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原始的细胞：隐形的世界

真正的收获在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鲁道夫·菲尔绍，致父亲的信，大约19世纪30年代 [1]

首先，让我们感谢鲁道夫·菲尔绍柔和的声音。 [2] 1821年10月13日，菲尔绍出生在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现在分属波兰与德国）。他的父亲卡尔是一名农民与市库主管。我们对于其母亲约翰娜·菲尔绍（婚前姓赫瑟）知之甚少。菲尔绍是个勤奋聪明的学生，他性格沉稳、专注且具有语言天赋。他学会了德语、法语、阿拉伯语与拉丁语，并在其学业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菲尔绍在18岁时写下了他的高中毕业论文，名为《充满辛勤劳作的生活不是负担而是祝福》，然后着手为自己的神职人员生涯做准备。他想成为一名牧师并为会众布道。可菲尔绍担心自己的声音不够响亮。众所周知，信仰源于灵感的力量，灵感来自雄辩的加持。但是，如果他站在布道台上尝试发言时没有人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呢？对于一个内向、勤奋、语气柔和的男孩来说，医学与科学似乎是更具宽容性的职业。菲尔绍在1839年毕业后获得了一份军事奖学金 ，并且选择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研究所 学习医学。

菲尔绍在19世纪中期进入的医学界可以被分为解剖学与病理学两个领域，前者相对完善，后者仍旧杂乱无章。16世纪，解剖学家描述人体形态与结构的方法日渐精进。其中最著名的解剖学家是弗拉芒科学家安德烈·维萨里 [3] ，他是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教授。作为一名药剂师的儿子，维萨里于1533年到巴黎学习与行医。他发现外科解剖学处于混乱状态。当时几乎没有解剖学教科书，也没有系统的人体解剖图谱。大多数外科师生都懒散地依赖盖仑的解剖学教义，而盖仑是一位生活在公元129年至约200年间的罗马医生。盖仑十几个世纪以前的人体解剖著作均是基于动物研究，内容已经严重过时，而且坦率地说，经常错误连篇。

巴黎主宫医院的地下室是解剖人体腐尸的场所，那是一个污秽肮脏、密不透风、光线昏暗的地方，在解剖台下游荡的流浪狗舔食着滴落的渗出物，维萨里可能会用“肉市”来描述此类解剖室的情况。他写道，教授们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并且］寒鸦般喋喋不休” [4] ，而他们的助手则粗暴地对尸体进行劈砍与撕扯，就像从玩具里掏出填充物一样取出器官与组织。

“医生们甚至都没有尝试过切割，”维萨里愤慨地写道，“但那些被委以手术任务的理发师 才疏学浅，根本无法领会解剖学教授们的著作内容。他们只是按照医生的指示将需要展示的组织切碎，而这些医生从未进行过实践操作，仅仅根据著作中的注释便开始指手画脚，并且这些人在态度上也经常十分傲慢。因此，所有的内容都被错误地教授，时光则在愚蠢的争论中流逝。旁观者在这种混乱环境下接触到的事实，远不如屠夫在肉市上可以传授给医生的知识。”他失望地总结道：“除了八块血肉模糊且顺序错误的腹肌以外，再也没有人向我展示过肌肉或者骨骼标本，更不用说那些神经、静脉以及动脉的关系了。”

在沮丧与困惑之下，维萨里决定自己绘制人体解剖图谱。他有时一天两次秘密潜入医院附近的停尸房，然后把标本运回自己的解剖室。圣婴公墓 的墓穴通常暴露在空气中，尸体往往已经腐烂到只剩下骨头，因此为骨架图提供了保存完好的标本。当维萨里路过巴黎蒙福孔巨大的绞刑台时，他看到了被悬挂在绞刑架上的囚犯尸体。他会偷偷地把刚被处决的囚犯的尸体带走，而他们的肌肉、内脏与神经尚完好无损，维萨里便可以将尸体逐层剥开并绘制器官的位置。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维萨里绘制的精美图谱 [5] 彻底改变了人类解剖学。有时，他会像切瓜一样从顶部将大脑水平切成薄片，以得到类似现代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 产生的图像。有时，他会将血管放置在肌肉上方，或者将肌肉展开翻转成肌瓣，就像一系列的解剖学窗口，人们可以想象自己穿过其中，观察身体内部的结构与组织，以揭示其下面的结构与层次。

维萨里也会按照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绘制人体腹部图谱，正如15世纪意大利画家安德烈亚·曼特尼亚 在《哀悼基督》中的做法，然后就像磁共振成像（MRI）扫描的方式一样，将画面分割成薄片。维萨里与画家兼版画家扬·范·卡尔卡 合作，绘制出当时最详尽、最精致的人体解剖图谱。154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七卷本解剖学著作《人体的构造》。 [6] 书名中的“构造”一词暗示了其质地与用途：人体被视为物质实体，而不是什么梦幻虚拟；它由物质构成，而非灵魂堆砌。这既是一部有近七百幅插图的医学教科书，又是一部含有解剖图与示意图的科学著作，为后来几个世纪的人体解剖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巧合的是，就在《人体的构造》出版的同一年，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发表了他的“天体解剖学”，也就是名为《天体运行论》的不朽著作，它展示了一张日心说太阳系示意图，其中在轨的地球围绕稳居中心的太阳。 [7]

维萨里则将人体解剖学置于医学的核心位置。

然而，虽然研究人体结构要素的解剖学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研究人类疾病及其病因的病理学却始终停滞不前。这是一个没有明确框架并且目标分散的领域。没有可以与维萨里作品媲美的病理学专著，也没有解释疾病的共同理论，既没有启示，也没有革命。在16世纪与17世纪，大多数疾病都被归咎于瘴气，即从污水或受污染的空气中散发出来的有毒蒸汽。瘴气携带着被称为瘴气颗粒的腐败物质，它们以某种方式进入身体并迫使其腐败。（例如疟疾这样的疾病仍然承载着此类历史，其英文名称malaria由意大利语中表示“有害”与“气体”的词组成，字面意思是“有害气体”。）

因此，为了预防和治疗疾病，早期的医疗改革者把重点放在卫生改革与公共卫生上。他们修建了污水系统来处理废物，或在家庭和工厂里设立通风管道，以防止传染性的瘴气雾在室内积聚。该理论似乎被某种无可辩驳的逻辑所混淆。许多城市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难以应对工人及其家庭的涌入，成为烟尘弥漫与污水横流的肮脏舞台，并且疾病似乎总是在追踪着气味最难闻与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霍乱与斑疹伤寒死灰复燃，席卷了伦敦及其周边的贫困地区，其中就包括伦敦东区（如今这里到处都是商店与餐馆，它们售卖着高档亚麻围裙与昂贵的单一蒸馏酒厂生产的杜松子酒）。这里梅毒与结核病十分猖獗。分娩也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很有可能不是以婴儿的出生为结束，而是以婴儿、母亲或两者的死亡告终。在城市的富人区，空气清新，污水得到了适当处理，人们的健康状况良好，而生活在充满瘴气地区的穷人则不可避免地患病。如果说清洁是健康的秘诀，那么疾病必是不洁或污染的状态。

尽管蒸汽污染与瘴气概念似乎带有一种模糊的真实性，并且为加强城市中贫富社区的隔离提供了完美的理由，但是人们对于病理学的认知却充满了不解的困惑。例如，为什么在奥地利维也纳一家产科诊所的某个病区里，产妇的产后死亡率几乎是在相邻诊所分娩女性的三倍？ [8] 不孕不育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一位非常健康的年轻人会突然患上一种极其痛苦的关节病？

在18世纪与19世纪，医生和科学家始终在寻找一种解释人类疾病的系统方法。但是，他们所取得的最佳成果只能依赖于大体解剖学，同时这些长篇累牍的解释并不尽如人意：每种疾病都是源自单个器官的功能障碍，例如肝脏、胃、脾脏。是否存在某种更深层次的组织原则，能将这些器官与错综复杂的疾病联系起来？人类病理学能否以系统的方式进行思考？或许答案不在于宏观解剖学，而只能从微观解剖学中找寻。事实上，通过类比，18世纪的化学家已经开始发现物质的性质，例如氢的可燃性或水的流动性，来自构成它们的肉眼不可见的粒子、分子与原子的涌现属性。或许生物学也能以类似的方式组织起来？

鲁道夫·菲尔绍在年仅18岁时就进入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医学研究所学习。 [9] 该研究所旨在为普鲁士军队培养军医，工作纪律恪守军事化原则：学生们每周白天上课六十个小时，而在晚上则需要背诵知识要点。（在位于佩皮尼埃尔医院的外科培训中心，高级军医经常会用“出勤演练”进行突击检查。如果有学生被发现缺席，整个班级都会受到惩罚。 [10] ）他在致父亲的信中沮丧地写道：“除了星期日之外，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一点都是这样连轴转。［……］你在这种培训过程中会感到非常疲惫，以至于晚上你会发现自己渴望一张硬床，尽管你可以在上面半梦半醒地睡去，但早上醒来时几乎和之前一样疲惫。” [11] 他们每天有定量的肉食、土豆与稀汤供应，居住在狭小封闭、相对独立的房间里。那里就像牢房一样。

菲尔绍采用了死记硬背的方法来学习知识。解剖学的教学安排比较合理：自维萨里时代以来，通过数代活体解剖者的工作与大量尸体解剖，人体的整体结构图已经逐渐得到完善。但病理学与生理学仍缺乏基本的逻辑。关于器官运行、功能与障碍的机制纯属臆测，仿佛通过强制性手段将假设转化为事实。长期以来，病理学家们一直被分为不同的流派，他们对于疾病的各种起源争论不休。瘴气学派认为，疾病来自被污染的蒸汽；盖仑学派相信，疾病是四种名为体液的流体与半流体的病理失衡；而心理学派则坚称，疾病是一种受挫的心理过程表现。当菲尔绍进入医学界时，这些理论大多已经变得自相矛盾或不合时宜。

1843年，菲尔绍获得了医学学位，然后加入了柏林夏里特医院，他在那里开始与罗伯特·弗罗雷普 紧密合作，后者是一位病理学家与显微镜学家，还兼任医院病理标本馆的馆长。菲尔绍从自己之前所在研究所的僵化思维中解放出来，他渴望找到一种理解人类生理学与病理学的系统方法。菲尔绍为此深入研究了病理学的历史。他写道，“我们对于了解［显微病理学］有着迫切与广泛的需求”， [12] 但是菲尔绍感到这门学科已经偏离了正轨。可能显微镜专家是对的：或许这个系统性答案无法在肉眼可见的世界中找到。如果衰竭的心脏或硬化的肝脏只是潜在功能障碍的表象，是肉眼无法观察到更深层次问题所产生的涌现特征，会怎样呢？

在深入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菲尔绍意识到在他之前已有先行者想象出这个无形的世界。自17世纪晚期以来，研究人员发现，植物与动物组织都由被称为细胞的单元生命结构组成。这些细胞可能是生理学与病理学的核心问题所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们从何而来，又有什么功能呢？

19世纪30年代，还是医学生的菲尔绍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真正的收获在于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我非常痛苦地感受到自己的知识差距。正是因为如此，我不会在任何学科领域中停滞不前……我面临许多难以预测与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医学科学领域，菲尔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仿佛他灵魂中的强烈痛苦已经得到抚慰。1847年，他满怀信心地写道：“我就是自己的导师。” [13] 如果细胞病理学还不存在的话，那么他将创建这个学科。具备了医生的成熟与对医学史的透彻领悟，菲尔绍终于能够停下脚步来填补医学领域的空白。 pHpdEEzq7VYq+VZCG0xUl4s6iVspm2hW5AxyssEpm7kpAdhXIxIMAnJiALyaN4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