人都集中在大陆上的宁波港，那里不允许针对西方的外贸。政府管理财政的官吏也全驻于宁波，总督
则在福州，巡抚驻杭州，在舟山的只有总兵和定海知州，他们品级虽低，控制欲却很强。
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粤海关的海关监督就在广州，而且拥有独立的权力，虽然有着太多的腐败和灰色地带，但只与一个官员打交道还是比较容易的；浙海关的海关监督却并不独立，有太多的官员可以指挥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英国人需要和各级官员纠缠，因此打交道更加困难。
如果在舟山贸易，不可能找到太多的货物，却要应付大量的官吏。正因为这样，当初英国人抛弃舟山，选择了广州。
但到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乾隆十八年（1753），由于广州贸易越来越弊端重重，宁波再次成了英国人的候选。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发出详细训令，派广州商馆通事洪任辉随船前往宁波，了解那里的贸易条件在半个世纪以来是否有了较大的改善。
洪任辉带着“霍尔德内斯伯爵号”（船长喀喇生）于当年5月2日离开澳门，5月24日抵达舟山的鸦鹊山岛。
到了5月28日，舟山派出士兵来迎接他们。6月2日，他们在舟山停泊。也是在这一天，当地（舟山口岸）的文武官员来到船上，彬彬有礼地询问了基本情况。当听说英国人是来做贸易的时候，这些人甚至非常高兴。
不过，舟山口岸的官员并不能拍板，于是他们将英国人到来的消息传给宁波，等候上级的指示。在等候期间，舟山本地人络绎不绝地前来查看英国人的船只。事实上，他们对英国人的船只都表现出了善意和渴望。显然，广州贸易的繁荣已经影响了这里的观念，人们不像半个世纪之前那样保守和充满防备心。
英国人借着这个机会拜访了当地官员，官员们为迎接尊贵的客人打开了中门，表现出很大的尊重。
6月7日早晨，以洪任辉为首的英国人坐着小艇被送往宁波，当天晚上到达。第二天由于下大雨，不能外出，英国人住的房子周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们，这也是好兆头。
之后，英国人拜访了宁波的官员，官员们客气地告知他们，需要等候当时在杭州的海关监督的指示。两天后，海关监督亲自来到宁波。他见了英国人也非常高兴，因为这意味着贸易机会。当广州变得越来越繁荣的时候，宁波人也想从贸易中分一杯羹。海关监督热情地接待了英国人，并鼓励他们尽快展开贸易。在他的慷慨允诺下，贸易的地点也不再局限于舟山，而是延伸到宁波这个更大的港口，这样便于与内陆交流。
跟随洪任辉前去的是船长喀喇生，他乘机提出要求，递上了一封事先准备好的汉文文书，其中列出英国人希望宁波提供的十九项便利条件，包括不需要拆除船上的炮位、给外国人国民待遇、平等地进行贸易等。按照这些要求，在广州的一系列陋习将得到纠正，宁波将出现更加自由的贸易规则。
英国人递上这些条款时，并不指望海关监督能够答应多少。但出乎他们的意料，海关监督一口气答应了其中的十七项，剩下的两项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他们似乎存在一种共识，即贸易是对双方有利的——英国人渴望做生意，当地官员也在意财政和本地发展。
临别时，海关监督还答应给予他们更大的权利——比本地商人更受优待。英国人也没有像在广州那样被限制自由，他们可以随时去会见海关监督和其他官员。除了海关监督，浙江巡抚也在他们的门口张贴了告示，允许外商前来做买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即便在清朝，与海外开展贸易也是官员们会主动选择的选项之一。
不过，具体进行贸易时，困难还是存在的：英国人主要是来收购茶叶的，而宁波的商人由于长期处于对外贸易的体系之外，对于规则和价格都不熟悉，所以成果并不大。
即便如此，洪任辉等人依然非常看好这里的贸易前景：根据海关监督送来的税则，这里缴纳的船钞和货物税只有广州的一半，加上没有其他的苛捐杂税，在此贸易是有利可图的。第一年大家都准备不足，但如果从长远看，浙江有着大量的生丝和绿茶，是当时最富庶的地区，只要英国人年复一年地来，那么在宁波官员和商人的合作之下，很快就会产生辐辏效应，宁波也很有可能成为浙江地区的主要出口港。
然而，就在一切顺利发展时，一个星期之后，麻烦来了。这一天，清政府的官员突然传来了一道命令，要求首先将英国船上的大炮、枪械等武器全部上缴，等到离港时发还。在未来，这样的做法会成为常态，但在当时，连广州都没有这样要求。接着，原来商定的税额也被提高——之前的税额只相当于广州的一半，但这时却要与广州缴纳等额的税款。
这项命令来自驻地在福州的闽浙总督，他是浙江巡抚的上司，比宁波道台高两级。虽然巡抚和道台都对英国人有过许诺，但总督的命令让他们的承诺成了泡影。
困扰浙海关的官僚层级过多的问题再次显现。在粤海关，由于海关监督是独立的，因此他制定的法令不会被上级官员轻易推翻；但在浙海关，海关监督并不是独立职位，英国人必须应付众多的官僚，而闽浙总督具有巨大的权威，可以干涉贸易。
宁波道台和浙江巡抚为了安抚英国人，表示他们会上报皇帝解决问题。但在此之前，他们必须服从总督的命令拆卸炮具，这样才能进行贸易。英国人只好暂时服从，并等待转机。
9月，人们传说皇帝已经回信了。英国人虽然不一定相信这样的传言，但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加糟糕了：闽浙总督已经全权接管了贸易，并不断地斥责宁波和舟山对外国人过于软弱。
不过，当地人还是很喜欢贸易的，在宁波道台和浙江巡抚的关照下，英国人的这一次贸易最终完成了。正税虽然提高到了与广州同等的水平，但由于没有形成复杂的苛捐杂税体系，整体税负依然比广州低。
但贸易的顺利完成并没有给英国人带来喜悦，因为那团阴影已经越来越大了：闽浙总督的干预可能会持续存在，甚至压倒巡抚和道台的善意。
为什么这位总督会反对明显对当地有利的贸易呢？英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其他官员提醒他们说，这位闽浙总督与两广总督关系密切，如果浙江给了英国人太多优惠条件，会破坏广州的贸易，因此，闽浙总督选择干预下属。
对于这样的说辞，英国人也是将信将疑。第二年，英国船只“格里芬号”和“哈德威克号”再次到达宁波，以较低的税率完成了贸易。但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总督突然送了一封信过来，明确告诉英国人：第三年时这里的税率将会大幅度提高。
第三年，英国船只“翁斯洛号”到达浙江，此时情况果然出现了变化。当他们到达时，首先，官员们要求他们不得再像前两年那样前往宁波，而是只能在舟山这个小口岸贸易；其次，他们宣布将税率提高到广州的两倍。
据浙江的官员说，广州的商人和官员拿出了二万两白银到京城四下活动，诱导皇帝对浙江加税。皇帝最终授权闽浙总督确定了更高的税率。
这样的说法到底有没有依据，依然不得而知。但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该说法的可靠性：就在船只到来的时间段里，原来的闽浙总督死了，这本来是好事，但继任的闽浙总督却是原来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这就意味着广东的规矩已经一统天下了。
到这时，英国人才相信了广东影响浙江的说法。在他们看来，广东官员是邪恶的代表——他们不仅控制了广州的对外贸易，还把持着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政策，让其他地方的官员即便有心也无法加强对外贸易。
在宁波地方官员的斡旋下，第三次贸易也完成了，但在临走前，新任闽浙总督派人给英国人捎信，告诉他们明年不得再来，如果再来，那么一是税率还将大幅提高，二是总督将直接下令拒绝贸易。
上述三次贸易让英国人意识到，在宁波，当地官员是非常欢迎海外贸易的，因为他们可以从贸易中得到实际的好处。但整个东南地区已经在广东的阴影之下，这可以从两任闽浙总督的履历和立场中看出来：第一任虽然在浙江当官，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维护广州的利益，而第二任甚至就是直接从广东调任过来的。因此，英国人认为，广东官员在沿海地区已经只手遮天，甚至可以左右皇帝获得的信息，让他错误地下发对广州有利的命令，再由广东官员进行事实上的垄断。
浙江这三次外国商船贸易的大班都是洪任辉，他见证了宁波贸易的整个过程。到了第四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当宁波果不其然地拒绝贸易时，洪任辉想到了唯一能打破广东人对贸易垄断的方法：告御状。
他一定要让皇帝知道真相，知晓这些广东官员如何将帝国的资源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而放弃了最佳的商业机会。他相信这样的贸易体系是大多数人都无法忍受的，不仅外国人受不了，就连广州的行商也受尽盘剥，不时地出现破产。
而其他地方的官员和百姓也渴望着贸易，只是被专横的官员压制了。这些高层官员串通一气，欺上瞒下，造成的损失却是由帝国和大多数百姓负担。他相信皇帝知道真相之后，一定会主持公道。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英国人成功地把消息传递给了皇帝，皇帝下令彻查。
但他的愿望真的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