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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者、雇工和奴隶如潮水般涌入北美英属殖民地的同时，两场非凡的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给北美殖民地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首先是大觉醒运动，它是人们寻找确定性和信仰的宗教努力。其次是启蒙运动，与大觉醒运动正相反，它的关注焦点是质询与怀疑。我们先从怀疑和启蒙运动开始，回到1723年，此时一名逃跑的学徒正徒步前往费城，让我们跟上他的步伐。他的两腋下各夹着一根蓬松的面包，“衣袋被衬衫和袜子塞得鼓鼓囊囊”。这名少年的名字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
雇工和奴隶中常有人逃跑，这种行为正展现了他们的怀疑精神——至少他们质疑了不平等。他们的主子声称：“我尊贵于你，你应听从我。”而逃跑者对此表示怀疑，穿上一双靴子，转身离去，寻求比现在更平等的生活。夹着面包奔向费城的年轻人富兰克林正是这样做的。本杰明的哥哥詹姆斯在波士顿开了一家印刷所，本杰明在这家印刷所里做学徒工。到了17岁，他厌倦了这种被束缚、被呼来唤去的生活。
本杰明是他父母17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打算把这个孩子献给教会，让他受训成为牧师，但是小本杰明并不喜欢教堂。他一有机会就逃课，还抱怨每顿饭前的祷告仪式。这后一条与朝圣者们那位邻居托马斯·莫顿如出一辙——在他那个热闹的定居点梅里芒特，莫顿也曾发出同样的抱怨。本杰明曾对父亲建议：如果他一次对着半头牛的肉做祷告，而不是在每餐前都对一小盘牛肉这样做，富兰克林家就能省下许多时间。
印刷所是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思想的地方。本杰明在哥哥的作坊里工作时，常常借阅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著作。这些思想家也相信上帝，其中许多人自称“自然神论者”，但他们的上帝和那位分开红海帮助摩西逃离埃及的上帝不同，和那位把他的儿子耶稣送到人间，让他在水上行走并复活的上帝也不同。自然神论者们宣称：上帝通过自然法则管理世界，并称上帝为“至高的建筑师”或“自然之神”。这样一位上帝不需要创造奇迹。自然神论者相信人类理性是发现自然法则的钥匙。著名的英国科学家艾萨克·牛顿就曾极大地增进了人类的知识：他使用数学方法计算出行星在天上运行的轨道，并发现了万有引力。
和自然神论者一样，年轻的富兰克林也接受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方法。那位古希腊哲学家总是提出各种问题，而富兰克林提的问题也很少有别人能够想到。在他还小的时候，他曾观看朋友们放风筝，并开始好奇天上的风到底有多强。于是他也放起风筝，然后拉着风筝跳向了旁边的池塘，同时让朋友把他的衣服带到池塘对岸。他成功取回了衣服，也成功证明了风力足够把他和风筝带过池塘。多年之后，为了证明闪电是一种放电现象，他进行了一次著名的实验，在雷雨中又放起了风筝。他曾设计过一种用于房屋取暖的炉子，效果比敞开的壁炉要好，还发明了双焦眼镜以帮助近视者。他支持进行“各种能让人明白事物之理的实验”。
富兰克林的强烈兴趣集中在现实世界，而非来生，这种态度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称他为世俗主义者（secular）。这个词来自拉丁语saecularis，意思是“关于世界的”。如他所言：“我喜欢朋友的陪伴，喜欢闲聊、大笑，喜欢来上一杯酒，甚至哼起一首歌。”在费城创立了他自己的印刷所后，富兰克林和一些朋友组成了一个叫作“共读社”的俱乐部，每周五晚上在一家小酒馆聚会。除了闲聊和饮酒，他们的聚会内容还包括争论各种严肃话题，比如当政府剥夺一位公民的权利时，这位公民是否应该反抗。和贵格会一样，富兰克林怀疑那些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为什么绅士们要有各种花哨的头衔，比如“安东尼爵士”或“鲁宾逊大主教”？《圣经》中的大人物可从来没有被称呼为“摩西大人”或是“亚伯拉罕阁下”，富兰克林这样评论。“不，根本没有过的事。他们只是些平凡”而正直的人。头衔这种东西有什么必要存在呢？
富兰克林42岁时，已经从他的出版事业中挣到了足够的财富，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公共事业。他推动费城建立了一家“图书馆公司”以帮助那些没钱买书的人，还成立了一家医院为穷人提供服务。他组织了一支志愿消防队，并在任职邮政局长期间改善了从新英格兰到佐治亚的邮政服务。尤为重要的是，他对政治学也甚有兴趣——如果自然法则是可以被发现的，那么政治上的自然法则同样值得考察。
关于政府如何产生，英国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曾有论述。男女君王们声称“君权神授”，而洛克却提出了疑问：国王的“神圣权利”由何而来？他认为，在许多个世纪前，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为了自卫而联合起来，就形成了最早的人类政府。如果统治者是国王，那不是因为上帝授予了他权力，而是因为人们建立的是君主政体。洛克也明确反对国家教会，认为既然各种宗教都声称代表真理，那么假设政府可以决定哪一种正确未免荒谬。与其陷入让欧洲纷争数百年的宗教战争，不如宽容所有信仰。洛克的政治学思想将对富兰克林和其他北美人产生影响，帮助他们认识政治体制应如何产生，为何教会事务与政府事务应当分离，为何宗教信仰自由如此重要。
接下来是另一场重要的运动——大觉醒运动。同富兰克林一样，第一个发起这场运动的人在许多方面也像是一名自然研究者。1723年，也就是富兰克林从印刷所逃出来的那一年，20岁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向英国的科研组织——皇家学会提交了一篇论文。在文章中，爱德华兹记录了他对蜘蛛织网和“从一棵树飘荡到另一棵树”的观察。（事实上，蜘蛛利用蛛网来飘荡，和富兰克林用风筝把自己拉过池塘，是一样的原理。）爱德华兹在大学里也读到了约翰·洛克和艾萨克·牛顿的著作，但他没有选择科学生涯，而是成了一名牧师。与富兰克林不同，他“天性极不适合世俗事务”。
爱德华兹的教堂位于马萨诸塞的北安普敦，在那里，他为了让镇上的年轻人在基督中“重生”，费尽了心力。他希望这些年轻人走上皈依的旅程，而不是一整晚一整晚地嬉闹、聚会和饮酒。到了1735年，他的劝导突然开始取得进展，年轻人纷纷涌来参加礼拜，倾听牧师的布道。爱德华兹提醒他们，皈依是一种极为美妙的状态，“令人愉悦而惊喜”，并充满“惬意的平静”，与此相反，拒绝皈依的罪人将面对可怕的命运。他以蜘蛛为例，但不是那只轻快地在树间飘荡的蜘蛛，而是一个即将“坠入烈焰”的生灵，这样的烈焰无从抵抗。“若不悔悟并飞向基督，那就是你们将在地狱面对的命运。”爱德华兹布道时“声音并不洪亮，头和手也没有过多动作”，眼光只是望向教堂后部的钟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描述的场景无疑令听众们心生极大的恐惧。
不出几个星期，北安普敦的宗教复兴就“在全镇蔓延开来”，并传播到邻近的村庄。然而5年后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宗教觉醒，令这一次运动相形见绌。一位名叫乔治·怀特菲尔德的英国布道者来到了美洲。从缅因一直到佐治亚，都有他布道的身影。怀特菲尔德的布道往往是在户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大家携家带口匆匆赶来，或是乘车，或是骑马，甚至步行，只为能看到这位布道者。他成了美国第一位真正的明星。怀特菲尔德在北安普敦拜访了爱德华兹，并让当地的听众“几乎个个泪流满面”。爱德华兹开始思考：这样的觉醒会是一场更大的复兴运动的序曲吗？《圣经》曾预言基督将在千禧年（审判日之前，圣人们为王的一千年）回到人间。这是令人费解的预言，然而也有无数的牧师在思考它的含义。通过阅读，爱德华兹相信：2016年将是“万民”觉醒之时。
当怀特菲尔德到访费城时，大觉醒运动最有名的布道者终于和美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会面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对救赎没有什么兴趣，但他还是出席了怀特菲尔德的一场布道，并表演了一次科学实验。他早已听说这位牧师的嗓音雄浑，可以传出很远，于是，当怀特菲尔德在费城法院的台阶高处布道时，富兰克林“沿着街道步步后退”，直到他无法听到怀特菲尔德的声音。然后他开始计算所有可用的空间，最后得出结论：怀特菲尔德的布道“可以同时让超过3万人听到”。富兰克林用理性寻求答案，怀特菲尔德则用情感请求他的听众慷慨解囊，在佐治亚修建一座孤儿院。富兰克林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项工程不太可能实现。随着怀特菲尔德的演讲，富兰克林的态度“开始软化”，他决定捐出口袋里的几分钱。怀特菲尔德继续讲下去，富兰克林开始为自己的吝啬感到“羞愧”，又掏出了几枚银币。到布道结束时，他不仅捐出了他所有的零钱，还加上了几枚金币。这位充满怀疑的启蒙主义者竟也被怀特菲尔德的感染力打动了，最后，两人友好地互道再见。
两个对立阵营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如此友善。爱德华兹和其他复兴主义者警告自然神论者说，他们将和那可怜的蜘蛛一道坠入永恒的火焰。而像富兰克林这样的自然神论者，甚至还有一些牧师，都批评大觉醒运动过于依赖情感，却忽视了理性。无论如何，这两场运动都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觉醒运动的支持者们希望通过灵性的复兴让世界变得更好。如爱德华兹所言，他们将约翰·加尔文的神圣共同体和约翰·温思罗普的“山巅之城”视为“《圣经》中多次预言的光荣时代之先声”，当那个时代到来，福音将传遍整个世界。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这信仰之火将引燃对抗蓄奴制和酒精泛滥的战争，也会掀起为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而且不限于此。然而在根本上，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让不信仰者觉醒和皈依。复兴主义者们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其他的改变就会自然地发生。
启蒙主义者们对大觉醒运动高涨的情绪报以怀疑，他们选择用理性和科学来解开自然的秘密。在政治学上，启蒙思想家们也不相信所有人分享同一信仰的神圣共同体是让国家联合起来的办法。他们更多思考的是，一个有效的政治体制该如何让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在其中共存？
就这样，这些英属殖民地不断成长起来，不论它们的居民是得到了启蒙还是觉醒。这些居民中的大多数对他们的统治者没有太多的反感。然而，怀特菲尔德穿越殖民地的脚步停下之后没有多少年，战争就爆发了，并且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席卷了整个北美殖民地。这场战争将创造一个几乎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崭新国家。