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帝王生活

“优待条件”里所说的“暂居宫禁”，没规定具体期限。紫禁城里除了三大殿划归民国之外，其余地方全属“宫禁”范围。我在这块小天地里一直住到民国十三年被民国军驱逐的时候，渡过了人世间最荒谬的少年时代。其所以荒谬，就在于中华号称为民国，人类进入了二十世纪，而我仍然过着原封未动的帝王生活，呼吸着十九世纪遗下的灰尘。

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从小把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埋进了我的心底，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

我十一岁的那年，根据太妃们的决定，祖母和母亲开始进宫“会亲”，杰二弟和大妹也跟着进宫来陪我玩几天。他们第一次来的那天，开头非常无味。我和祖母坐在炕上，祖母看着我在炕桌上摆骨牌，二弟和大妹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上，一动不动地瞅着，就像衙门里站班的一样。后来，我想起个办法，把弟弟和妹妹带到我住的养心殿，我就问溥杰：“你们在家里玩什么？”

“溥杰会玩捉迷藏。”小我一岁的二弟恭恭敬敬地说。

“你们也玩捉迷藏呀？那太好玩了！”我很高兴。我和太监们玩过，还没跟比我小的孩子玩过呢。于是我们就在养心殿玩起捉迷藏来。越玩越高兴，二弟和大妹也忘掉了拘束。后来我们索性把外面的帘子都放下来，把屋子弄得很暗。比我小两岁的大妹又乐又害怕，我和二弟就吓唬她，高兴得我们又笑又嚷。捉迷藏玩得累了，我们就爬到炕上来喘气，我又叫他们想个新鲜游戏。溥杰想了一阵，没说话，光瞅着我傻笑。

“你想什么？”

他还是傻笑。

“说，说！”我着急地催促他，以为他一定想出新鲜的游戏了，谁知他说：“我想的，噢，溥杰想的是，皇上一定很不一样，就像戏台上那样有老长的胡子……”

说着，他抬手做了一个捋胡子的动作。谁知这个动作给他惹了祸，因为我一眼看见他的袖口里的衣里，很像那个熟悉的颜色。我立刻沉下脸来：“溥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

“这，这这是杏黄的吧？”“瞎说！这不是明黄吗？”

“嗻，嗻……”溥杰忙垂手立在一边。大妹溜到他身后，吓得快要哭出来了。我还没完：

“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

“嗻！”

在嗻噫声中，我的兄弟又恢复了臣仆的身份。

嗻嗻之声早已成了绝响。现在想起来，那调儿很使人发笑。但是我从小便习惯了它，如果别人不以这个声调回答我，反而是不能容忍的。对于跪地磕头，也是这样。我从小就看惯了人家给我磕头，大都是年岁比我大十几倍的，有清朝遗老，也有我亲族中的长辈，有穿清朝袍褂的，也有穿西式大礼服的民国官员。

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还有每日的排场。

据说曾有一位青年，读《红楼梦》时大为惊奇，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贾母、王凤姐这样人身后和周围总有那么一大群人，即使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隔壁那间屋去，也会有一窝蜂似的人跟在后面，好像一条尾巴似的。其实《红楼梦》里的尾巴比宫里的尾巴小多了。《红楼梦》里的排场犹如宫里的排场的缩影，这尾巴也颇相似。我每天到毓庆宫读书、给太妃请安，或游御花园，后面都有一条尾巴。我每逢去游颐和园，不但要有几十辆汽车组成的尾巴，还要请民国的警察们沿途警戒，一次要花去几千块大洋。我到宫中的御花园去玩一次，也要组成这样的行列：最前面是一名敬事房的太监，他起的作用犹如汽车喇叭，嘴里不时地发出“哧——哧——”的响声，警告人们早早回避，在他们后面二三十步远是两名总管太监，靠路两侧，鸭行鹅步地行进；再后十步左右即行列的中心（我或太后）。如果是坐轿，两边各有一名御前小太监扶着轿杆随行，以便随时照料应呼；如果是步行，就由他们搀扶而行。在这后面，还有一名太监举着一把大罗伞，伞后几步，是一大群拿着各样物件和徒手的太监：有捧马扎以便随时休息的，有捧衣服以便随时换用的，有拿着雨伞旱伞的；在这些御前太监后面是御茶房太监，捧着装着各样点心茶食的若干食盒，当然还有热水壶、茶具等等；更后面是御药房的太监，挑着担子，内装各类常备小药和急救药，不可少的是灯心水、菊花水、芦根水、竹叶水、竹茹水，夏天必有藿香正气丸、六合定中丸、金衣祛暑丸、香薷丸、万应锭、痧药、避瘟散，不分四季都要有消食的三仙饮，等等；在最后面，是带大小便器的太监。如果没坐轿，轿子就在最后面跟随。轿子按季节有暖轿凉轿之分。这个杂七夹八的好几十人的尾巴，走起来倒也肃静安详，井然有序。

然而这个尾巴也常被我搅乱。我年岁小的时候，也和一般的孩子一样，高兴起来撒腿便跑。起初他们还亦步亦趋地跟着跑，跑得丢盔弃甲，喘吁不止。我大些以后，懂得了发号施令，想跑的时候，叫他们站在一边等着，于是除了御前小太监以外，那些捧盒挑担的便到一边静立，等我跑够了再重新贴在我后边。后来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下令把宫门的门槛一律锯掉，这样出入无阻地到处骑，尾巴自然更无法跟随，只好暂时免掉。除此以外，每天凡到太妃处请安和去毓庆宫上学等等日常行动，仍然要有一定的尾巴跟随。假如那时身后没有那个尾巴，例会觉得不自然。我从前听人家讲明朝崇祯皇帝的故事，听到最后，说崇祯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我就觉着特别不是滋味。

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的排场，莫过于吃饭。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术语，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的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外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已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白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食具是绘着龙纹和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明黄色的瓷器，冬天则是银器，下托以盛有热水的瓷罐。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并且为了同样原因，菜送来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太监尝过，叫做“尝膳”。在这些尝过的东西摆好之后，我入座之前，一个小太监叫了一声“打碗盖！”其余四五个小太监便动手把每个菜上的银盖取下，放到一个大盒子里拿走。于是我就开始“用膳”了。

所谓食前方丈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要用六张膳桌陈放，这是她从慈禧那里继承下来的排场，我的比她少，按例也有三十种上下。我现在找到了一份“宣统四年二月糙卷单”（即民国元年三月的一份菜单草稿），上面记载的一次“早膳”的内容如下：

口蘑肥鸡，三鲜鸭子，五绺鸡丝，炖肉，炖肚肺，肉片炖白菜，黄焖羊肉，羊肉炖菠菜豆腐，樱桃肉山药，炉肉炖白菜，羊肉片川小萝卜，鸭条溜海参，鸭丁溜葛仙米，烧茨菇，肉片焖玉兰片，羊肉丝焖跑哒丝，炸春卷，黄韭菜炒肉，熏肘花小肚，卤煮豆腐，熏干丝，烹掐菜，花椒油炒白菜丝，五香干，祭神肉片汤，白煮塞勒，烹白肉；

这些菜肴经过种种手续摆上来之后，除了表示排场之外，并无任何用处。它之所以能够在一声传膳之下，迅速摆在桌子上，是因为御膳房早在半天或一天以前就已做好，煨在火上等候着的。他们也知道，反正从光绪起，皇帝并不靠这些早已过了火候的东西充饥。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都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味美可口，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

太妃们为了表示对我的疼爱和关心，除了每餐送菜之外，还规定在我每餐之后，要有一名领班太监去禀报一次我的进膳情况。这同样是公式文章。不管我吃了什么，领班太监到了太妃那里双膝跪倒，说的总是这一套：“奴才禀老主子：万岁爷进了一碗老米膳（或者白米膳），一个馒头（或者一个烧饼）和一碗粥。进得香！”

这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我找到了一本《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等处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那上面的记载如下：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

汤肉五斤，共一百五十斤；

猪油一斤，共三十斤；

肥鸡二只，共六十斤；

肥鸭三只，共九十斤；

蒸鸡三只，共九十斤；

下面还有太后和几位妃的分例，为省目力，现在把它并成一个统计表（皆全月分例）如下：

后妃名，内/斤，鸡只，鸭只；

太后，186，3，3；

瑾贵妃，285，7，7；

瑜皇贵妃，36，15，15；

珣皇贵妃，36，15，15；

瑁贵妃，285，7，7；

合计，315，74，74；

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我这五岁孩子用的。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师、勾字匠、有身份的太监，以及每天来祭神的萨满等等，也各有分例。连我们六口之家共吃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计用银二千三百四十二两七钱二分。除此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得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一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分，加上杂费支出三百四十八两，连同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为了表示帝王之尊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饭菜是大量的做而不吃，衣服则是大量的做而不穿。这方面我记得的不多，只知道后妃有分例，皇帝却毫无限制，而且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我手头有一份改用银元以后的报账单子，没有记明年代，题为“十月初六日至十一月初五日承做上用衣服用过物料复实价目”，据这个单子所载，这个月给我做了：皮袄十一件，皮袍褂六件，皮紧身二件，棉衣裤和紧身三十件。不算正式工料，仅贴边、兜布、子母扣和线这些小零碎，就开支了银元二千一百三十七元六角三分三厘五毫。

至于后妃们的分例，也是相当可观的。在我结婚后的一本账上，有后妃们每年使用衣料的定例，现在把它统计如下：

后妃名，“皇后”，“淑妃”，四位“太妃”合计；

各种缎，29匹，15，92，136匹；

各种绸，4匹 21，18，169匹；

各种纱，16匹，5 6，81匹；

各种绫，8匹 5，28，41匹；

各种布，6匹 3，144，234匹；

绒和线，16斤，8 76，1斤；

棉花，4斤，2，12，18斤；

金线，2绺，1，76，16绺；

貂皮，9张，3，28，4张；

我更换衣服，也有明文规定，由“四执事库”太监负责为我取换。单单一项平常穿的袍褂，一年要照单子更换二十八种，从正月十九的青白嵌皮袍褂，换到十一月初一的貂皮褂。至于节日大典，服饰之复杂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有这些穷奢极侈的排场，就要有一套相应的机构和人马。给皇帝管家的是内务府，它统辖着广储、都虞、掌礼、会计、庆丰、慎刑、营造等七个司（每司各有一套库房、作坊等单位，如广储司有银、皮、瓷、缎、衣、茶等六个库）和宫内四十八个处。据宣统元年秋季《爵秩全览》所载，内务府官员共计一千零二十三人（不算禁卫军、太监和苏拉），民国初年曾减到六百多人，到我离开那里，还有三百多人。机构之大，用人之多，一般人还可以想象，其差使之无聊，就不大为人所知了。举个例子说，四十八处之一的如意馆，是专伺候帝后妃们画画写字的，如果太后想画个什么东西，就由如意馆的人员先给她描出稿子，然后由她着色题词。写大字匾额则是由懋勤殿的勾字匠描出稿，或南书房翰林代笔。什么太后御笔或御制之宝，在清代末季大都是这样产生的。

除了这些排场之外，周围的建筑和宫殿陈设也对我起着教育作用。黄琉璃瓦唯有帝王才能使用，这不用说了，建筑的高度也是帝王特有的，这让我从小就确认，不但地面上的一切，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连头上的一块天空也不属于任何别人。每一件陈设品都是我的直观教材。据说乾隆皇帝曾经这样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为了让这句话变成事实，他拿了几根草放在宫中的案几上，叫人每天检查一次，少一根都不行，这叫做“寸草为标”。我在宫里十几年间，这东西一直摆在养心殿里，是一个景泰蓝的小罐，里面盛着三十六根一寸长的干草棍。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的无限忿慨。但是我并没想到，乾隆留下的干草棍虽然一根不曾短少，而乾隆留下的长满青草的土地，被儿孙们送给“与国”的，却要以成千方里计。

帝王生活所造成的浪费，已无法准确统计。据内务府编的材料，《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记载：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二百七十九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缩减，最低数仍达一百八十九万余两。总之，在民国当局的纵容下，以我为首的一伙人，照旧摆着排场，按原来标准过着寄生生活，大量地耗费着人民的血汗。

宫里有些规矩，当初并非完全出于摆排场，比如菜肴里放银牌和尝膳制度，出门一次要兴师动众地布警戒，这本是为了防止暗害的。据说皇帝没有厕所，就因为有一代皇帝外出如厕遇上了刺客。但这些故事和那些排场给我的影响全是一样：使我从任何方面都确认自己是尊贵的，统治一切和占有一切的人上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