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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因为隔壁第三家那个脾气暴躁的老邻居金布尔太太，我母亲可能永远也不会进医学院。金布尔太太走路明显一瘸一拐，几乎总是抱怨脊椎疼痛，医生无法治愈她的脊椎。但在1910年的某一天，我母亲出现在门廊时，看见金布尔太太满面春风、大步流星地沿着街道走来。
这真的是同一个女人吗？
金布尔太太脱胎换骨的原因是什么呢？
金布尔太太告诉我母亲，她曾经接受过一名骨科医生的治疗，那名医生像做椒盐卷饼一样把她扭来扭去，一劳永逸地治愈了她的脊椎疼痛。金布尔太太称赞正骨医学的创始人安德鲁·斯蒂尔博士非常前卫，他甚至开始接受女性进入他的医学院进修。
我母亲从未听说骨科医生，但她想到脾气暴躁、爱抱怨的人再次笑容满面，便感到不可思议。母亲一想到自己可以在斯蒂尔医生的指导下接受这样的医学培训，便跃跃欲试、兴奋不已。她开始寻找申请医学院需要准备的资料。
不到一年，我母亲就加入了首批男女同校的队伍。在那里，她遇到了我的父亲，并于1913年毕业。母亲的余生都在治疗遭受痛苦的患者。我的父母在印度鲁尔基的妇女医院治疗了无数病人，他们每年冬天都会在野外营地医治患者。即使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我父母也在居住的堪萨斯小社区热心治疗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父母的薪水很低，甚至不收钱。除了作为一名治疗师，我的母亲还激励了许多人，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认识她，而我母亲是他们认识的第一位女医生。
金布尔太太帮助我母亲树立了当医生的目标，这改变了母亲的生活，而我母亲后来通过在印度和其他地方行医，改变了许多患者的生活。这正是能量的作用，它不仅将我们与自己的目标联系起来，而且通过集体目标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
我所说的集体目标并不是指我们都有相同的目标。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充满活力时，我们会对那些与我们互动的人产生更强烈的使命感。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就像一块拼图。目标把我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创造任何一个人无法单独完成的更伟大、更美好的东西。
我喜欢把每个人比喻成一块拼图，因为这给每个人独特的空间。我们不应该被塑造成这样或那样，而应该被精确地塑造成我们现在的样子，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在一起。评判他人的样子不是任何人的工作，同样，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他人的样子，或担心他人评判我们的样子也没有用。我们每个人应与自己的灵魂保持一致，并帮助他人这样做。这样看待事物，有助于我们理解每个人都至关重要。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几乎完成了一个拼图游戏，却发现少了一块？这是个危机预警！
当我们找不到自己在拼图中的位置时，我们会感到艰难。我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可能会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或者觉得自己不够漂亮。我们在更大的整体中看不到自己，这会让我们感到绝望、沮丧和孤立。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微不足道，好像我们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存在的理由。
但是当我们完成整个拼图时，我们就感觉自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在与周围的世界交换能量。我们的能量自由流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沛。
我们每个人都用一生去寻找自己拼图的形状。
我接着母亲那一代人上医学院，只有少数学校接受女性进入医学院学习。我就读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这是唯一一所女子学校，在那里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成为更聪明、更坚强、更优秀的医生才能立足。我的同班同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便已行医。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想给予爱和治愈人们。在我看来，这个国家对战争的关注已经渗入医疗机构，或者说它一直是这样的，而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我沿袭了我父母的做法，将身体健康当作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不太注重消灭一种疾病，而是对病毒存在的原因更感兴趣。这让我抵触我所接受的教育。虽然我可以理解解剖学、生物学和其他较难的学科，但我对学校提供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感到困惑。并且我上课期间喜欢织毛衣，以保持思维活跃、集中注意力，这让我成为院长最不喜欢的人，院长是思想顽固的老马里昂·费伊。费伊院长对我的看法和我一年级的老师一样，而且她把对我的意见表达了出来。
有一天，费伊院长把我拉到她的办公室，我在那里已经被说教和贬低多次了。费伊院长坐姿端正，穿着清爽干净的白上衣，眼镜挂在链子上，但我看不到她有一点柔软的地方。“泰勒小姐，我建议你去看下精神病医生，我这里给你写了一封推荐信。”
“精神病医生？”我难以置信地笑了。
“我不确定你是否精神正常。”她继续说道。在说最后两个词的时候，她用铅笔敲了敲太阳穴，以表明她的意思。“你似乎一点也不明白医学的意义。你整天在课堂上织毛衣。也许你不是当医生的料。精神病医生将确认事实是否如此。”
“尊敬的费伊院长，我们不是要参与自我教育吗？”我问道。“当我们毕业以后，我们是那些去往医院和诊所的人。我们不是必须真正理解教义背后的概念吗？学校教授的一切都与消除疾病有关，但我们从未谈论过爱如何治愈患者。”
“我担心的是你的观念和想法，”费伊院长说，她紧紧地握住铅笔，“医学需要消除疾病，因为正是疾病夺走了患者的生命，我们的工作是让他们活着。这一切与爱和治疗有什么关系？你太软弱了，几乎像一个护士。你需要坚强，泰勒小姐。你这样永远也做不了住院医生。”
我把嘴抿成一条线，以防吐露任何心声，勉强地说了一声“谢谢”，然后尽可能快地冲出办公室，手里抓着那封可怕的推荐信。
我确实去看了精神病医生，医生认为我没问题，但这一经历使我深受震动。我明白，医疗机构永远不会接受我这个人。回想起来，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在医学上做出成就。
如果我允许，在医学院的四年可能会让我筋疲力尽。我一直专注于目标：我必须始终坚持自己的观念。一旦我成为一名医生，我就可以专注于爱和治愈，哪怕我不得不通过消除疾病才能达到目的。这个想法给了我力量，我和男朋友比尔·麦克格雷交换的信件也是如此，他当时正在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医学院上学。
后来我继续进修，我获得了医学博士头衔。我已经在医学界获得了自己的地位。1943年我与比尔结婚，我们毕业后不久就一起进入了私人诊所。
多年来，我对行医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在比尔的帮助下，我开始挑战自己，去超越我被教导的一切信仰。我开始明白，科学界对意识是什么以及意识从何而来并未形成共识。这帮助我接受了一个观点：我们的精神永垂不朽，我们要终身学习，在不同的时代中汲取能量。比尔和我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内科治疗运动的中心，他们对医学的精神和灵魂方面感兴趣，今天这方面的信念指导着我作为医生、母亲、祖母和人类在地球上做许多事。这强化了我的信念，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有一个目标，我们每个人的目标都是相互联系的，因为我们的灵魂与其他灵魂相互作用。
这也帮助我了解周围的世界。许多年后，我自己的拼图形状变得更加清晰，我能够更紧密地与我的能量联系起来。我开始更了解我在这里要做的事情——成为一位医生和母亲，推广既新颖又古老的治疗理念。这加深了我对父母所推广的医学种类的理解，并让我更加坚定地质疑现代医疗机构专注于消除病毒这种现象。在我看来，我们的身体健康受到挑战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都是灵魂旅程的一部分。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简单地消除病毒，而是让它们帮助我们成长和终身学习。
探索灵魂和医学的交会点是我工作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或者如何随着角色的变化而变化，该怎么办呢？当我们感到有太多事情需要做，我们的精力分散在几个方向时，会发生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