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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作家王宏甲《塘约道路》一书于2017年出版，贵州塘约村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同时，塘约实践的意义也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这到底是自力更生的新路，还是地方政府抓典型、搞政绩的老路？《塘约道路》记述了2014年遭遇洪水灾害后，塘约村在党支部领导下自立更生，把承包工地重新集中起来统筹经营，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道路的故事。《塘约道路》热销后，许多参访者目睹了塘约“大干快上”的基建工程项目，并认为塘约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资金扶持。大量的媒体报道，包括塘约村的展板，都宣传和强调塘约的华丽转身。有人评价：“这实际上是在制造幻象。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复制一两个。但全国有那么多村庄，需要多少钱？”塘约实践的主要动力到底是什么？是来自村庄内生性的推动，还是源于上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扶持。这是质疑塘约道路的人关注的焦点。有些人并没有参访过塘约，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媒体报道推断出，答案肯定是后者。于是，我们带着问题来到塘约，探寻塘约道路的内在细节。
近年，全国经历灾后重建的村庄不少，为什么塘约不一样？在洪灾发生前，除了村史馆展示的历史，塘约还有怎样的过去？在曾经的旧房旧貌下，我们发现了塘约潜藏的历史积淀，在探访塘约组织化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塘约的水灾是偶然的，塘约的振兴却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