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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会受诱惑去向他人讲述我一生的故事。在我鼓起勇气开始写这本以我自己为主角，或者不如说以我自己为中心的书之前，发生的许多事情想必已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一代人所能够经历的事件、灾难与考验。我不过是扮演幻灯片的解说员，时代给出画面，我为它们加以注解。我所讲述的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这一代人遭遇了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磨难。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深处都被欧洲大地上几乎无休无止、火山爆发般的震动所撼动；而在这千千万万人中，没有人比我更具发言权：我是奥地利人，是犹太人，是作家，是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我恰恰站在震荡最激烈的地方，那些震荡曾三次摧毁我的家园和生活
，使我一无所有。那种戏剧性的激烈震颤将我抛入一片空无，我在那里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我不知该去往何处，但我没有抱怨。正是无家可归者才能够得到全新意义上的自由，而且只有那些不再受到束缚的人才无须沉溺于后顾之忧。因此，要创作一部真正展现时代的作品，我希望我至少具备所有基本条件中的两项：坦率和公正。
因为我脱离了我所有的根须，甚至脱离了养育那些根须的大地，像我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真的非常少见。我在一八八一年出生于一个辽阔而强大的帝国，隶属于哈布斯堡王朝
，但现在人们已经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它，它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冲刷殆尽。我在维也纳长大，这是一座有着两千年历史的国际大都市，在它被贬为德国的一个省会之前，我不得不像罪犯一样离开它。我用以书写我文学作品的语言已经被烧成灰烬，而就在这个国家，我的书曾与上百万的读者成为朋友。因此，我不再属于任何地方，我到哪里都是异乡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客人。我也失去了我内心所选中的真正故乡，也就是欧洲，因为它在自相残杀中经历了第二次毁灭
。我不情愿地见证了历史上理性所面临的最可怕的失败与残暴所迎来的最疯狂的胜利。从来没有一代人像我们一样——我说起这一点的时候毫无自豪感，而是满怀着耻辱——从如此的精神高度遭遇如此的道德滑坡。从我须髭萌发直到我须发斑白的这一段时间，在这半个世纪里，所发生的激烈转折与变化比过去的十代人经历的都多，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感到：这些变化也太多了！我的今天与我的每一个昨天都如此不同，我的平步青云与我的失意也差异巨大，因此有时我会觉得我不仅仅有一种生活，而是有几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因为当我不经意地提到“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常常会下意识地自问：“是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今天的生活？之后我又发现，我在说“我的家”时，并不清楚我指的是过去的哪一个家，是在巴斯的家，是在萨尔茨堡的家，还是在维也纳的父母的家？或者当我不得不说“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会感到惊慌，不得不提醒自己，我早已不再属于我的家乡，就像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我与彼处不再具有任何有机的联系，却也不能完全融入此处。我所成长的世界，今天的世界，还有这二者之间的世界，在我看来越来越像是截然不同的世界。每一次，当我和年轻的朋友们谈论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故事，他们惊讶着提出的那些问题总会使我注意到，有多少东西对他们来说已经变成了历史上的或者是难以想象的，但对我来说却依然意味着不言自明的现实。我心里有一种隐秘的本能，会认为他们是对的：我们今天、昨天与前天之间的桥梁已经悉数坍塌。我自己也不免感到惊讶，我们竟将这些繁多、复杂的事情挤在了一个人一生的短促时间里。这显然是非常艰难与危险的，尤其是当我将这种生活与我祖辈的生活形式进行比较的时候。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们见到过什么？他们从始至终都过着同一种生活。从头到尾都那么单调，没有飞升，没有坠落，没有摇撼与危险，生活中只有细小的紧张与难以察觉的过渡；时代的波浪以均匀的节奏，舒缓而安宁地将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同一座城市，甚至总是住在同一栋房屋里；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其实都只是发生在报纸上，并没有敲响过他们的房门。在他们那个时代，在某些地方，也会爆发某种战争。但以今天的标准衡量，这些都不过是小打小闹，它们发生在遥远的边境，人们听不到炮声，半年以后就偃旗息鼓，被人遗忘，成为历史上乏善可陈的一页，旧日熟悉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但我们的生活里没有回头路，过去的事物没有一点留存下来，也没有一点返回到我们身边。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上经历过的事情，比得上过去一个国家、一个世纪所经历过的所有事情。在以前，都是第一代人经历革命，第二代人经历暴乱，第三代人经历战争，第四代人经历饥荒，第五代人经历国家破产——还有一些幸运的国家、一些幸运的时代根本不会出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这些如今已经年过六十岁的人和更年长一些的人，还有什么没有目睹过、没有遭受过、没有经历过？我们已经把可以设想到的灾难名录从头到尾都经历了一遍（这本名录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翻到最后一页）。我自己就是人类史上两次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还在不同的战线上经历过这两次战争，一次站在德国一方，另一次站在反对德国的一方。我在战前熟知个体自由的最高层次与最高形式，在两次大战开始以后却了解到了几个世纪以来最不自由的生活；我曾被赞美，也曾被鄙弃；我曾经自由，也曾经不自由；我曾经富有，也曾经贫穷。《启示录》里面的烈马
都闯入了我的生活，革命与饥荒，通货膨胀与恐怖主义，传染病与流亡；我看着影响巨大的群众思潮在我的眼皮底下生长、传播，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尤其是瘟疫般的民族主义，这一观念毒害了我们欧洲文化的花蕾。当人类有意识地在反人类的纲领教条的带领下走向不可设想的堕落，回到早已被遗忘的野蛮状态之中，我也只能做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证人。在几个世纪以后，我们又见到了未经宣战的战争、集中营、严刑拷打、大肆抢劫和对毫不设防的城市的狂轰滥炸，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五十代人所没有经历过的残暴行径，我希望我们在未来也不会容许这些暴行发生。但矛盾的是，就在这个令我们的世界在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的时代，我也看到了同一批人类在技术和精神上完成的难以设想的壮举，一眨眼就超越了千百万年来人类所完成的一切：飞机征服了太空，某一处说的话可以在一瞬间就传遍全球，人类征服了世界的辽阔空间，原子被分裂开来，最险恶的疾病被征服，人们几乎每天都把在昨天还是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在我们的时代之前，人类这个整体从未表现得更像魔鬼，也从未达成过如此这般近似于上帝的成就。
在我看来，我有责任为我们这段惊心动魄、充满戏剧性的生活做出见证，因为——我再重复一遍——每个人都是这些剧变的证人，每个人都不得不见证它们。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办法逃避，没有办法像以前的人那样独善其身。由于我们全新的同步性技术，我们一直身处时代的旋涡中。如果在上海有炸弹炸毁了一些房屋，那么受伤的人们还没有被抬出家门，我们在欧洲，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已经知道了。大洋彼岸上千英里之外发生的事情会突然以鲜活的图片形式闪现在我们眼前。在这种持续性的通告与裹挟之下，根本就没有庇护所，没有安全的屏障。没有可以逃亡的国家，没有可以购买的安宁，命运之手无时无地不在紧抓着我们，将我们拽回到它那永不餍足的游戏之中。
我们不得不一再屈从国家的要求，成为最愚蠢的政治牺牲品，适应最为离奇的变化，我们这些人竭力抵抗，多数时候却还是被锁链缠身，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将我们撕碎。无论谁经历过这个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驱赶着穿过这个时代，就像被追赶的猎物一样——我们喘息的时间并不多——他所经历的历史事件都会比他的任何一个祖先要多。今天我们再次处在了转折点上，这是一个终结，也是一个新的开端。因此，我特意在一个特定的日子暂时中断了我对我人生的回顾。因为一九三九年九月的那一天，为造就和教诲我们这些花甲老人成长起来的时代画下了最后的终结线。但假如我们的见证能让下一代对那个分崩离析的世界，有哪怕一星半点的真实认知，那我们也算没有枉度此生了。
我知道我们时代的环境是非常恶劣却极具特征的，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写出了我的回忆录。我在战争期间书写，我在异乡书写，身边没有任何可供回忆的材料。我在我旅馆的房间里没有一本我自己的书，没有任何笔记，也没有朋友的信件。我到任何地方都没有办法查询信息，因为整个世界的国际邮政系统都被摧毁了，或者是被审查制度击垮了。我们就像几百年前那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像在轮船、火车、飞机和邮件发明以前。我对我过去的全部毫无线索，只有头脑里的记忆。其他的一切在这一刻对我来说都是不可企及或已经失去的东西。但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学会了一种有益的艺术：不去怀念失去的东西，也许档案与细节的失落甚至会成为我这本书的长处。因为我不认为我们的记忆只是纯粹偶然地记住一个事件又偶然地忘掉另一个事件的过程，而是一种可以有意识地整理并睿智地舍弃的力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忘记的一切，其实早就经过了一种内心本能的判定，被认为是应该忘记的。只有我自己想要保留的东西才有权为别人保留下来。唯有我所珍视的事物，方可获得为他人保留的权益。因此，我的回忆啊，请你们代替我去言说、去选择吧！至少请你们能够给出我生命的一抹镜影，在其沉入黑暗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