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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蝴蝶扇动翅膀，也会引起一场风暴。当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一名征服者从船上箱子里取出一双靴子穿上时，当一名女子抖开一张她从西班牙带来的毯子时，或者当一个非洲人坐在墨西哥湾附近的一所印第安房屋里咳嗽时，有谁会认为这样的事值得一提呢？然而这样的小事却造成了巨大的后果。
1492年之前，东西半球的两个世界几乎是独立发展的。正如哥伦布所言：美洲的树种“和我们的树种之间的差别，像白天和黑夜的差别一样大”。人们在南美洲发现了用放电来保护自己的鳗鱼，这在欧洲闻所未闻。欧洲的森林里也没有一种尾巴上带环纹、长着两个黑眼圈的动物，那是北美洲才有的浣熊。对印第安人来说也是如此——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欧洲人带来的马和狗时，同样目瞪口呆。
让我们以那个正在抖动毯子的女殖民者为例。人们在准备旅行时，也许会有一两粒种子混进他们的行李，或者被泥浆沾在一双靴子上。到了美洲，这些种子可能悄悄掉落，随风飘走，然后落地生根，四处扩散。如今在美洲的田野里到处可以看到的蒲公英和蓝草，都是1492年之后从欧洲进入美洲的。殖民者们还从非洲带来了柠檬、柑橘、香蕉和无花果，从欧洲带来了甜瓜、萝卜和洋葱。西班牙征服者中有一位黑人，名叫胡安·加里多，他曾参与了科尔特斯征服特诺奇蒂特兰的行动，并在当地定居下来，成为第一个“在这片大陆上栽种和收获小麦的人”。
在横渡大西洋的过程中，被关在船舱内的马匹最为悲惨——当风暴来临时，西班牙人会在它们身下安装肚带，把它们四蹄悬空吊起来，以免公马暴跳，造成破坏；在热带海域，风平浪静并不代表没有危险，因为这些动物在黑暗狭小的马圈里挤成一团，随时可能死于可怕的高温。由于这个缘故，大洋上最危险的地带才被称为“马纬度”。作为征服者们应对饥饿的保障手段，欧洲的猪也来到了美洲，人们在行军路上放牧这些猪，用它们的肉填饱肚子。另外，征服者们还带来了狗。它们不仅是伴侣，还是战士，正如巴尔沃亚的“小狮子”那样。
美洲的动植物向东半球扩散的过程同样重要。西红柿是原产于美洲的果实，却在今天意大利的烹饪中不可或缺。西班牙人还从美洲带回了白土豆，那是印第安人在安第斯山脉的高地上种植的作物。到了19世纪，爱尔兰人的食谱已经完全依赖于土豆，以致当这种作物毁于疫病时，成千上万的农夫被饿死。美洲玉米不仅扩散到整个欧洲，也来到了亚洲各地。到今天，除了玉米棒、玉米面包和爆米花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种食品和饮料用玉米糖浆做甜味剂。玉米面不光成为家畜的食物，还成为鱼类养殖的饲料。印第安人5 000年前首先开始种植这种植物，把它称为“大刍草”。刚开始的时候，一穗玉米只能长到人的手指大小，经过许多个世纪的栽培，印第安农夫们让这种作物的果实变得越来越大。
植物的种子虽然细小，还是能被肉眼看见。然而另一种不速之客却是完全隐身的，那就是微生物——病原体。它们随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德·埃吉亚的男子来到美洲。关于埃吉亚这个人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是非洲裔，跟随征服者们前来。众所周知，当时的人们对看不见的病原体还一无所知。刚到中美洲不久，埃吉亚就被严重的咳嗽和高烧击倒了。他全身长满了被西班牙人称为“viruelas”的溃疡，这种溃疡由天花引起，而天花已经在欧洲肆虐了很多个世纪。到了1520年，大部分欧洲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抵抗天花感染，因为在接触这种病原体很多年之后，他们的身体产生了免疫力。
然而印第安人并没有欧洲人的免疫力，天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疾病。一个墨西加人回忆说，罹患天花的人们“脸上、头上、胸上”都被溃疡覆盖，病人“无法移动，轻微的移动也不行，甚至不能改变姿势……只要稍微动一动，就会痛得惨叫”。父亲、母亲、兄弟姐妹都一起病倒，在痛苦中死去。在特诺奇蒂特兰，大批的人死于天花，以致人们常常将死者的房屋直接推倒当作坟墓。此外，由于病人身体太过虚弱，无法外出寻找食物，或是“走到泉边喝上一瓢水”，于是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
天花也是科尔特斯可以征服一座人口超过10万的大城的原因之一。虽然墨西加人从未在战争中面对过拥有大炮、战犬和暴怒战马的敌军，但科尔特斯手头拥有的此类武器和动物也不多，正是那位看不见的不速之客给他带来了好运，扭转了战争的局势。当胜利的西班牙人耀武扬威地进入特诺奇蒂特兰时，他们发现“街道、广场、房舍和庭院中尸体堆积如山，几乎无法通过。就连科尔特斯也因为刺鼻的臭气而感到恶心”。令人悲伤的是，天花仅仅是个开始。到1600年，中美洲地区遭遇了14次传染病，而南美洲至少被瘟疫席卷了17次。关于死亡人数，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只能做出非常粗略的估计。但是，各种来自欧洲的疾病，包括麻疹、伤寒、流感、白喉和流行性腮腺炎，再加上征服者们发动的战争，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在5 000万到9 000万之间。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世纪有这样多的人死于疾病。
刚开始的时候，北美地区得以幸免于这些致命的传染病，因为西班牙人发现这片土地征服起来要困难得多。这里的印第安人没有闪闪发光的城市，也没有建立庞大的帝国，他们的领地都很小，每一块领地上都有自己的酋长。即使是那些友善的印第安人，也觉得跟西班牙人打交道是件麻烦事——他们一来就是好几百人，除了索要金银，还索要食物，而且经常一住就是好几个月。胡安·庞塞·德·莱昂曾领导过好几次向佛罗里达的远征，每一次都被箭雨送了回来。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曾从太平洋海岸进入今天美国的西南部地区，他的一些部下成为第一批看见科罗拉多大峡谷的欧洲人。科罗纳多本人带着近3 000名士兵、妇女、奴隶和印第安盟友，一路上不断挑起战争，穿越了大平原，到达今天的堪萨斯附近。这些探索性的远征往往在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之间造成两败俱伤的结局。每当征服者们怀疑受到了印第安人的欺骗，就会抓捕人质，放出恶犬撕咬俘虏，或者直接把他们杀掉。庞塞·德·莱昂死于印第安人的毒箭，而科罗纳多回到墨西哥时，不仅身负重伤，还破了产。
并非所有北美大陆的新来者都是恶棍，另外四个完全不同的征服者证明了这一点，也许是时候讲讲他们的故事了。这四个人参加了潘菲洛·德·纳瓦埃斯率领的佛罗里达远征行动。纳瓦埃斯本人和大部分征服者没什么两样，他的队伍为了寻找黄金，深入多个印第安人聚居地，时常遭遇战斗，逐渐食不果腹，境遇相当悲惨。最后，这些人开始制作简陋的木筏，为回到远在墨西哥的西班牙据点做最后的努力。队伍里的马匹也被他们一匹接一匹地杀掉，充作食粮。一天晚上，纳瓦埃斯在木筏上睡觉，却连人带筏被风吹进了墨西哥湾。其余的木筏很快也相继散架，消失在今天的得克萨斯海岸。
最后只有四个人活了下来：一个是远征队的财务员，瘦瘦的卡韦萨·德·巴卡；两个西班牙人，一个叫卡斯蒂略，一个叫多朗特斯；最后一个是和气的非洲人，大家叫他埃斯特瓦尼科，意思是“小史蒂夫”——他得了这么一个绰号，可能是因为他非同寻常的大块头。接下来差不多六年的时间里，这四个人沦为当地印第安人的奴隶，被迫挖掘块茎、打水、照看用来驱赶蚊虫的柴烟。他们最终逃了出来，开始徒步穿越得克萨斯，走得满脚水泡，双手时常鲜血淋漓，也没有御寒的衣物。在过去六年中，他们偶尔照料过一些生病的印第安人，而在跋涉途中他们发现，自己拥有治愈能力的故事已经在印第安人中传播开来。印第安人带着病人从各地赶来，请这四个陌生人治疗，还管他们叫“神圣的医者”和“太阳之子”，有时候，甚至有成百上千的印第安人陪同这四位旅行者走在路上。他们花了整整三年，横穿了得克萨斯，又翻过了西部的大山，终于来到太平洋海岸附近。此时他们已不再是征服者，不再寻找珍宝和财富。他们为印第安人治病，和他们一起劳动，合作无间。卡韦萨·德·巴卡心中产生了一个想法——让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走到一起，和平共处，一起耕种。在那个时代，这样的想法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人群通过一种方式携起手来，而不是去争吵谁应该是主人，谁应该是奴隶。这是一个“合众为一”的梦想，在彼时不啻天方夜谭。
有一天，这几名旅行者发现一些西班牙人正骑马穿过原野。那些西班牙士兵看到四个几乎一丝不挂的陌生同胞和跟随他们的几百名印第安人时，目瞪口呆。卡韦萨·德·巴卡的胡须已经垂到了胸口，还长出了一头齐腰的长发。这几个人真的属于十年前消失的纳瓦埃斯远征队吗？这显然不可能！然而这却是真的。
悲哀的是，让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和平共处是完全不可能的梦想。发现卡韦萨·德·巴卡的这些西班牙人是一群奴隶贩子。“我们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德·巴卡回忆道，“因为他们想把我们带来的这些印第安人掳做奴隶。”回到西班牙后，他请求他的君主将最早赐予纳瓦埃斯的那片土地赐给他，然而那片土地已经被查理五世许诺给了另一位冒险家——埃尔南多·德·索托。这位德·索托和在他之前的许多人一样，踏上了一次充满艰险的寻宝之旅，除了与印第安人发生的战斗外，几无所获。远征三年之后，德·索托精疲力竭，于1542年死在距离家乡万里之遥的密西西比河上。他的部下把他的尸体和石头包裹在一起，在夜深人静时沉入河水之中，以免印第安人得知这位征服者的死讯。
到那时为止，可以说欧洲人被北美大陆打败了。虽然西班牙人仍在边缘地带不停啮咬侵蚀，可终究没有一个欧洲人可以像德·索托那样进入这片大陆的核心地区。直到1682年，法国探险家拉·萨莱乘坐独木舟完成密西西比河大部分河段的漂流，直抵墨西哥湾。想象一下吧：从1542年到1682年，从德·索托到拉·萨莱，北美大陆核心地区这140年的历史竟是一片空白。如果从1860年到2000年的140年也是空白的话，美国内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摩天大楼、飞机、计算机，还有无数其他事物的发明，都将不为我们所知。那么，从1542年到1682年，如今的美国领土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这两位冒险者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经历迥然不同。德·索托的队伍不得不与密西西比河沿岸各个印第安王国不停战斗，才杀出了一条血路。河面上挤满了巨大的独木舟，每一只上都满载印第安战士。拉·萨莱顺流而下时，经过许多同样的河段，却只看到零零星星的小规模印第安定居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现在的历史学家们认识到，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并没有绕过北美地区。德·索托的远征队带上了几百头猪，其中一些逃进了森林，一些被印第安人偷走。可能正是这些猪在北美东南地区引起了致命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罪魁祸首是不是这些猪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大西洋另一边传来的疾病终究造成了严重后果。
还有另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导致了这140年的空白。我们在第三章提到过，17世纪来到美洲的殖民者们留下了关于北美地区拥有大量野生动物的记录：美洲野牛出现在东至弗吉尼亚的地方，溪流中鱼满为患，还有铺天盖地的鸟群。人们一直都以为那只是1492年之前北美地区生态状况的证明。然而，这些动物的大量存在很可能只是源于欧洲传来的疾病造成的灾难——如果在1542年到1682年，印第安人大量死亡，那么捕猎野兽、鱼和飞鸟的猎人数量也势必大大减少。野生动物的数量是否在这段时间里增长了呢？毕竟，德·索托在密西西比河上曾看到许多印第安人，却从未看到哪怕一头美洲野牛，而拉·萨莱却看到了许多野牛，和稀稀拉拉的印第安人。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都把美洲称为“新世界”，以此区别于由欧洲、非洲和亚洲组成的“旧世界”。我没有使用这些概念，因为美洲对印第安人而言显然不是什么新世界——他们在那里已经生活了上万年。然而，在欧洲人和美洲人初次接触200年之后，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变“新”了，变得与1492年之前的那个世界截然不同。由于征服战争、天花病毒，也由于蒲公英、甜瓜、洋葱和柑橘的种子，美洲从此成为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