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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概念总是很难定义。因为后续的一切都以这些概念作为基础，反而让人难以想象这些概念背后还能有什么更基本的概念。就像物理学家很难去定义物质与能量，生物学家很难去定义生命，而哲学家也很难去定义现实。
许多哲学家、生物学家，甚至还有一些物理学家，已经越来越多地把信息视为现实的最基本要素，甚至比物质或能量还基本。 [1] 这也就难怪，现在谈到该如何定义信息，谈到信息与生命演化、信息与各种物理基本概念（比如熵、热力学定律、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之间关系的时候，总有许多争议。 [2] 本书并没打算解释甚至解决这些争议，也没有要为“信息”提出一套在物理学、生物学与其他任何知识领域都能通用的定义。因为这就是一本谈历史的著作，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过去与未来发展，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也就集中于信息在历史中的定义与作用。
通常情况下，信息是与各种人造符号（例如口语或书面语）联系在一起的。以军鸽谢尔·阿米与被困营这个故事为例。1918年10月，美国远征军正试图从德国手中夺回法国北部，一个由超过500名美国官兵组成的营受困敌后。美军炮兵想为他们提供火力掩护，却搞错了这群官兵的位置，结果炮火直接落在他们头上。该营指挥官查尔斯·惠特尔西少校急需让总部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但没有任何士兵能够突破德军的防线。许多说法指出，惠特尔西最后的希望就是一只名为谢尔·阿米的军鸽。惠特尔西在一张小纸条上写着：“我们沿着平行于276.4的道路前行。我方的炮火就落在我们的位置上，拜托赶快停下来。”这张纸条被放进一个小筒里，之后绑在谢尔·阿米的右腿上，然后将它放飞。该营的二等兵约翰·内尔多年后回忆说：“我们非常清楚，那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要是那只孤孤单单又吓坏了的鸽子没能飞回鸽舍，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
目击者后来讲到谢尔·阿米是怎样飞入德军的猛烈炮火中的。有枚炮弹就在它的正下方爆炸，炸死了5个人，它也身受重伤。一块儿碎片撕裂了谢尔·阿米的胸口，它的右腿几乎被炸断，只剩一条肌腱连着。但谢尔·阿米撑过去了。这只身负重伤的信鸽花了大约45分钟，飞了40千米到达师部，右腿残肢上还绑着那个装有重要信息的小筒。虽然各方对确实的细节还有争议，但显然美军调整了炮火的方向，并发动了一轮反击，拯救了这个被困营。谢尔·阿米后来经过军医照料，作为英雄被送至美国，成了许多文章、短篇故事、儿童读物、诗歌甚至电影的主题。这只鸽子根本不懂自己送了什么信息，但正是它递送的纸条上所记录的符号，拯救了几百人，使他们免于战死或被俘。 [3]
然而，信息的组成不一定非要靠人造符号。就像《圣经》里的那场洪水，挪亚之所以能知道洪水终于退去，是因为他从方舟里放出去的鸽子叼着橄榄枝回来了。接着上帝在云中划出一道彩虹，作为他立约的神圣记号，承诺不再用洪水淹没地球。鸽子、橄榄枝与彩虹从此也成了和平与宽容的象征符号。甚至有些比彩虹更远的物体，也能成为信息。对天文学家来说，星系的形状与运行都是重要的信息，它们诉说着宇宙的历史。对航海家来说，北极星能让人知道哪里是北方。对占星师来说，满天星斗就是宇宙的脚本，这些信息透露着个人与整个社会的未来。
当然，要不要把某个事物定义为信息是视角的问题。虽然天文学家或占星师可能会认为天秤座是一个“信息”，但这些遥远的星星可不只是人类观察者的布告栏。这些星星上可能有个外星文明，完全不知道我们从他们的家园获取了怎样的信息，又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同样，一张有着墨迹的纸条，虽然对一支军队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信息，但也可能是一群白蚁的大餐。任何事物都可能是信息，但也可能不是。这样一来，就让定义信息这件事变得十分困难。
在军事间谍史上，间谍必须秘密传递各种信息，而信息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并不只有法国北部。1915—1918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也争夺着中东地区的控制权。英国先是击退奥斯曼帝国对西奈半岛与苏伊士运河的进犯，接着反过来便入侵了奥斯曼帝国。但在1917年10月之前，奥斯曼帝国从贝尔谢巴延伸到加沙的防线一直固若金汤。无论是第一次加沙战役（1917年3月26日）还是第二次加沙战役（1917年4月17—19日），英国都难越雷池一步。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的亲英犹太人成立了一个间谍网络，代号为尼利（NILI），负责将奥斯曼军队的动态向英国通风报信，而他们找到的与英军传递信息的方法之一就是百叶窗。当时尼利有一位指挥官叫萨拉·阿伦索恩，她有一所俯瞰地中海的房子。依据一套事先约定的密码，她只要关上或打开某扇百叶窗，就能把信息传递给海上的英国船只。包括奥斯曼的士兵在内，许多人都能清清楚楚看到那扇百叶窗，但只有尼利的特工与英方的情报人员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重要的军事信息。 [4] 所以，什么时候百叶窗就只是单纯的百叶窗，什么时候百叶窗又是在传递一则信息呢？
奥斯曼人最后破获了尼利间谍网，部分原因是一场奇怪的意外。当时尼利除了用百叶窗，也会用信鸽来传递密码信息。1917年9月3日，一只信鸽飞偏了，就这么不巧，降落到一名奥斯曼军官的家里。那位军官虽然发现了密码信息，却破译不出来。然而，信鸽本身就已经是极关键的信息了，这等于告诉奥斯曼人，有个间谍组织正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在说过“媒介即信息”的马歇尔·麦克卢汉看来，那只鸽子本身就是信息。尼利的特工得知那只信鸽被捕获之后，立刻把他们手里剩下的信鸽全部杀掉埋了，因为当时只要拥有信鸽，就等于透露了一则有罪的信息。然而，这场信鸽大屠杀并没能拯救尼利。这起间谍案在一个月内被破获，几名成员遭到处决，萨拉·阿伦索恩则选择了自杀，以免自己受不了酷刑而泄露尼利的机密。 [5] 所以，什么时候鸽子只是单纯的鸽子，什么时候鸽子又是一则信息呢？
显然，信息的定义绝不限于某种特定类型的实体对象。任何物体，比如星星、百叶窗、鸽子，只要放到正确的情境下，就可能成为信息。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境会把这些对象定义成信息呢？天真的信息观认为，只要情境是为了寻求真相，这些对象就能被定义成信息。换句话说，只要打算用某个对象来找出真相，那么这个对象就是信息。这种观点将“信息”与“真相”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并假设信息的主要作用就是把现实呈现出来。既然世界上有个现实就摆在那里，而所谓信息就是能够呈现出现实的对象，我们当然就能用信息来了解现实。举例来说，尼利向英国提供的信息，是为了呈现关于奥斯曼军队动态的现实。要是奥斯曼帝国在加沙（其防御重镇）集结了一万名士兵，只要有一张纸条，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出“一万人”与“加沙”，这张纸条就可能是一条重要信息，有助于英国赢得这场战斗。但如果在加沙的奥斯曼军队实际上已达到两万人，那张纸条不仅未能准确呈现出现实，而且可能让英国犯下灾难性的军事错误。
换言之，天真的信息观认为信息就是要试着呈现出现实，如果成功，我们就会说这条信息是个真相。虽然本书对于天真的信息观多有异议，但对于真相就是对现实的准确呈现这一点倒是所见略同。不过本书同时也认为，多数信息并不是想要呈现现实，真正能够定义信息的完全是另一套标准。无论在人类社会还是在其他生物与物理系统，大多数信息并没有要呈现出任何东西。
这个复杂而关键的论点是本书的理论基础，所以这里请容我再多花点儿时间来谈谈。
本书所谓的“真相”，代表的是能够准确呈现出现实的特定方面。真相概念的前提是必须真的存在某个普遍的现实。宇宙中曾经或即将存在的任何事物（从北极星、尼利的信鸽再到占星学的网页），都是这个单一现实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寻求真相就成为一项普遍的工程。虽然不同的个人、国家或文化可能有不同的信念或感受，但由于所有人都共享一个普遍的现实，所以不可能有相互矛盾的真相。这样一来，如果不相信普遍主义，就等于拒绝了真相。
然而，真相其实并不直接等于现实，因为一则叙事无论多么贴近真相，都无法真正呈现出现实的所有方面。如果尼利特工在纸条上写着加沙有一万名奥斯曼士兵，而且加沙也确实有一万名士兵，这虽然准确地指出了现实的某个方面，却也忽略了许多其他方面。光是计算某种实体的数量（不管算的是苹果、橘子还是士兵），就必然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实体之间的相似性上，但同时也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 [6] 举例来说，只讲加沙有一万名奥斯曼士兵，但没有说明其中有一些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有一些是初上战场的新兵。1000名新兵搭9000名老兵，与9000名新兵搭1000名老兵，在军事上的现实可是完全不同的。
士兵之间的差异还不是只有沙场经验。有些很健康，有些在生病；一些奥斯曼军人是土耳其人，而另一些是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或犹太人；有些很勇敢，有些却很懦弱。事实上，每个士兵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有各自的父母和朋友，也有各自的恐惧与渴望。一战时期，像威尔弗雷德·欧文这样的诗人就曾试图表现出军事表象背后的东西，而那是单纯的统计数据所无法准确传达的。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光写下“一万名士兵”肯定就扭曲了现实？难道要描述1917年加沙周围的军事局势，就必须完整写出每个士兵独特的历史与个性？
想要呈现出现实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实总包含许多不同的观点。比如，讲到英国入侵奥斯曼帝国、尼利这个间谍组织，以及萨拉·阿伦索恩所做的事，你问问现在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土耳其人和英国人，他们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同时有许多各自独立的现实，也不意味着没有历史事实这回事。现实始终只有一个，但现实却十分复杂。
现实包括客观层面的客观现实，不受个人信念的影响。例如萨拉·阿伦索恩在1917年10月9日身亡，死因是开枪自杀，这就是一项客观现实。如果说“萨拉·阿伦索恩在1919年5月15日死于飞机失事”，那就是一个错误。
然而，现实也包括主观层面的主观现实，涵盖的是每个人的信念和感受，在这种时候，我们并不会说这些现实是错误的。举例来说，以色列人多半会认为阿伦索恩是一位爱国英雄，这是一个事实。在她自尽三周后，英国在尼利提供的信息协助下，终于在贝尔谢巴战役（1917年10月31日）与第三次加沙战役中（1917年11月1—2日）突破了奥斯曼帝国的防线。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宣布英国政府“赞同地看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在以色列人看来，这部分归功于尼利与萨拉·阿伦索恩，以色列人对后者的牺牲也十分钦佩。但在巴勒斯坦人看来，评价就完全不同，并形成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他们对阿伦索恩毫无钦佩之情，要么压根儿没听说过这个人，要么觉得她单纯是个帝国主义的特工。虽然我们这里谈的是主观看法与感受，但我们仍然可以将真相与谎言区分开来。因为看法与感受——像星星和鸽子一样——都是普遍现实的一部分。如果说“萨拉·阿伦索恩因为在击败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所有人的钦佩”，这会是一个错误，是与现实不相符的。
影响人们观点的因素，绝不只有国籍一个。光是在以色列，男性或女性、左翼或右翼、正统派或世俗派的犹太人，都可能对阿伦索恩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犹太教禁止自杀，所以正统派犹太人很难把阿伦索恩的自杀看成一种英雄行为（事实上，她未能获准埋葬在圣地的犹太人公墓里）。最终，每个人都会对世界有不同的观点，每种观点都是由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与生活经验集合而成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如果要描述现实，就必须列出其中的所有观点？比如，如果要写一部关于萨拉·阿伦索恩的传记，就得明确写出所有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对她的感受？
如果走向极端，这种对精确性的追求可能让我们想以一比一的比例来重现这个世界。比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有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论科学的精确性》（ On Exactitude in Science ，1946），它讲述了一个虚构的古老帝国，沉迷于给领土画出越来越精确的地图，直到最后制作出的就是一张一比一的地图，而整个帝国都被这张帝国的地图覆盖。这个野心勃勃的、想要绘制整个帝国的计划实在浪费了太多资源，帝国也为之崩溃。接着，这张地图也开始瓦解。博尔赫斯告诉我们，只有“在西部沙漠里，还能找到这张地图的几块碎片，偶尔为野兽或乞丐遮风挡雨” [7] 。一张一比一的地图，或许看起来是以最终极的形式呈现了现实，但显然这已经不能再说是呈现或再现了，这其实就是现实。
关键是，就算能对现实做出最贴近真实的描述，也永远无法完整地呈现现实。每次想要呈现现实，都会有一些方面遭到忽略或扭曲。所以，所谓的真相其实并不代表一比一地呈现出现实。所谓的真相，一方面能够让我们专注于现实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忽略某些东西。在描述现实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种描述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有些描述会比其他描述更贴近真实。
前面提过，天真的信息观认为信息的作用就是呈现现实。虽然这种观点也知道有些信息无法真正呈现现实，但它会认为那些都是所谓“错误信息”或“虚假信息”之类的不幸案例，从而选择忽略。所谓错误信息，是一种无心之过，虽然想要呈现现实，但不小心出了错误。所谓虚假信息，则是故意说谎，是有意扭曲我们对现实的看法。
天真的信息观还相信，如果想要解决错误信息与虚假信息造成的问题，方法就是提供更多的信息。这种观念有时候也被称为“反言论原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D.布兰代斯在审理“惠特尼诉加州案”（1927）时就认为，应对虚假言论的办法就是提出更多的言论，只要自由讨论的时间足够长，肯定能让所有谎言与谬论无所遁形。如果所有的信息都是要呈现出现实，随着世界上信息量的不断增长，可以想象信息的洪流就能揭露时不时出现的谎言与错误，最后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更贴近真实。
就这个关键论点而言，本书强烈反对这种天真的信息观。当然，有些信息试图呈现现实，而且也算成功，但这绝对不是信息的定义特征。前文我谈到星星也是一种信息，也随口把占星师和天文学家并列。读到那部分内容的时候，如果是相信天真的信息观的读者，很可能觉得浑身不自在。根据天真的信息观，天文学家通过星星得到了“真实的信息”，而占星师只是想象自己从星座里读出了些什么，所以只能说这些信息要么是“错误信息”，要么是“虚假信息”。如果人们能得到更多关于宇宙的信息，他们肯定再也不会相信什么占星术了吧？但事实是，有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占星术都在深深影响着历史，甚至到今天，仍然有数百万人会在做出人生重大决定之前（比如读什么专业、和谁结婚），先查查自己的星座。截至2021年，全球占星市场估值已高达128亿美元。 [8]
我们不论对这些占星信息的准确性有何看法，都无法否认它们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占星不但影响了爱情，甚至还影响了一系列帝国。比如，罗马皇帝在做决定之前就常常会先问问占星师的意见。事实上，占星术在当时被如此尊崇，以至于只是偷看在位皇帝的星盘都成了死罪。当时认为，一旦看了星盘，就能预测皇帝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逝世。 [9] 直到现在，有些国家的统治者仍然很看重占星学。比如在2005年，缅甸军政府据称就是根据占星的建议，将首都从仰光迁至内比都。 [10] 无法解释占星术历史意义的信息理论显然是不充分的。
从占星术的例子可以看到，各种错误、谎言、幻想与虚构故事其实也是信息。天真的信息观认为信息与真相有本质的联系，但事实不然。信息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本来就不是要呈现既有的现实，反而是要将各种不同的事物（无论是夫妻还是帝国）联系在一起，来创造出全新的现实。真正定义信息的是“联结”，而不是“渲染”或“象征”：只要能将各个不同的点联结成网络，就是信息。信息不一定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而是要把事物组织起来：占星术把恋人放进一种占星术队列中，政治宣传把选民放进一种政治队列中，进行曲则将士兵放进一种军事队列中。
音乐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大多数的交响乐、旋律与曲调都不是要呈现某种现实的东西，所以如果问音乐是真是假，其实没有意义。这些年来，虽然人类写出了很多糟糕的音乐，但并没有“假音乐”一说。音乐虽然并不是要呈现某种现实，却能够让许多人产生共鸣，有同样的感受，做出同样的动作。音乐能让士兵列队行进，能让夜店的众人一同摇摆，能让教会会众有节奏地鼓掌，也能让运动赛事的观众齐声高唱。 [11]
信息在联结事物方面的作用绝不限于人类的历史，同样可以认为，这也是信息在生物学方面的主要作用。 [12] 以DNA为例，正是这种分子信息让有机生命成为可能。但像音乐一样，DNA并不是呈现或再现什么现实。虽然一代又一代的斑马都会躲避狮子，但斑马的DNA中并没有一串碱基代表“狮子”，也没有一串碱基代表“逃避”。同样，斑马的DNA里也没有任何碱基代表太阳、风、雨或是斑马一生会遇到的任何其他外部现象。此外，DNA也不会呈现出比如身体器官或情绪这样的内在现象。没有任何碱基的组合是在呈现一颗心脏或是动物的恐惧情绪。
DNA并不是去呈现或再现既有的事物，而是协助产生全新的事物。例如，各种DNA碱基串会激活细胞的化学程序，产生肾上腺素。肾上腺素也不是在呈现什么现实，而是在体内循环，激活更多的化学程序，提高心率，让更多的血液流向肌肉。 [13] 这样一来，DNA与肾上腺素就能联结心脏、腿部和全身各处数万亿的细胞，形成一个功能网络，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比如躲避狮子。
如果DNA只是在呈现某种现实，我们可能就会问：“斑马的DNA是不是能比狮子的DNA更准确地呈现现实？”“会不会某匹斑马所携带的是能够呈现真理与真相的‘真DNA’，而另一匹斑马则携带了会造成误导的‘假DNA’？”当然，这些问题都毫无意义。评估DNA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它所产生的有机体能否适应环境，而不是去问DNA是否真实。虽然我们常常谈论DNA“出错”的问题，但这指的是在DNA复制过程中的突变，而不是指能否准确呈现现实。如果某匹斑马产生突变，抑制了肾上腺素的分泌，它就可能因适应性降低而丧生，于是它数以万计的细胞彼此之间将不再联结，所形成的斑马网络就此瓦解。网络出了这种问题造成的结果就是瓦解，而并非产生虚假信息。至于国家、政党、新闻网络的情况，和这里的斑马网络并无不同。真正让这些网络无法生存的，并不是对事实有了错误的呈现，而是网络内部瓦解而失去了联结。
值得一提的是，DNA复制中的错误并不见得永远不利于适应性。有些时候，突变能提升适应性，如果没有这样的突变，就不会有演化了。所有的生命形式之所以存在，都要归功于那些基因上的“错误”。正因为DNA并不是去呈现既有的现实，而是去创造新的现实，才让我们得以享受演化的奇迹。
让我们先暂停一下，好好想想其中的含义。所谓信息，就是能够将不同的点联结成网络，从而创造出新的现实。这个定义依然可以包括信息是现实的呈现这种观点。有时候，仅仅如实呈现现实，就能将人类联结在一起，比如1969年7月，6亿人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看着尼尔·阿姆斯特朗与巴兹·奥尔德林踏上月球。 [14] 屏幕上的影像准确呈现着38.4万千米以外的事，而看着这幅景象就能让人产生敬畏、自豪和四海一家的感觉，感觉全人类都被联结在了一起。
然而，还有其他方式也能催生这样兄弟般的感情。把信息的重点放在联结上，才能有足够的空间处理那些重点并不是要呈现现实的信息类型。有时候，就算呈现的是错误的现实，也可能成为一种社会联结。比如，数百万登月阴谋论的追随者，看着一段声称美国从未成功登月的YouTube（油管）视频。虽然这些视频图像传达的是错误的现实，但仍然能让人对政府义愤填膺，或是对自己的智慧扬扬得意，于是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新群体。
有时候，就算信息完全没有打算要呈现现实（无论是准确的还是错误的），也能联结形成网络，比如DNA信息联结着数万亿个细胞，激动人心的音乐联结着成千上万的听众。
最后一个例子是扎克伯格对元宇宙的愿景。元宇宙就是完全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并不像博尔赫斯在《论科学的精确性》中讲述的那个帝国想打造的一比一地图，也不是想去呈现我们这个现实世界，而是想要增强甚至取代我们这个世界。元宇宙不是给我们提供布宜诺斯艾利斯或盐湖城的数字复制品，而是邀请所有人用全新的地景与规则建立新的虚拟社群。到2024年，元宇宙似乎还是个过于夸张的白日梦，但再过几十年，或许就会有数十亿人迁移到增强的虚拟现实中生活，大部分的社交与职业活动都会在那里进行。到时候，人类之间建立的关系、参与的运动、从事的工作、经历的情绪起伏，可能都不再是由原子组成的，而是由比特建构的。到那个时候，或许只有在某些偏远的沙漠才能找到几张旧现实的碎片，偶尔为野兽或乞丐遮风挡雨。
相较于天真的信息观把信息视为现实的呈现，如果把信息视为一种社会联结，人类历史的许多方面就更能说得通，除了能解释占星术，也能解释一些更重要的事物，比如《圣经》为何在历史上如此成功。或许有些人会小看占星术，觉得这只是人类历史的古怪杂耍，但讲到《圣经》，可就没人能否认它在西方历史中的核心角色了。如果信息的主要作用真的是要准确呈现现实，《圣经》为什么会成为史上影响力数一数二的文本就很难解释了。
看看《圣经》对人类与自然的描述，会发现里面的重大错误层出不穷。比如，《创世记》声称所有人类——包括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San）与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都是大约4000年前某个中东家族的后裔。
根据《创世记》，大洪水之后，挪亚的后裔都一起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直到巴别塔倾毁才分散到四方，成为所有人类的祖先。事实上，桑人的祖先在非洲生活了几十万年，从未离开过这片大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也已经定居澳大利亚超过5万年之久。
[15]
不论从基因还是考古证据来看，从来没有一场洪水在大约4000年前灭绝了南非和澳大利亚的古代人口，随后由中东移民来到这些地区定居。
《圣经》对传染病的理解，对现实的扭曲更为严重。《圣经》讲到疫情，常常说这是神对于人类罪行的惩罚，
并声称通过祈祷与宗教仪式就能阻止或预防疫情。
然而，流行病当然是由病原体引起的，而要阻止或预防疫情，也应该是遵守卫生规则，以及使用药物与疫苗。如今就连许多宗教领袖都接受了这个事实，在新冠疫情期间，就连教皇本人也呼吁人们应该保持社交距离，先别聚在一起祈祷。
虽然讲到人类起源、迁徙与疫情的现实方面，《圣经》的描述相当糟糕，但在联结了数十亿人并创立了犹太教与基督教方面，《圣经》则是非常有效的。就像DNA激活了各种化学程序，将数十亿细胞结合成有机网络一样，《圣经》也激活了各种社交程序，将数十亿人结合成了宗教网络。就像细胞网络能做到单一细胞无力完成的事，宗教网络也能达成个人无力达成的目标，比如建造寺庙教堂、维护法律体系、庆祝节日或是发动“圣战”。
总而言之，信息有时候会呈现现实，有时候并非呈现现实。但不论如何，信息都会联结形成网络，而这才是信息真正的基本定义特征。所以，要审视信息在历史上的作用，虽然有时候也值得去问问“这条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更关键的问题通常是“这条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联结了人群？这条信息创造出了什么新的网络？”。
应该强调的一点是，拒绝天真的信息观、拒绝将信息视为对现实的呈现，并不代表拒绝有所谓的真相，也不代表必须接受将信息视为武器的民粹主义观点。虽然信息的作用永远都是在促成联结，但某些类型的信息（从科学书籍到政治演讲）可能正是依靠准确呈现出现实的某些方面，才得以将人们成功联结在一起。这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而大多数信息其实并未做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虽然天真的信息观以为只要有了强大的信息技术，就必然能对世界有更真实的理解，但事情实际没那么简单。我们如果不付出额外的努力，让天平向有利于真相的方向倾斜，随着信息增加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就可能让相对稀少而昂贵的真实信息被淹没在相对常见而廉价的信息之中。
因此，当回顾从石器时代到硅时代的信息历史时，我们会看到虽然联结越来越紧密，而真实性或智慧却没有提高。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原因并不是像天真的信息观所认为的那样，能将信息转化为准确的地图来呈现现实。相反，智人之所以能成功，秘诀在于懂得运用信息，并把许多人联结起来。但很遗憾，人类拥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常常也会伴随着相信谎言、错误与幻想。正因为如此，即使像纳粹德国这种技术先进的社会，也很容易相信某些妄想，而且妄想的结果还不一定会让他们的国力衰弱。事实上，纳粹关于种族的妄想，还让德国集结了数千万人步调一致地向前进。
在第二章到第五章，我们将仔细探讨信息网络的历史，讨论数万年来，人类是怎样发明了各种信息技术，从而大大加强了联结与合作，却不一定是以更真实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世界。有些在几百甚至几千年前就发明出来的信息技术，即使到了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也仍然在继续塑造着我们的世界。我们首先要探讨的信息技术，也是人类最早发展出的信息技术——故事。
[1] 请参见尼克·波斯特洛姆与戴维·查默斯关于模拟假设的研究。如果模拟假设为真，那么我们所见的一切都是由信息片段所组成的虚拟世界，而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宇宙是由什么组成的。Nick Bostrom,“Are We Living in a Computer Simulatio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3, no. 211 (2003): 243–55, www.jstor.org/stable/3542867; David J.Chalmers, Reality+: 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New York：W. W.Norton，2022）.也请参见阿奇博尔德·惠勒深具影响力的“万物源于比特”理论：John Archibald Wheeler，“Information，Physics，Quantum：The Search for Links，” Proceedings II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 (Tokyo, 1989), 354–68;Paul Davies and Niels Henrik Gregersen, eds., Information 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From Physics to Metaphys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Erik Verlinde,“On the Origin of Gravity and the Laws of Newton,” 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 4（2011）：1–27.但要强调的是，虽然物理学领域越来越能接受“万物源于比特”这套理论，但大多数物理学者对此仍然抱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依然相信物质与能量才是自然界最基础的构件，而信息只是一种衍生的现象。
[2] 我对信息的理解，深受这本书的影响：Cesar Hidalgo， Why Information Grows （New York：Basic Books，2015）.至于其他的观点与讨论，可参见：Artemy Kolchinsky and David H. Wolpert，“Semantic Information，Autonomous Agency，and Non-equilibrium Statistical Physics，” Interface Focus 8, no. 6 (2018), article 20180041; Peter Godfrey-Smith and Kim Sterelny,“Biological Information,”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Edward N. Zalta, Summer 2016 (Palo Alto, Calif.: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2016), 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6/entries/information-biological/;Luciano Floridi,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 Don Vaughan,“Cher Ami,”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 accessed Feb. 14, 2024, www.britannica.com/animal/Cher-Ami; Charles White Whittlesey Collection, Williams College Library, accessed Feb. 14, 2024, archivesspace.williams.edu/repositories/2/resources/101; John W. Nell, The Lost Battalion: A Private’s Story , ed. Ron Lammert (San Antonio:Historical Publishing Network, 2001); Frank A. Blazich Jr.，“Feathers of Honor：U.S. Signal Corps Pigeon Service in World War I，1917–1918，” Army History 117（2020）：32–51.关于这个被困营原本的规模和伤亡人数，请参见：Robert Laplander, Finding the Lost Battalion: Beyond the Rumors, Myths, and Legends of America’s Famous WWI Epic , 3rd ed. (Waterford, Wis.: Lulu Press, 2017), 13.对于谢尔·阿米故事的重新评价，请参见：Frank A. Blazich，“Notre Cher Ami：The Enduring Myth and Memory of a Humble Pigeon，”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85，no. 3（July 2021）：646–77.
[4] Eliezer Livneh, Yosef Nedava, and Yoram Efrati, Nili: Toldoteha shel he’azah medinit [Nili:A story of political daring] (Tel Aviv: Schocken, 1980), 143; Yigal Sheffy,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Palestine Campaign, 1914–1918 (London: Routledge, 1998); Gregory J. Wallance, The Woman Who Fought an Empire: Sarah Aaronsohn and Her Nili Spy Ring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8), 155–72.
[5] 还有其他几个因素，都可能让奥斯曼帝国察觉到尼利的存在，但多数说法都指出那只信鸽确实十分重要。关于更完整的细节，请参见：Livneh，Nedava，and Efrati， Nili ，281–84; Wallance, Woman Who Fought an Empire , 180–81, 202–32; Sheffy,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Palestine Campaign , 159; Eliezer Tauber,“The Capture of the NILI Spies: The Turkish Version,”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6, no. 4 (1991): 701–10.
[6] 关于这些议题的独到见解请参见：Catherine D'Ignazio and Lauren F. Klein， Data Feminism （Cambridge，Mass.：MIT Press，2020），73–91.
[7] Jorge Luis Borges and Adolfo Bioy Casares,“On Exactitude in Science,”in A Universal History of Infamy , trans. 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5), 131.
[8] Samriddhi Chauhan and Roshan Deshmukh,“Astrology Market Research, 2031,”Allied Market Research, Jan. 2023, www.alliedmarketresearch.com/astrology-market-A31779;Temcharoenkit Sasiwimon and Donald A. Johnson,“Factors Influencing Attitudes Toward Astrology and Making Relationship Decisions Among Thai Adults,” Scholar: Human Sciences 13, no. 1 (2021): 15–27.
[9] Frederick Henry Cramer, Astrology in Roman Law and Politics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4); Tamsyn Barton, Power and Knowledge: Astrology, Physiognomics, and Medicine Under the Roman Empi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57; Raffaela Garosi,“Indagine sulla formazione di concetto di magia nella cultura Romana,”in Magia: Studi di storia delle religioni in memoria di Raffaela Garosi , ed.Paolo Xella (Rome: Bulzoni, 1976), 13–97.
[10] Lindsay Murdoch,“Myanmar Elections: Astrologers’Influential Role in National Decisions,” Sydney Morning Herald , Nov. 12, 2015, www.smh.com.au/world/myanmar- elections-astrologers-influential-role-in-national-decisions-20151112-gkxc3j.html.
[11] Barbara Ehrenreich, Dancing in the Streets: A History of Collective Joy (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 2006); Wray Herbert,“All Together Now: The Universal Appeal of Moving in Unison,” Scientific American , April 1, 2009, 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ere-only-human-all-together-now/; Idil Kokal et al.,“Synchronized Drumming Enhances Activity in the Caudate and Facilitates Prosocial Commitment—if the Rhythm Comes Easily,” PLOS ONE 6, no. 11 (2011); Martin Lang et al.,“Lost in the Rhythm:Effects of Rhythm on Subsequent Interpersonal Coordination,” Cognitive Science 40, no. 7(2016): 1797–815.
[12] 关于信息在生物学中的作用，特别是DNA作为信息的本质，请参见：Godfrey-Smith and Sterelny，“Biological Information”; John Maynard Smith,“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in Biology,”in Information 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From Physics to Metaphys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Sahotra Sarkar,“Biological Information: A Skeptical Look at Some Central Dogmas of Molecular Biology,”in The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 ed. Sahotra Sarkar (Norwel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187–231; Terrence W. Deacon,“How Molecules Became Signs,” Biosemiotics 14, no. 3 (2021): 537–59.
[13] Sven R. Kjellberg et al.,“The Effect of Adrenaline on the Contraction of the Human Heart Under Normal Circulatory Conditions,” Acta Physiologica Scandinavica 24, no. 4( 1952): 333–49.
[14] Bruce I. Bustard,“20 July 1969,” Prologue Magazine 35, no. 2 (Summer 2003), National Archives, www.archives.gov/publications/prologue/2003/summer/20-july-1969.html.
[15] Michael I. Bird et al.,“Early Human Settlement of Sahul Was Not an Accident,” Scientific Reports 9, no. 1 (2019): 8220; Chris Clarkson et al.,“Human Occupation of Northern Australia by 65,000 Years Ago,” Nature 547, no. 7663 (2017): 3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