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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四年（1759）对大清帝国来说本来是一帆风顺的一年。这个大帝国刚刚消灭了一个心腹大患：四年前，乾隆皇帝借助准噶尔瘟疫和内乱的机会，派出定北将军班第、定西将军永常率领大军讨伐位于新疆的准噶尔，并将之平定。这个在康熙皇帝时期开始就一直是清朝关注焦点的内亚巨型集团，也是唯一能够和清廷抗衡的游牧部落终于消失了。
之后的几年，乾隆皇帝再接再厉，进军南疆，获得了整个新疆地区的控制权，并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反叛。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定边将军兆惠夺取了喀什噶尔（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标志着新疆已经彻底平定，在乾隆皇帝手中，大清帝国终于确立了它的辽阔疆域。
然而也是在这一年，一件小事破坏了皇帝的心情，这件事是由一艘“红毛夷”的小船引发的。
6月13日，一艘叫作“成功号”的英国小型船舶离开澳门（行政权依然属于中国，葡萄牙人有居住权和默许的外国人管理权），向北方进发。到了6月21日
中午，他们来到了浙江舟山附近的泗礁洋面上，在这里遭遇一艘巡海的清朝帆船战舰。战舰上的把总叫陈兆龙，他发现英国船之后，连忙将它逼停到了双屿岛。
英国船靠岸后，陈兆龙对其进行了简单测量：船身长七丈，梁头一丈四，船上有十二人，其中一人是黑人。船上有两门铜炮、一门铁炮、四杆鸟枪、四把腰刀、三十斤火药、五十多颗炮弹。这艘船上的夷商叫作洪任，宣称他们是打前站的，后面还会有船过来，要到宁波做生意。
陈兆龙将此事上报给他的上司游击将军李雄，李雄再上报给上级定海总兵罗英笏。罗英笏听说后，连忙派手下守备娄全赶往现场。与此同时，英国船到来的消息也报给了浙江巡抚庄有恭。庄有恭的记忆力很好，得到汇报后，他突然记起洪任似乎前两年也来过。当时，浙江地区的官员曾告诉过洪任：他以后不能再来这里，只能去广州做买卖。官员们以为他已经明白了，可为什么过了两年他又来了呢？他到底想干什么？难道要走私？于是庄有恭派人通知定海县（位于舟山本岛）民政官员，后者派遣沈岙巡检高云蔚前去调查此事。
根据英国人的记载，两位军官（陈兆龙和娄全）和一位文官（高云蔚）于6月25日抵达该船，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部门，但带来的总兵和知县的命令都是告诉英国人，皇帝已经下令，不准他们在浙江做生意，他们必须回广州去。
英国船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在补给饮用水（清朝官员拒绝给予物资补给，只允许补水）之后，英国船被迫在当日离开。为了防止狡诈的英国人变卦，清朝海防派船跟了他们三天，直到他们到了鸦鹊山岛之外，才撤了回去。
当天，定海总兵给皇帝写奏折讲述了这件事。三天后，浙江巡抚也单独给皇帝发了奏折，两封奏折报告了同一个好消息：英国人被赶走了。
但浙江的文武官员过于天真。事实上，英国船在摆脱了清朝海防的尾随之后，不仅没有南下广州，反而继续北上。7月10日，它已经到达天津海河的入海口附近。
这里是清朝海防的前哨大沽营所在地，海口处设有堡垒和炮台。见一艘奇怪的船到达，炮台里连忙派人过来，告诉船上的人不能进入内河。
到黄昏时，大沽营游击将军赵之瑛来到船上。他曾经在广州任职，见到船上的洪任后感到非常惊讶。原来，赵之瑛与洪任是在南方时的旧相识：所谓“洪任”，就是在广州活动的著名的英国人大班
洪任辉，他是历史上东印度公司培养的第一个由英国人担任的中文翻译（此前都是由中国人担任），也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商人。这位商人怎么会不带一点货物，从广州来到天津呢？
遇到了熟人，洪任辉这才有机会将他北上的目的和盘托出。
事实上，在宁波舟山时，英国人已经声明过他是来告状的，要将外国商人们在广州遭受的委屈都告诉皇上。这些外国人认为，广州的官员太坏了，贪污腐败、只手遮天，将皇帝蒙在鼓里，为了摆脱这些可恶的官员，只有北上告状一条路可走了。
洪任辉在浙江也诉说了他的委屈，但浙江的文武官员们显然不愿意接这桩棘手的事情，他们只想着怎样将洪任辉赶走——在奏折中他们都隐瞒了这一点。英国人曾经将一封告状信交给浙江的三位官员（陈兆龙、娄全、高云蔚），希望他们能够将信层层上传到皇帝手中，但他们拒绝了。后来，为了尽快让这些惹是生非的英国人离开，陈兆龙答应将这封信转交给总督。但当英国人离开后，也许他们并没有转交，也许转交总督后信在更上层衙门里不了了之，总之，浙江并没有向皇帝传递出任何关于这封信的消息。
既然浙江的官员不肯给英国人传递信件，那么，英国人就算到了天津又有什么用处呢？浙江至少在早年还接待过海外商人，知道一些内幕，天津作为更加保守的北方城市，又怎么可能帮助外国人传递消息呢？
但这一次，英国人却是幸运的，事情的转折就出现在这位赵之瑛身上。
听完洪任辉的叙述之后，赵之瑛告诉他：如果他再像在舟山那样，希望依靠正规渠道将信递上去，那么信一定会被序列上的某位官员截住。作为帝国官僚体系中的一员，他对这个体系的弱点一清二楚，事情的关键在于一定要在短时间内让天津本地的官员都知道有一位洋人来告状，并且还要让每个人都知道别人也已经知道了。只有这个消息传达到位了，官员们才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上报，洋人的告状才有可能成功。
但想让众多的官员同时知道这件事，仅仅靠洋人自己是做不到的，只有他赵之瑛才能够做到。但他做这件事情也是要冒风险的，那就是得罪所有的官员，甚至被革职。
为了让他冒的风险值得，就必须给他一笔补偿金。他希望的数目是五千两白银。
洪任辉不愧是活跃于广州的商人，在他的讨价还价之下，双方最后同意以二千两成交。
价格谈好之后，行动立刻开始。7月19日，赵之瑛将洪任辉接到他的驻所，并同时向各方面做了汇报。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一位官员便来到了船上，他是奉都统的命令前来问询的。这位都统统率着三千名士兵、十二艘战船，驻扎的地方距离他们的停留地约二十海里。
这位官员听完洪任辉的汇报后就离开了。上午九点左右，洪任辉由水路被送往天津。当时天津道的道台是那亲阿，天津知府是灵毓。洪任辉最早并没有接触到这些人，事实上，最早接待他的反而是兼管天津海关的盐政官。
7月21日上午十一点，洪任辉到达天津，在口岸处有一位官员迎接他，并将他送入海关。约一个小时后，他被引到一间庙宇，一位天津盐政官员客气地接待了他，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让他交出告状信。此人表示，可以凭借天津盐政系统将告状信直接上交给皇帝。他会把信交给他的上司，也就是盐运使本人。但在这期间，需要洪任辉留在船上，不过他也不需要为生活担忧，所有生活物资都会拨发给他。
这件事开始从盐政系统发酵，到了傍晚，天津道台（也有可能是他派来的下属）也来见洪任辉了，于是他又把一封告状信交给道台。到这时，信件已经从两个系统传了出去。天津道官员与洪任辉谈了两个小时，在一间庙宇里指定几个房间给他居住，在此等候皇帝的命令，并再次关照了他的生活起居。
行政系统运作起来之后，知县亲自来拜访。在洪任辉看来，所有的天津官员都是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对外国人也显得客气、尊重。但他们对船只的清查却一刻也没有松懈，大炮被卸下，船只被看守起来。7月27日，知县再次前来清查了人员名单，并告诉洪任辉，一两天内，皇帝的命令就会到达。
7月28日，天津知府来了，并送来了一大包水果。然而知府对告状一事并不在意，他关心的是另外的问题，一再询问洪任辉是否受人指使，在宁波是不是有内应，等等。洪任辉表示没有受任何人指使，也没有内应。知府临走时将仆人留下，照看英国人的起居。
到了晚上六点，知县再次到来。这次他带来了好消息：英国人的告状信已经传到了皇帝手上。皇帝大怒，派两位钦差大臣前往广州彻查，分别是给事中朝铨
、福州将军新柱
。皇帝给大臣的命令中，要求到了广州后先将广州的海关监督李永标免职并抓起来，让两广总督李侍尧兼任海关监督，然后再和两位钦差大臣一起彻查海关的问题。只要查出来真的有问题，就将李永标正法，以儆效尤。
皇帝在谕旨中还着重点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这样的话语不可谓不重。
洪任辉是从海路到达天津的，可现在，作为告状人，按规矩他不能再原路返回，只能跟随皇帝的钦差朝铨一同从陆路回去。为了免除洪任辉心中的疑虑，知县还专门告诉他，之所以走陆路，恰好表明他告状成功了，皇帝相信了他的话。
洪任辉听后安排船只单独回去，他自己跟随皇帝的人马从陆路返回南方。天津各级官员的君子之风让英国人赞叹不已。
至此，洪任辉的冒险大获成功。英国人凭借一己之力，终于突破了中央帝国重重的信息屏障，将海关腐败的消息传递给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乾隆皇帝本人。
但是，冒险成功的他真的告状成功了吗？我们不妨先看看当时清朝的海外贸易是如何进行的，这样才能理解洪任辉为什么告状，他告了什么状，才能理解事情后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